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相似提示我们，对于朋辈降志改宗的辱节行为他一直都深以为憾。

《甲辰四月》以外，陈寅恪还为蒋教授写了一篇《赠蒋秉南序》：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

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时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夕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余英时教授以为，该文堪与早年的静安先生碑铭对看，足以见出陈寅恪的心志所在，所言甚是。故全文抄录如上。

整体来说，1964年的陈寅恪过得比较快乐，这些在诗文中有明确的反映。

这一年，写了十年的《钱柳姻缘》一书正式完成，对于期间给了自己巨大支持的黄萱，陈寅恪请唐筼代笔写下了这样的鉴定文字：“勤力无间始终不懈”，“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能独立自找材料，并能贡献意见修改著作缺点，尤为难得”云云。应该来讲，没有黄萱以及其他一些友朋学生的协助，陈寅恪要想凭失明的病体完成煌煌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尽管创作的过程无限艰辛，陈寅恪和他的助手还是挺了过来，终于完成了一部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引起无数争议的巨著，该书精密严实发人之覆的考证，溶己于史的创作思路，特别是陈寅恪在钱柳姻缘上的那种看来好像是有些太过浪费的长时段的倾情投入，都让后来的学者们不禁为之侧目、为之抻舌，为之费心猜测。

这样的时候，快乐总是难免的。而这份快乐首先地自然是属于以残废之躯经年跋涉的陈寅恪。这一年里他写下的不少诗作中流露出的达观心态和乐观情绪，一定意义上都是大作告成后奇志稍慰的泰适心境的外显。

第七章 岁月的尽头

一、岁月的尽头(1)

就在写下真正的《稿竟说偈》的那个夏天，农历的五月十七日，陈寅恪度过了自己的第七十五个生日。他在诗里说到：“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一局棋秤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尽管时人在梳理所谓南学的时候，骄傲而又自信地把陈寅恪算在里面，但从“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一句来看，当事者自己不见得这样看，更不见得会乐于承认。越鸟就是孔雀1，越鸟南枝，就是孔雀南飞，指的是自己1949以后无奈地流寓广州的事实；“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一句的铺叙，更说明十五六年以后了，陈寅恪仍有一种浓烈的流人之感，这种感觉时时地漫过他苍老的心灵，提醒他早先的陈寅恪并不属于这里。“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和“唾壶敲碎独悲歌”共同告诉我们，此时的寅恪虽然自知老朽，但内心深处仍是有着极大的不甘：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多……然而以现在的残废之身来看，恐怕是很难了！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雄辞而今我也只能独吟作悲歌了2！

七十五岁的老人面对上苍的捉弄，在膑足以后的第二个年头里已经只能作无奈的悲叹了。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一年陈寅恪的生命里依旧不乏动人的快乐穿梭。对于只能躺着的他来说，热天下场雨就是莫大的快乐。那年立秋前几天天热得厉害，把陈寅恪给蒸得晕晕的，所谓“周遭炉火铁山围，病体能支意转迷”，就在他快受不了的时候，老天爷突然地给堕了场阵雨下来，把老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有《立秋前数日有阵雨炎暑稍解喜赋一诗》为证）。好友冼玉清自香港归国就医，此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陈寅恪也替老朋友感到高兴，马上作双绝相赠：“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年来身世两茫茫，衣狗浮云变白苍。醉饿为乡非上策，我今欲以病为乡”（《病中喜闻玉清教授归国就医口占二绝赠之》）。陈寅恪一边祝福冼玉清回国后经治疗能早日康复，一边劝其该吃吃该喝喝，别委屈了自己的身体，还打趣地说自己都打算在病中安家了，这有什么呀！景显于诗，情隐乎辞，让人感动更让人欣慰。它至少向我们说明当时寅恪的心态还是相当地不错。

可是，生活并不总是一条平缓的河，生命也并非总会有不断延续的快乐。

风暴已经在悄悄的酝酿，建国以后运动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已能听得见焦躁的尘土在起起扬扬。

就在陈寅恪为冼玉清回国治病高兴地赋诗相赠前五天，1964年的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强调这些人是斗争对象和革命对象。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中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这之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十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如此的讲话事实上已经向人们清楚地昭示了一个动乱岁月的行将到来。

上述讲话以后一月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紧接着，12月份，烈火又烧向了马列主义理论修养颇为深厚的翦伯赞，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批评前者的历史主义，称其是“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戴上帽子的翦最终没能挨过“文革”，被折磨致死。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陈寅恪显然都是较翦更大个的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虽然此前的种种运动对他的冲击都相当有限，但当新的烽火燃起的时候，陈寅恪还能否延续这种幸运呢？对所有人来说，包括他自己，显然在1964、1965年这还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号。

