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还藏有一份淡淡的怅惘。但她还是很认真地坚持说，她真是读过我的诗的，不过都是手稿。

兆正说，他第一次读我的作品其实也是手稿，而且都是些写在粗黄毛边纸上的手稿，字体潦草。二十多年前的中国正经历一个比日瓦戈医生更日瓦戈医生的时代，一个能有那种毅力、执着与胆量来写那些大逆不道的文字的人，这是因为在他灵魂的深处永远存在有一种非呐喊出来不能令他得到平静的声音。他明知有杀身之险，但他还是拗不过那股一定要喷薄出来的欲望。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欲望。兆正说，当时这些诗句就让他读得全身热血涌动，他能感觉到这些文字之间跳动着的脉搏以及其中蕴藏着的一切：激情、愤懑、期盼以及思考……

那个香港之夜，那个香港之午(6)

是的，雨萍说，她也知道这一切……

兆正望着她，你知道这一切，你知道些什么？

雨萍便告诉兆正说，我直到今天还经常会从梦中惊叫着醒来。然后面色苍白，然后大汗淋漓，然后迅速坐起身来，连神色都有些呆板地双手垫在脑后，两眼望着天花板出神，半晌都不动一动。

“他说，他又见到他了。一个真真切切的他，一个活龙活现的他，一个仍然停留在那个年岁上，并没跟随我们这代人老去的他。他，他是他的一个同学。姓谢。那时，他俩同关一间隔离室，后来……”

兆正终于明白了，她是个知道一切的人。

乐队的演奏又换了一曲主题，是根据法国流行作曲家richard的钢琴曲改编而成的弦乐作品。钢琴在高音区一连串的水波样的流动后，提琴的音部便从高把位上飘飘然然地切入进来。酒店宏伟的大堂里漾溢着一种舒适极了的安谧气氛，午后的阳光反射在它高耸的圆拱顶之上，金碧辉煌。戴领结的侍应不时从你身旁猫步而过，不远处的吸烟位上，两个脸色红润的大胡子外国人十分兴奋地谈论着些什么，有一股淡淡的雪茄烟的香味飘荡过来。他说，多么不可思议啊，这是一种生活，而我们那个时代的那种生活也是生活。

现在，兆正正向公路旁的一座半开放式的电话亭走去，金属的话座架在橙黄色的路灯下发出幽幽的反光。他站定，塞进一张计时卡，然后拨出了一个一长串数字的国际长途号码。他想通过电话筒向雨萍讲的第一句话其实也就是这同一句话；他还想问她说，还记得那幅场景吗？十年前的那个下午，在香港君悦酒店的大堂咖啡厅里，海水与天空是那么的蓝，阳光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好。

当然，还有一件事。兆正只是想装得很随便地在电话里向她提一提。他想说，这可能是一个幻觉，也可能不是。他记得有一件毛衣，之上缀满了线结。毛衣是灰色的，恰如那个时代的一切记忆色彩一样。在一片灰朦朦的背景上去辨别一件灰色的毛衣，你说能清晰吗？能不像一个轮廓模糊的幻影吗？

或者，他可以很打趣地向她说，会不会是他写东西写多了，想象联带想象，意象重叠意象，都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的了？

再或者，索性他就来个单刀直入。他说，她在三十年前为他编结的那件毛衣他一直都小心珍藏着。后来搬家，他将毛衣交给了他母亲保管；再后来，母亲去世了，当他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什么都在，就那件毛衣不翼而飞了。是她拿回去了吗？或者她应该知道这件毛衣的下落？

但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在那一次路边电话亭的通话中，他竟然什么也没做。

没有勇气。他害怕故事会是另一个结局。

有一幅相片站立在梳妆矮柜上(1)

有一幅相片站立在梳妆矮柜上，正面对着大床

母女俩差不多要走完半条复兴路了。自从离开麦当劳餐厅的那扇自动玻璃门后，就谁也没同谁正式地说过点什么——除了秀秀的那个突兀的提问之外。

母亲偷睨过了女儿一眼之后，现在轮到女儿偷睨母亲一眼了。她见母亲正在湍急的人流之中寻找什么。她问自己：妈在找谁呢？

她在找他，也在找他。其实连她自己也闹不清，她更希望在人流之中突然发现的是他呢，还是他？——这不一下子，我又不自觉地转换到了我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的立场上来叙述我的故事了？

