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会，推选新院长。时当局欲以顾孟余继之，陈寅恪则荐胡适或李四光。在香港大学，陈寅恪曾经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而已，竟能绵延两月，足见广博。1940年8月4日，许地山在港逝世，陈寅恪悲痛万分，并为其做了挽词，之后继为中文系主任。8月21日，许地山的追悼会在香港的孔圣堂召开。其后，陈寅恪发表了《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对许先生的学术作了极高的评价，同时通过文章也能深刻查知陈寅恪虚怀若谷的精神。

在梁羽生的《联趣》剪报之中，还找到了一副陈寅恪挽许地山联，联云：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离乱相依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这首陈寅恪挽许地山联，是由金应熙提供的，陈寅恪和许地山，同是金应熙在香港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上联的“萧寺属文”，据说是许地山喜欢于寺院避静，看书为文。常去的地方，包括青山和大屿山的寺院。下联则是陈寅恪自述抗战时候，在香港和许地山的一段交谊。1939年，陈寅恪和妻女到了香港，得到许地山招待。陈氏本来要往西南联大教书的，但是因为唐筼当时正患心脏病，因此他只好单身前往昆明，把“娇女”和“病妻”托许地山照料，寄寓许家。到了1941年春，陈寅恪应牛津大学之聘，再到香港，准备转赴英伦，却因战火而滞留香港。陈寅恪遂于港大讲学，而在这年8月许地山与世长辞，故陈氏有“年时回忆倍伤神”之叹。1

至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3日离成都飞赴英国治眼疾为止，陈寅恪在成都生活1年零9个月。虽说是首次客居成都，陈寅恪其实对成都早就心向往之。在半年多前动身之际，陈先生曾致信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当教授的友人闻宥，信中说：“弟久有游蜀之愿，今幸得遂。”陈寅恪渴望游蜀，一是倾心于为历代名家现之笔下的险峻雄奇，却又秀色可餐的蜀中山水，二是其视巴蜀为藏龙卧虎之地，不可等闲视之。早在1940年，陈寅恪第一次入川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时，就有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陈寅恪自称“平生畏蜀游”，学界、坊间均作两种解释：一为李白诗中“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关山阻隔，旅途艰险，行不易，所以“畏蜀游”；二是认为巴蜀之地，历来藏龙卧虎，多异士奇人，陈寅恪虚怀若谷，自叹“畏蜀游”也。

陈寅恪到成都之时，其右眼已坏，成半盲翁。因此，在成都期间，除上课讲学，平时不轻易出门，交往不多。蜀中学人，大多仰慕陈先生人品文品，但碍其病体及个性，实际交往的人并不多。然而，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曾经四方搜求四川学者刘咸炘的学著《推十书》一读，并认为从未谋面的刘咸炘，是蜀中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学者。刘咸炘倒是真算得上蜀中学界一位奇人，早年师从什么人，已不可考，但深研国学的功夫却十分了得，30多岁即成就被陈寅恪推崇万分的煌煌巨著《推十书》。然而，仅38岁，即归道山，不再问学。

陈寅恪在成都与耆儒林山腴的拜望相交也是一段佳话。林山公，是当年与蜀中才子赵熙齐名的前清名士，在成都学者中德高望重。在北京，陈寅恪的父亲诗人陈三立，以及陈石遗等一批京城名士结社唱酬时，林山腴就是其中与其很相知投情的一位。这些往事，陈寅恪都听父亲讲起过，早年也读过不少林山公的诗文，对其道德文章，深有了解。如今客居成都，林山公就成了刘咸炘《推十书》之外，第二个真心佩服，欲探访面谒的对象。

