创业非常艰难，曾经一度到了绝境的地步，困难成了家常便饭。“刚开始我们租的是几间民房，吃、住都在那里，研究、开发也在那里，大冬天抱个被子就在地上睡。死亡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我们——技术开发不出来是死，没有钱是死，东西卖不出去也是死！”

但从开始到现在，4个人从来都没有绝望过，大家总是一起努力想办法。“1994年我们的资金极度困难，于是我们去找人家来合资，控制权都交给了别人。后来又分了家，就剩下一点东西，一分钱也没有。镇政府就把镇里所有干部的工资借给我们周转一个月，税务局借给我们五万块钱，国税借给我们十万块钱。都是这样去想办法一点点地渡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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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都有一个磨合的过程，4个人刚开始有过什么冲突吗？徐立华认为没有，他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4个人都是研究生，受过教育，基本的沟通点比较容易找到；再者，4个人的家境都不是很富裕。像他和徐锡广都是农村出来的，家里穷得狠。蒲杰家也是一个小城市里面的。隋波父亲是宁波电信局的，也算不上什么富商和大官。如果从小生活很优越的话，他不一定愿意来吃这个苦。

通常的看法是，一个人的学历越高，可能想法更多，更难得统一；而且越是比较贫困，对钱的欲望可能越强烈。徐立华解释道：“对钱的欲望更加强烈，就更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啊！虽然穷，但是我们受过教育，所以要自己来创造。家里都没有什么背景，不可能靠老爸安排很好的生意让他去做，这决定了这些人要靠自己去奋斗。当时我们刚走出学校，自然想到的是要合伙来奋斗。这个是很自然的，由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决定。我们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公司，你想刚开始有什么东西可扯的呢？我们觉得，每一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只有4个人搞到一起，才有可能搞一点事。我们觉得自己的本事都不够，联合起来都不一定干得过人家。”

徐立华“检讨”，自己最大的缺点主要是脾气不好，很暴躁、经常发火，给人感觉好像涵养不够。“我往往以为，我是真心对你的，就不需要搞那些礼仪啊、沟通啊之类的东西。像人家逢年过节或者别人老婆住院什么的，知道买一个小礼物去看望一下，但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做。”

这么多年，徐立华觉得自己做得最失败的一件事，就是处理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我很多同学一听我在搞公司，都愿意到我这里来，但来了后却始终搞不好。怎么搞不好？因为他们觉得是徐立华在做老板，我是你同学，你什么都要照顾我一点原来在大学那么好，我到你这儿来，就应该你有我就有。但是实际上已经不行了，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公司了，必须按照规则来办事情……我在这些事情上是非常注意的，越是亲戚、同学，我越是更严。如果你明显地比别人强，那我用你没有问题；但是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不用你，因为我用了，人家会说我是照顾关系。闹到最后，在大学里和中学里一些原来关系很好的同学，最后都得罪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最后很不高兴地像仇人一样地走掉了。我处理得比较失败。”

“我们送过哪个领导一分钱？”

徐立华之所以当初会选择到宁波奉化这个小地方来创业，主要是缘于技术入股这个问题。一般以技术入股占20％，最多也就30％，但奉化政府承诺，只要你们过来，我们51%、你们49%，钱都由我们来投。这个对他们的吸引力比较大。

“当时我们来奉化的时候，虽然没有带钱来，但是一下子这么多人才进来，这在奉化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奉化从来没有同时进来这么多研究生的。同时，奉化的传统产业主要是服装，我们搞的是高科技企业，在它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因为这个原因，徐立华他们与当地政府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次有困难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会出来帮他们一把，甚至有一次镇政府的干部把自己的工资都拿出来借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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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信任的基础，缘于他们知道徐立华是在真正地创业。“现在很多从海外归来的所谓‘创业者’，有很多人也找我谈过，我一看他们就不是真正地创业！前两天还有一个博士在跟我谈，他说我回来，你给我投500万美金，给我一年3万美金的年薪，然后还要技术入股占40％……你想想，这是真创业吗？是假创业！钱是我出的，他的工资也已经拿走了，最后这个企业失败或者是亏损了，他一点风险也没有。我们的创业不！刚开始时，我们几个创业者在企业每个月只拿800块的生活费，其他一分都不拿。我们引进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拿到3000、4000。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花钱的，买设备、投广告，都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成功，我们的风险更大。”

徐立华至今还有一本账本，里面记录着当初的借款情况：国税所借10万，地税所借5万……镇里的干部砸锅卖铁地陪徐立华做这个事情了，如果万一失败了，徐立华如何向他们交代？徐立华坚持，最后就是把设备卖了，也不能失信于人。

遇到一些大的问题，据说连宁波市的市长都会亲自为他们“出马”，召开协调会解决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他们有这个意识。波导是奉化唯一的高新技术企业，它对改变奉化的产业结构、对改变奉化的人才结构，都有巨大的影响。只要一说波导，不管是在镇里面，还是在奉化、在宁波，政府都是全力以赴支持的。”

企业家和政府相处的关系很微妙，中国有很多企业家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最后把自己给“处”进去了。徐立华却很明白这个度：“其实很多人不明白，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根本不把这句话当一回事。有的只看到了计划经济几个字，有的只看到市场经济几个字，其实它们是完全不能脱离的一个整体。做企业你首先对这个搞明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搞企业或者其他东西也好，都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否则我们就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这个前提你明白了，就好办了。政府支持我们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了肯定也要为地方政府做贡献，这个是自然的。”