还是让我再一次地转回去吧。

当然不可能是我。只要湛玉想深一层的话，她就应该知道，我是决不会在此一刻出现在上海的街道上的。因为我现在正在香港。而且再说，秀秀也在她的边上。上次有一回，她与秀秀一同在路上与我相遇，当时，我正在她家的附近盲目溜达，而她与秀秀又恰好在那时出门来买东西。突然见到我时，她情不自禁地站住了（我也同时站住）。她想，她的脸一定也是涨得通红通红的了，举止也会相当异常（因为她见到：当时的我就是那样）。但秀秀就从未对此事说过、问过或暗示过点什么。现在，她实在不愿当着秀秀的面，与我在街上再共同表演一回了。

所以应该说，她要在人群中寻找的人还是兆正。两个小时前，街灯刚放亮的一刻，她是亲眼在露台上望着他向淮海路方向一路走去的，但她仍在希望，他后来还是绕了回来。他会不会此刻正在家的附近这一带徘徊，打算回家来呢？她希望他那样。

这一段时期以来，湛玉就这样地生活着，生活在我与他之间。满足交织着失落，兴奋混合着内疚。她有时怀疑有时肯定，有时犹豫有时又坚定不移；她半真半戏，她似梦似醒；她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了，她也不知道这种日子的终端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

起初，她只是一种浅尝，但想不到后来竟演变成了一种餮饕大食；起初，她只感觉自己是生活在一个矛盾对立面的拉扯之间，后来，渐渐发觉这是一个漩涡的中心，她已有点身不由己了，她正被一寸寸地拉陷进一个深渊中去。她感到一种命运的正在迫近时的挑战，感到一种莫名的英勇感和悲壮感，就如风暴来临前的一只穿行疾飞于低压云层下的海鸥，它“啾啾”的叫声中含着一种疯狂了的欢乐。她对自己说：难道，这就叫不枉过此生吗？

人们常有这样的对梦的体验：上半夜是一场梦，梦里有些人物有些场景也有些情节，纷纷扬扬、断断续续、朦朦胧胧。然后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人声寂然。你从窗帘的缝隙间望见了半瓣白月，你懒懒地翻了个身，想，噢，原来是在做梦呢。随即便有些模模糊糊的感觉了。你努力想保持清醒，想弄明白，究竟此一刻的自己是醒着的呢，还是又入梦乡了？但你很快便发觉，这种状态的保持并不容易，意识以及肉体的极度疲软很快便会令你放弃一切努力，随波逐流，梦河东去。而所谓清醒的另一个实际效应反倒变成了：原来又已经进入了梦乡的思路还自以为是清醒着的，于是，便有了梦与醒在逻辑判断上的犬牙交错。

其实，所谓梦，只是一种氛围，一种自始至终都笼罩着的氛围，正因为有了这种氛围的存在，梦才存在。梦可以没有连贯性，情节可以荒唐，人物可以张冠李戴，颠三倒四，但这种氛围的存在却必须是贯一而且强烈的。然后，你便进入下半夜的那场梦里去了。在这场梦里，又会有些新场景、新人物和新情节的介入；场景更纷扬，人物更朦胧，情节更断续，这是因为上半夜那场梦境的余波其实并没完全散失，它的氛围的残余会很轻易地从梦境本身之编织就十分稀疏的缝隙之间渗透进来，注入到下半夜的那场梦境里来，从而使你一生的上下篇似乎更显得连贯，更合情合理，更像终一了某种内涵的一生。梦，是一部最好的意识流小说。

湛玉觉得，她就是有点像是生活在那样的一场梦里。

比如说，她与我的第一次，一切就有点像是一片有月光的梦境。梦里有溪流有天籁有松林有叹息。然后一切才开始轮廓鲜明起来，而我们却已做完了那事。

我说，这是一场迟到了三十年的缘分呢。而她说，当我将她拥入怀中时，她幻觉，我便是三十年前的他，三十年前的兆正。

她只记得——而于我，却已经有点记忆模糊了——那是我俩重新见面后的第三还是第四次的事了。那晚，我们先是去了一家什么馆子吃的晚饭——不过，肯定不是“皇朝”海鲜馆，“皇朝”是她第一次请我去的地方。那时，我俩还正儿八经的，似乎还有点绅士淑女的拘谨，压藏着一种热中之冷、冷中之热。而那一次，我带她去的是一家专吃海派传菜的菜馆。她发觉，我好像是那里的常客了，一进门，就这边那边地点头微笑一通。漂亮的女招待和领班们都一个个地上前来打招呼，殷勤地替我们俩取衣，挂衣，递毛巾；她们都喊我做“大老板”。

有一幅相片站立在梳妆矮柜上(2)