不过同尚多欢乐的1964年相比，1965年陈寅恪的生命里明显地多出了一些哀婉悲伤的气息和节律。两者的不同在年除夕那天已然隐现。去年春节的时候，唐筼买回几株花，心情不错的陈寅恪推测着甲辰年应该收成不错；今年的春节唐筼又买回两珠，一株水仙，一株腊梅，陈寅恪的心情应该也不错（毕竟是除夕），可是“一不小心”过节的时候碰上了风雨。尽管寅恪说“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除夕前夕买腊梅水仙各一株除夕忽有风雨口占一绝》），但除夕里“忽有风雨”总不是什么好事。

情况确实如此，这一天的东南区一号全家都是病号。此情此景，陈寅恪又怎么能心无罣碍地完全高兴起来。七天以后的人日，“强欲排愁送佳节，又传烽火照龙编”（《乙巳人日作七律》）的句子说明春节以来的一周时间内陈寅恪的心情一直都不怎么好。龙编是古地名，汉代时置龙编县，属交趾郡，东汉至南北朝曾为交州及交趾治所。“烽火照龙编”显然说的是越战的事。美国鬼子要灭越共政权，终极方向瞄着中国，这让本来就已经愁气绕身的陈寅恪更添了几分忧思。大约又过了一周，元霄节前两天，又一道不好的讯息传来，曾昭燏死了。两年前的1963年初，时任南京博物院长的曾还探访过病中的陈寅恪，向后者谈到说要购买海外新印的《李秀成供状》什么的，用陈寅恪的话说他们是“论交三世旧通家”。不言而喻，旧友的亡讯更加重了陈寅恪的愁闷心绪，两天以后的元宵佳节，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作：

乙巳元夕次东坡韵

断续东风冷暖天，花枝憔悴减春妍。月明乌鹊难栖树，潮起鱼龙欲撼船。

直觉此身临末日，已忘今夕是何年。姮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

诗中的凄寒与肃杀之气，固然和旧友的亡故有关，但我们还是要说从陈寅恪的一生来说，这绝对是一首有着重要标志意义的诗作。因为对暮年的陈寅恪来说，这一次身临末日的直觉，非常不幸，一点都没错。

感伤的情绪一直在延续。1964年让人怀念的快乐春季，今年一下子苍老得布满了凄苦。4月初的一天夜里，一场不期而至的夜半风雨打乱了学校里杜鹃花盛开的舞姿，无数的花朵一夜间零落成泥，这让敏感的陈寅恪很觉得惋惜，作诗感叹“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遥夜惊心听急雨，今年真负杜鹃红”（《乙巳春夜忽闻风雨声想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为赋一首》），到了清明还感物思己的说什么“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疑似清明日作次东坡韵》）；与去年相比，这实在是个变了味的春季，“醉酒只堪成短梦，闻歌浑不似前声”（《乙巳春尽有感》），忧心忡忡，烦恼种种，喝酒也不过是短短地做个梦就醒，听戏都觉得跟以前不是一个声：不能不承认，地还是那片地，但春天已不是曾经的春天。“赏”雨玩诗的夏日也变了他快乐的模样，七夕时“银汉已成清浅水，金闺方斗死生棋”（《乙巳七夕》），中秋里“此生更剩中秋几，今夕还祈照我圆”（《乙巳中秋作》）的句子就是不可辩驳的明证。

中秋以后不久，10月4日，又一条噩耗传来：近代南学的重要代表冼玉清先生2日下午不幸逝世。一年前还为冼玉清回国而高兴地口占二绝相赠的老人，这一次早已没有了年前的快意和俏皮，而是以凝练的史笔写下了一首沉沉的悼词：“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当10月的北国在萧瑟的秋风中振振身体抖落片片黄叶的时候，绿树红花的南国悄无声息地凋零了一朵心有未甘的“百合”。据说住院期间冼玉清曾托一位晚辈学人完成其尚未稿竟的《冼夫人传》并代为整理其已有的著述，但后者因为自己是“摘帽右派”的缘故最终没敢应允。冼玉清一生未嫁，以学校为家，以育人为乐，以述作为业，然而在生命的尽头处竟找不到一个愿意为自己整理著作以了结大愿的托志之人，我们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人的不幸还是学术的悲哀。

陈寅恪也开始认真的考虑总结自己的人生，好给后世人留一份清明可寻的人生记忆。他开始创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如冼玉清的《冼夫人传》。陈寅恪对黄萱说：“此书将来作为我的自撰年谱。”1工作从慨叹“江淹老去才难尽，杜牧春归意未平”（《乙巳春尽有感》）的1965年暮春时节开始，至次年春天，完成了《弁言》及正文七章内容，分别是：（一）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三）孝钦后最恶清流，（四）吾家与丰润之关系，（五）自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