那天，前往坐落在爵版街的林宅“清寂堂”拜访，陈寅恪是乘坐友人郭祝崧的私车去的，同行者还有后来作了川师大教授的王仲镛。陈寅恪见到林山腴，即以晚辈身份，行磕头大礼（其时，林周围弟子晚辈，已时兴行鞠躬礼），并当众以亲书的一幅对联相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使贤士皆与之游。”真心表达了自己对林山公的仰慕之情。不过，对此时陈寅恪在学界的地位与分量，林山公还是略知一二，不敢以长辈自居，连连摇头说：“这太过誉，我是不敢当。”坚辞不受。此后，陈寅恪与林山公，亦多有交往，算是其客居成都一年多往来较密的一位川籍学者。陈寅恪双眼失明后，心境颇差，知林山公精书法，遂集古人诗句为联：“今日不为明日计，他生未卜此生休。”请林山公书写，以发心郁。明达事理的林山公知情后，再次婉拒，并开导劝慰说：“君有千秋之业，何得言此生休耶？”陈寅恪闻言，顿觉醒悟，心内对林山公更敬之佩之。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林山腴这番警言，一直是陈寅恪信念支撑的动力之一。

陈寅恪与周一良结缘，始自1935年。这一年，周一良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继续留在燕京当研究生，并开始与劳干等人跑到清华大学去“偷听”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课。在陈寅恪课堂上，周一良收获丰富，“眼前放一异彩”，并下定决心，要走陈寅恪的道路。翌年，得到陈寅恪的推荐，周一良获聘到南京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成为史语所这方集众多学者的研究团队的一员。

1942年，时值战火连天，流寓桂林的陈寅恪，生活困顿，在广西大学教书，“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每个月的生活花费却“在两千以上”，还得自己“亲屑琐之务，扫地焚（蚊）香”，对他来讲，这确实是段诚不可奢泰的日子。然而，陈寅恪还是尽可能地在这般“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努力工作。1942年9月9日，他为刚完稿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写下了一篇附记，回忆起当年研读南北朝史籍的情况，特别提及了与他极为欣赏的周一良通信讨论南朝疆域内的民族问题，“从容闲暇，析疑论学”，真是乐趣无穷。

周一良并没有辜负自己得到的这份珍贵的机缘，问学于世界，自此开一新境。到了史语所之后，他便沉潜在魏晋六朝的史籍里。他先从《宋书》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用朱笔点读这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史书。1937年，周一良回北平结婚。不料，卢沟桥的枪响，暂时切断了他与史语所的关系。几经周折，战争期间，周一良竟得到远赴北美哈佛大学留学的机会，更无重返史语所工作的可能了。然而，他在史语所工作一年打下了学术基础。而陈寅恪、赵元任等对周一良的评价，清楚表明了他们对“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欣悦。

抗战时期，陈寅恪身肩国耻家仇开始了辗转艰辛颠沛流离的逃难过程，生活的艰困、身体因不堪劳顿而不断加重的目疾却没有阻挡住寅恪为人治学育人的理想之路，反而在任何风浪中，都坚定地一步步走了过来。烽火岁月里，在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这些美丽的大学校园内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奔波八年，陈寅恪却一刻未忘记自己“教书匠”的本职，在为人师的角色中，他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他找到了知识传承的年轻的力量。由此，从他的课堂中走出了无数人才，他们在陈寅恪先生的启蒙和引导中，渐渐开辟出了自己的领域，并将老师的学问和精神不断地发扬光大。桃李满天下的寅恪，最终收获了艰难困苦中的最大安慰。

伴随着目疾的不断加重，陈寅恪这个时期依然不曾放下手中的书本。在授课之余，仍然孜孜不倦地游历在研究学问的快乐之中，这样的日子，尽管生活艰辛，但是陈寅恪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恒心和毅力下，在为学术而生存精神的支撑下，写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和极具独到见解的作品，这些精深新颖的著述，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陈寅恪在万千苦难之中，磨炼出金，这些作品饱含辛酸的付出，读来，怎能不为之感动和惊叹。

忧心国事，关心时局，心怀一颗忠诚之心，在重金和高官面前，陈寅恪选择了忠于祖国，选择了忠于华夏文化。于是，毅然离开沦陷的北平，南下逃难；香港失陷，“正气狂吞贼”，排开风浪，抵达桂林，在广西大学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