（很可能，就是那一次记忆的暗示，令她后来在波特曼酒店三十八楼的说笑中脱口而出地唤出了个“大老板”的称呼来。但她至今还是有点弄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能容忍那些女招待一个个地上来这样称呼我，偏偏对她就无法容忍——哪怕仅此一回？）

这是一家布置很有风情的饭馆，不大，但档次相当高；菜价贵，但菜肴的口味很别致。幽暗的双人座上方挂着一幅幅老上海的历史照片。吃完饭，我们走出店来。我提议说先走一程散散步，一方面可以欣赏欣赏今日的上海夜景，另一方面也有助消化。她便立即表示附和，说，这也正是她所想的。我俩走经人民广场的绿化带，天色黝黑黝黑的，路灯在树丛中放射出光亮来。广场上正播放着录音机，一对对中老年男女搂在一块，跳舞。她记得（我好像也有依稀印象），我当时说笑了一句。我说，前二十多，要近三十年了吧，这里是我们常常高举着反美的标语，呼喊着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列队通过主席台的地方；如今，这里成了这副模样，这里是我们这代人的失乐园和复乐园呢。后来，我们又去了茂名路，找了一家咖啡馆消夜。偏偏又是灯光幽暗，装饰深色调的那一类。这一切都令她产生一种强烈的幻觉：十四五年前，她与兆正不也经常在那种棕色护墙板的咖啡馆里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周末之夜的？再之前，宝大西餐厅的那一回，光阴已将记忆的斑点冲洗得影影绰绰的了，好像也是那同一种色调，同一种光线，同一种气息；这是一片时光的背景，在这背景上隐隐约约地移动着一些人影和物体：有莉莉，有白老师，有她，有他，还有……还有一件湖绿色的泡泡纱长裙，它的裙边在半明半暗中飘动。这是她藏在心底的一块恒久的痛疤，几十年了，她从来就不敢去点触它一回。但这一次，她思路的端点怎么又触及到了，这，又意味着什么？

但她已完全记不起那晚我俩是如何回到她家去的一切细节经过了，以及，在我们开始往回走的时候，我向她或她向我都说了些什么或暗示了些什么。她只是靠事后粗略的理智推理才得以判断出来：那晚，兆正肯定不在家住，肯定又是找了个什么借口去哪里开笔会或写东西去了；而那晚，我俩肯定是在外面呆到了很晚才回家的，晚到保姆和女儿都已睡死沉到对一切声响都不可能起反应了之后，我们才蹑手蹑脚地开门，关门；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穿过走道，去到他和她的那间主卧室里，然后再轻轻地关上了房门。但有一条细节她记得特别清晰：当我刚与她在床上开始缠绵时，她突然发现了那幅照片，照片里的世界一片阳光，兆正和她正站在一只石舫的跟前开放着一脸灿烂的笑。照片镶在一方金属质的镜框里，镜框站立在大床对面的梳妆矮台上，直面地望着我们两人。她轻轻地推开我，起身，找来了一条手绢，将照片给遮上了。而她发现，她所干的一切，我都躺在床上一点不漏地观看着。我面带理解的微笑，很有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她一言不发地再回到大床上来，和我继续下去。

其实，就在那一刻之间，湛玉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又有些涣散，所有的注意力忽然都找不到一个聚焦点了。这是因为上半夜那场梦里的兆正的记忆又渗透了进来，替代了下半夜那场梦里的我的缘故。关于这种现象，她记得，我有一次也曾求证于过她。但她告诉我说，这没什么奇怪和可怕的，在梦中，她不也经常会将我与兆正的表情与形象互相颠倒错位吗？就像在这一个晚上的这一刻，当她与秀秀一同回家去的那一路上，她的梦境感突然又变得十分强烈而又逼真；她在人流中焦急搜寻的目标又像是他，也像是我——或者说，现在更令她害怕的倒是反而变成了：千万不要在这里遇到我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她虽然得到了我，但她又无法让自己面对一个万一会失去他的现实；无法失去他就如同无法突然放弃一场已经做了几十年悠远而温馨的梦一样，让她无所适从。她经常会转转绕回到那一场梦的源头去，在那里，她与兆正都是带红领巾的少男或少女。后来，他俩都长大了，长大成了一对恋人，一对谁的一天之中都不能缺少谁的恋人。虽然，兆正下乡去了崇明农场，而她仍留在上海的工矿企业里，但他照例每天都会从农村给她写来一封长信。一天的劳动强度再大，干活再辛苦，或拔秧插秧或三秋抢收或筑堤围田，他都一定会在全寝室的灯都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