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

发动机、采矿机及法国舂砂机开采黄金洞金矿。这之外，陈宝箴主持或支持采用西方近代开采技术的还有宁乡煤矿、水口铅锡矿、板溪锑矿等。总之，在他的推动下，可以说，湖南的矿业实现了由传统矿井向近代矿山的转变。谭嗣同曾以“矿务之说，自我公始发其端”称说陈宝箴，即此来看，良有以也。

其次是设立近代工厂。甲午战前，湖南没有一家近代工厂，陈宝箴到任后，积极推动，不断与诸绅商议，官绅的共同努力终于换来了湖南工业化的艰难起步，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公司、化学制造公司等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长沙近代工业中，火柴工业起步较早。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长沙地区遭受严重旱灾，陈宝箴拨工赈银1万两，委长沙士绅张祖同（字雨珊，长沙人，同治壬戌举人，有《湘雨楼诗钞》）为总办，刘国泰、杨巩为帮办，筹办火柴厂，实行以工代赈。次年，三位士绅又筹集资金12 000两，另招商股8 000两成立了“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厂址设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名之“洋火局”。火柴旧时称“洋火”，久而久之，这里便以“洋火局”为地名。就是今天的工农街32号。公司有工人1 000余人，年产火柴1万箱左右，每箱售价银12两8钱，除销本省外，还销滇、黔诸省。产品分红头火柴和黑头火柴。火柴盒发包给厂外附近的人制作。火柴梗，盒片或从外购，或自行设厂制造，分别在安化、益阳、桂阳等地设分厂，采购制作木料，公司附近贫民赖此为生者达数千人。（1906年长沙发大水灾、公司被水淹没，损失惨重，扩股复业，浙商应募入股，占总股本的50%，至此成为湘浙两省商人合办企业。1914年停业。1922年恢复生产。1929年因股东发生纠纷，宣布倒闭。）

1896年，陈宝箴与长沙、善化诸绅商议设机器制造公司，他“面属先谦等出而任事，复使熊希龄要约，期以必成”。后来就成立了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该公司从上海购置机器，招聘技工，主要制造制辫机，还拟生产电气灯、东洋车、银元、纺织、榨油等等，公司生产的制辫机较旧式工具效率提高了十几倍。

值得一书的是该公司创立发电厂之事。1897年，宝善成从上海买了一套发电设备，而后在长沙巡抚衙门附近开设了一个小规模电厂，装机以后试行发电，还为附近的学堂、报馆和沿街商店架设了电线。尽管由于迷信特别是曾发生过一次漏电失火，起初人们从心理上不是很乐意接受，但中世纪的蒙昧心态终究抵不住先进工业文明的强大效能和舒适方便的诱惑，兼之陈宝箴、谭嗣同等湘乡达者的积极提倡，人们的顾虑不久即如冰释，电灯用户迅速增加至400盏。后来，公司又增开了一个发电厂，与前者一块总共供应开灯800盏。事实上，当时挂号定灯的用户不下于2 000盏，可见这一革新成就还是有部分百姓买账的。毫无疑问，虽然由于条件限制，陈宝箴的新政仅仅是让湘乡大地依然故我的万点“烛”光中分离化转出了千家“灯”火，但它丝毫无损于这一举动及相关行径在湖南历史上的革命性意义。湖南有电了，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工矿企业以外，发展电讯、改进交通是陈宝箴新政的又一大宗。这主要包括三件事情。

架设湘省电线。湘省酝酿架设电线，始于1890年，张之洞饬令在湘省树杆架线，但由于湖南绅民的群起反对，工程不得不暂缓下来。陈宝箴主湘后，尽力开通湖南风气，慢慢地“湘省绅民咸知电线之便”，这样电线安设才又被提上日程，前已部分述及，不过涉及的是照明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是电讯事业。1896年张之洞与陈宝箴商议，架设湘鄂两省间电线。1897年5月，湘电完工，湖南电报局开始正式发报，便利了百姓生活，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包括商务事宜在内的湖南经济的发展。

创办小轮公司。新式航运是近代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轮船业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需要。1895年冬，王先谦等筹议设立轮船公司，不久即向陈宝箴递呈请开办内河小轮船禀稿。陈宝箴很快批准其立案，后来张之洞也批准湘省行轮。1897年7月，“鄂湘善后轮船局”成立，这标志着湘省航运业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倡议粤汉铁路道经湖南。修筑铁路在陈宝箴抚湘以前的晚清社会已经倒腾了几十年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迷信思想作祟，真正像样的铁路迟迟未见动工。后来，张之洞力奏请修，清政府终于同意开工修筑北起京郊芦沟桥南至湖北汉口的芦汉铁路。陈宝箴很早就对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有其认识，所以面对芦汉铁路的修筑，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其对于一省发展的重大意义，因派熊希龄与张之洞以及主持修建铁路的盛宣怀交涉，要求铁路“折而入湘”。令人欣慰的是，能言善辩的熊希龄还真的说服了张盛二人。1898年初，清廷终于批准铁路取道湘乡。

如上以外，陈宝箴的新政措施还包括设立水利公司，推行新法养蚕，设立机器制茶公司等等。

就陈寅恪家族的发展史来说，陈宝箴抚湘的此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辉煌的顶点，虽无开疆拓土的丰功，却有指点江山革故鼎新的伟绩。前此平实素雅的湘乡风光，开始被雄才大略的陈宝箴，抹抹点点地弄出许多新鲜的美丽颜色。那段岁月是瑰丽而又美好的，显而易见，陈宝箴的心里藏了一个美丽的梦，他渴望着在华夏故国的水乡江南开垦出一个近世文明的庄园。