但徐立华认为自己恰恰是走不了“上层路线”的人，因为他的政府关系不过是和镇政府、乡政府的关系，到省里就没有关系了。有时候，企业做得这么大了，可能会有更高层的领导主动找上门来，徐立华却不太“领情”：“他找我来干什么呢？他不过是来视察罢了，我们向他汇报工作。也许他从头到尾就来了这么一次，我就和他有关系啦？这种关系是领导视察企业的关系，是关心企业、支持企业发展的关系。”

但徐立华认为自己也不是“怕”政府和高官、不是刻意和政府在保持距离。“怕什么呢？那一定是有猫腻！你没有猫腻你为什么要怕？除非是向领导行贿了。我是欢迎一些领导们来，他来是来支持我们企业发展的。但是要我去给他送钱，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宁波十几年了，你去查查，我们给哪个领导送过一分钱？”

“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呢！”

细究波导每次的股权结构变动，会发现徐立华都会留一点点空间，比如刚和奉化大桥镇合作时，徐立华会比他们少1％；后来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合并时，徐立华又比他们少0.75％，有人把这个理解为徐立华心目中的一个安全距离。徐立华也认为，这种股份结构是安全的：“不管是国企也好，还是私企也好，我们始终认为一股独大不是好事情，必然带来决策的独断专行，必然带来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股权时，也故意设计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比如在宁波科技集团公司，我只占36％，他们三个人加起来比我多。当他们三个人反对的时候，我的意见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只要说服其中的一两个人，就可以做决策。后来我们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进行合并的时候，虽然整个国有股份占51％，但是我们不允许它一家占51%。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不能破的。两个力量需要制衡，如果差距太远，我们要团结起很多其他的小股东，会很累。但是如果我们跟它的距离很近，就只要说服一两个小股东，就可以否定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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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华介绍，任何一方如果要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就必须开会决定。如果要做对这个股份公司不利的事情，那么另外的大股东肯定是不同意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要改变股权结构，不是说你原来一家国有企业刚刚上市了，有了几个小股东你就是往现代企业转变了。实际上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占到70％，结果根本不起作用，所有小股东团结起来根本不能否定你的任何决定。如果我想朝着有利于我这个股东利益发展，那么另外一个股东肯定不行；如果他要朝着他的利益方向发展，那我肯定也不会同意。最后大家同意在哪一点呢？就是统一到怎么有利于我们这个公司的利益上来了。”

徐立华坦言自己经常说话不算数，因为很多事要通过董事会、通过股东大会，“这恰恰是制度的好处。如果老是你一个说了算，那就坏了。”

外界一直盛传，波导和普天集团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和的状态，徐立华谈话中无意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普天集团控股宁波电信集团，而宁波电信集团是我们的第一大股东。它只是在电子信息集团的股东大会上，或者是说在电子信息集团董事会上起作用。在我们这里股东是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我们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只能作为一个股东来发表意见。何况它只占33.75％，它只能说33.75％的话。”

如果想多说话怎么办？徐立华很直接：“可以啊！想多说话就拿股权来啊！拿钱来啊！要看他拿多少钱来，把我的股权买走啊！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哩！”

普天集团的整个整合战略，看来在波导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它整合是没有错，是在整合啊！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一切是由股权来说话的。比如说它要我做普天的广告，但我上市公司如果为大股东做广告，就叫关联交易！知道吧？这个是证监会严厉禁止的！如果你要做广告，行，你拿钱来，我帮你做！如果你不拿钱来，我帮你做广告，就成了关联交易，这个证监委是不允许的。”

同样是通讯企业的东信，最后被整改成了普天东信，徐立华笑道：“改名字可以啊！我们董事会上要同意啊！我不同意改，它就改不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股权。”

“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

对于目前很多富豪纷纷猝死的现象，徐立华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富豪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徐立华觉得自己很不注重个人生活的享受：“企业家不可能有个人生活享受。既然叫企业家了，他就已经越过了物质生活享受的阶段。马斯洛说过，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我相信凡是在中国叫‘家’字号的，他的需求肯定是到追求社会的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个高度了。如果哪个企业家还在追求物质享受，那他肯定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在徐立华眼里，真正的企业家是像倪润峰、储时健这种人：“特别是储时健，那是中国天子号的企业家。中国哪一个企业家超过储时健的？没有！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最厉害的是储时健。红塔山原来有句广告语，叫“山高我为峰”，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们谁能望其项背？没有！储时健是上世纪80年代接手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当时还不如昆明卷烟厂。他是亲自卷着裤脚从种烟叶开始，把玉溪卷烟厂整合成全国第一纳税大户。我们现在有多少企业在为年销售额到一百亿挣扎？但红塔集团每年交税就是上百亿。那是什么概念？像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才做到一百多亿的营业额。这完全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谁能一年给国家交几百个亿的税收啊？谁有这么大本事啊？现在这么多有名的企业，你20年加起来顶不上他红塔山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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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华认为储时健最后没有超越物质享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没有给他基本的物质享受。“他老了，要退休了，今后怎么办？他不知道了！如果我们从他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税收里稍微拿出一点来奖励他，哪怕是百分之一？哪怕是千分之一？他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他上交国家利税可能上千亿了，你拿一个亿给他，他还想什么？他什么也不会想了！”

曾经有媒体报道，在国内另外一家著名的手机企业里，已经出现了某种个人崇拜的倾向，在自己的企业内刊上，对领导人冠以“圣贤之人”、“商界教父”之类的字眼；去下面分公司视察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全分公司的人出城30里迎接，等了3个多小时，见到他时一齐高呼“某某老总万岁！泰山、黄河向你致敬！”……徐立华也称，自己的企业也曾出现过这种苗头：“但是没有喊‘万岁’的！去年我也去山东分公司，他们为了欢迎我，就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