目疾转重，1945年万里赴英求医却未治好，双目的失明给陈寅恪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借诗言表，陈寅恪内心的凄凉和失望在这期间的诗里明显可察。在亲情友情的宽慰中，面对现实的陈寅恪，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1946年10月，饱经沧桑的陈寅恪再次回到清华园。

第五章 京华短章

一、再回清华园(1)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递交投降书。陈寅恪闻讯，庆幸之情自不待言，这一时期他作了好几首诗来表达他的兴奋之情。在《连日庆贺胜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婴美延亦病相对成一绝》中，他以“大酺三日乐无穷”形容他的喜悦之情。但是，与傅斯年持酒上街，痛饮欢呼“国家出头了！”的欣喜若狂不同，陈寅恪的心情要复杂得多。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中，他表露了他的喜忧参半的心情：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哀。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陈寅恪的这种感慨在当时举国欢庆的形势下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是联想当时中国的时局，特别是其自身的经历，又会发现他诗中的百般滋味实在是事出有因。人们不应忘记，抗战开始的那一年，作为近代同光体重要代表人物的陈三立（陈散原）老人，目击时艰，忧心如焚，不堪屈辱绝食而死的壮烈举止，诗中“家祭难忘北定诗”的话显然说明在听闻日本乞降的那一刻陈寅恪又想起了含辛茹苦抚养自己成人的老父，陈寅恪在诗文中自注“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云，是为显证。

回首过去的百年中国历史，是百年的屈辱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国外列强的日渐侵入，中国一步步陷入深渊。单就中日两国而言，1895年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李鸿章被迫于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日本势力开始大肆渗入；而今日本引火自焚，屈膝投降，自然是大快人心。陈寅恪有诗《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曰：“梦里匆匆两乙年，竟看东海变桑田。燃萁煮豆萁先烬，纵火焚林火自延。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又有《春帆楼》曰：“取快恩仇诚太浅，指言果报亦茫然。当年仪叟伤心处，依旧风光海接天。”前一首诗的两乙年，一者指马关条约签订的乙未年，一者指而今日本投降的乙酉年；后一首诗中的仪叟是李鸿章。当年李鸿章无奈的签订马关条约，返国后一病不起，呕血数升，伤心且死，而今旧地依然，伤心不再，海天相接的无限风光里镶嵌着的是中华民族百年抗争扬眉吐气的豪情和快意。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宣告着日本势力退出中国，并不表示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1945年初，美英两国为诱使苏联在亚洲协助美英打击日本，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签订了秘密协议，即《雅尔达密约》，允许苏联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并默许外蒙古独立。而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也于1945年8月14日同意战后外蒙古是否独立由其选民自决，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默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势力退出了中国，而苏联乘机又将其势力渗入中国，中国此时的形势与抗战时期又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此外，不仅外患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改变，国家内部也开始酝酿着分裂的迹象。战时，国共两党基于全面抗战的需要，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战争结束之后，内战的乌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内忧外患，依然压抑着始终忧国忧民的陈寅恪。再者，1945年春，陈寅恪双目失明，虽然经多方诊治，仍不能恢复，这使他伤心不已。抗战结束，他欣喜之余，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庆祝胜利的盛况，对时局和自己的治学前景甚为感慨1。这期间，他赋诗数首，表达他的忧虑和感慨，其中《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写道：“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又有《玄菟》：“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兴从此又秋阴。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这两首伤时的作品，道不尽他对国家民族深深的忧虑之情。这显示出他对胜利之后的中国局势仍不明朗的预感，这种预感源于他的理性。他虽然“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国家政局前途不关注。他做学问坚持的“独立之思想，自有之精神”同样可以应用到他的处事原则上，不为他人的言语所动，不为时局的得失左右。

陈寅恪到达南京时，他的妻女已经从成都飞抵南京，陈寅恪住俞大维官邸。就在陈寅恪流寓南京的短暂时间内，命运让两条原本长年平行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