愿望自然是好的，可要在宗法体制自然经济的中国成功建构一省范围的近世文明，做起来又是谈何容易。即便，在人们的眼前似乎已经有迷人的花儿出现。

历史又一次无情地证明：很多时候，很多的美好的事物可能到头来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且或者就包括“当下”进行得红红火火的陈宝箴新政。

后来的我们已经知道，这绝不是信口瞎猜和危言耸听。尽管，罪责不在湖南，并不是因为当地的新政有什么不可饶恕的出格举动。如果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倒要说是康有为鼓捣的变法维新浇灭了湖南省正在起劲燃烧着的新政灶膛。

从戊戌（1898）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进行了百日的维新。然而如雨下发的诏书，除了已有基础的湖南外，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涟漪，更令人痛心的是变法很快便因为帝后党争而归于失败。史家说得明白：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西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漏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1

新政完全打消了，自然也逃不了湖南，这还不打紧；参与变法新政的人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而这里面就包括陈宝箴，这才是最要命的。近世中国思想文化史学者刘梦溪对陈宝箴的死有专门考证。2

事情发生的顺序是这样的：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刘氏分析，戊戌披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谭嗣同是倡导湖南新政的先进，而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与陈氏父子的关系不比寻常。“滥保匪人”、“招引奸邪”云云，征实有据，确非虚言。同时革职的有义宁之湘政同事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罪名是“庇护奸党，暗通消息”；还有原湖南按察使、新擢三品卿黄遵宪。对湖南新政的改革设施也毫不容情，责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差别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闻名中外的湖南新政，就这样悲惨地被停止、被裁处、被毁坏了。

陈三立极为沉痛，隔年叙及此事，还有不能己于言者：

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难作，皇太后训政，弹章遂蜂起。会朝廷所诛四章京，而府君所荐杨锐、刘光弟在其列。招坐府君滥保匪人，遂斥废。既去官，言者中伤周内犹不绝。于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寝罢。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荡然俱尽。独矿物已取优利，得不废。保卫局仅立数月，有奇效，市巷尚私延其法，编丁役自卫，然非其初矣。

义宁父子所痛心者，并不是己身的去职丢官，主要是自己改革图强、“营—隅为天下昌”的愿望化为了泡影。

但这个家族更重的悲剧还在后面。

1898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迁往江西老家。一年前逝世的陈宝箴的夫人的灵柩，也一同迁回，全家老幼扶柩而行。不是回江西的修水县竹乡，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第二年筑庐南昌的西山(今新建县境内)，陈宝箴即住西山之岘庐，陈三立陪侍左右，眷属仍住南昌市里。经济状态极端拮据，罢职后以及从湖南返回江西的途中，陈三立大病，第二年又病，险些病死。年底，陈宝箴胞弟之女德龄几乎是反常地痛哭而死。未几，陈宝箴长孙陈师曾之妻范孝嫦亦逝。

戊戌政变对陈氏一家的打击是沉重的。

然而尤其让人不敢置信的是，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南昌西山只住了一年多时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间，陈宝箴便突然逝世了。陈三立的记载是：“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

据考证，真实的情况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二十六日，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从刘氏的爬梳来看：1900年2月，下令铲平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墓；同月，悬赏十万两，缉拿康梁；呈验尸身，也一体给赏；愿得官阶者，予破格之赏；同月，编修陈鼎因所注《校邠庐抗议》“多主逆说”，命严拿监禁；同月，以“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罪，严拿监禁。7月，慈禧下令，将已遣戍新疆的张荫桓就地正法；同月，杀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同月，处死率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8月，杀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同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抢掠烧杀，两宫出奔；同月，杀珍妃，推入井中。

显然，那是一个经过激烈的政权争夺后获胜方尽情享受胜利果实的肃杀岁月。

陈宝箴之后，陈家再也没有涉足过宦海和官场。临死之时，心寒如冰的他曾留下这样的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这让我们想起戎马半生的曾国藩对子辈的劝诫：“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1客观来说，早年入幕曾府的陈宝箴与这位长自己二十岁的晚清重臣确有些相似，比如曾国藩强调立志和有恒，认为“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2，“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3；陈宝箴同样看中立志，曾在南学会开学典礼上作《论为学必先立志》的演说，为寅恪兄隆恪书扇示训，亦言“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4云云。

然而陈宝箴是不幸的，即使后来人，包括我们，到今天还在对其一手缔造的湖南新政津津乐道。

陈宝箴死了，陈寅恪家族事功上的辉煌年代就这么结束了。

这一年，陈寅恪十一岁。依一般的逻辑，近两年来家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会不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留下些微的印记。

三、诗人陈散原与陈寅恪的童年(1)

自然，对此感受最深的应该是陈寅恪之父，陈宝箴的长子陈三立。

陈三立字伯严，一字敬原。他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也就是其父升任浙江按察使的同一年，与年轻时的父亲一样，陈三立参加了乡试。答卷时，因为深恶“八股文”，所以不羁的他根本就没按规定来，而是用上了自己平素擅长的古散文体。理所当然地一个后果就是考官阅卷时压根就没理他答的内容，考卷被摈弃了。不过，命运对陈三立还是相当地眷顾。当时任主考官的陈宝琛翻检落第考生的答卷时，碰巧看到了陈三立才华横溢的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