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

上海会议之初，胡乔木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4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已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说：我在1月份找了中央几位同志谈经济和工业问题，其中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在武昌，对是否发表1959年粮、棉、煤、钢指标问题，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今年1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毛泽东还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上海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对“大跃进”的高指标要降温的要求，鼓励提出不同意见，使“大跃进”以来居高不下的狂热有了转机。

1959年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针对“大跃进”以来的财经工作出现的问题，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

陈云的这封信，是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的有效纠正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热昏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1959年4月29日和30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1959年钢铁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指标，另一个是争取指标；

第二，1959年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

第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势必要减少一些建设项目，原则上确定，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

总的精神是稳定阵地再前进。

当时的问题，实质上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钢铁的高指标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指标尽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务，但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较大幅度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有沦为“促退派”、“秋后算帐派”的危险。

陈云接受任务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退缩。从5月3日到9日，他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其中1次是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另外5次是分别按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5个专题的汇报，然后集中讨论了1次。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2)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

陈云主张钢材定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即使如此，他还是有保留的。他说，这次对钢铁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对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妥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提出1300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

1959年5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通过落实的钢铁指标以后，陈云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把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作了汇报。

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1959年钢指标降到1300万吨。毛泽东还用略带自我批评和总结教训的口气，对陈云表示了赞赏。他说：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比如，去年12月武昌会议定的2000万吨钢，到了今年1月份，有些同志，以陈云为代表，提出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以改变，人们还想大干一番，要转为上海会议提出的1600万吨好钢的指标不可能，转为现在定的1300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上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1957年降低指标，完全正确。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今后7个月，主要是搞好综合平衡。

紧张的工作，使陈云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钢铁指标调整以后，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1961年。

实际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连一些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弄去回了炉，一些小学生也动员起来到处找废铁，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形势下，拚设备、拚劳力，到年终只是勉强完成了1387万吨钢、897万吨钢材。当时为了保钢铁，花了很大代价，挤了其他部门，造成了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65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当然，这一时期的纠“左”，实际上只是在具体工作上的修修补补，始终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纠“左”也是很不彻底的，效果有限。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股纠“左”的势头，没有能够顺势发展。7月，庐山会议把公开对“大跃进”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随后的大规模党内斗争中，又从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左”的错误的干部群众惨遭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压制了党内不同意见。“大跃进”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

第七章 为挽救经济危局百计营谋

抱病工作

从1957年底大病了一场以后，陈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1959年主持调整钢铁指标后，云实际上处于休养状态。经过近1年半的休养，到1960年底1961年初，身体稍有好转，他就重新投入工作中。

陈云是在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恢复工作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描述了共和国历史上悲惨的一幕。沉重，但不讳过。对于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陈云即使在休养中，也一直在各地考察调研，了解真实情况。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感觉到有些人讲话不痛不痒，怕犯错误，陈云对此不以为然。陈云自己曾经因为反冒进等问题遭到严厉批评，甚至被一些人当成党内“右倾”路线的代表。1959年庐山会议重提反对右倾的危险，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陈云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但是，面对人民的苦难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陈云将个人荣辱利害置诸身后，直面严酷的现实，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为挽救危局呕心沥血，想尽了千方面计。

抱病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灾难的严重程度使陈云寝食难安。

得知粮食实际状况比预想的稍好，陈云兴奋得喝了一杯葡萄酒

“大跃进”和“反右倾”引发的灾难，很快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降临到亿万中国人民的身上。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首先出了大问题。

这场大灾难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和1961年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1960年5月，粮食问题开始尖锐化，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已经调度不灵。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10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收获季节的到来，并没有使粮食部门得到多少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紧张气氛。1960年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只有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1亿斤，销售量却高达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再加上6月底以前库存剧减，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到11月底又进一步减少了300亿斤！

粮食调无可调，缺粮情况更加严重。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时候，粮食只够销3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阴影下，大厂小厂折腾“超声波”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铁骨铮铮的汉子，此时也禁不住泪流满面：“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陈云历来重视粮食，他把粮食问题当作重要的政治问题看待。粮食告急，他坐不住了，撑着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调查。1960年10月，陈云到黄淮海地区调查农业和水利、化肥生产状况，亲自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全局性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陈云实在担心。如果不能准确估计，就会对真实情况产生错觉，影响决策的准确性。但那几年粮食“卫星”乱放，高估产，高征购，使经济统计数字如雾里看花，没个准头。

陈云想尽办法，要挤干数字中的水分。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的是7500亿斤，后改为5000亿斤，陈云经过计算和分析，认为大约只有4200亿斤，即使再多一点也有限。当然，陈云知道，到底多少，也没有人敢讲，怕被说成怀疑“大跃进”。但1960年的产量，不能虚估，必须估实，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依据。有人估计3700亿斤，陈云根本就不信。他算了算，估计顶多3100亿斤。600亿斤的差距，这可非同小可。陈云认为，要缓和粮食紧张的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上四五百亿斤粮食才行。如果上年估为3700亿斤，新一年粮食产量就得4100亿斤，从农业受损程度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亿斤，增到3500亿斤还是大有希望的。

经过核实，有关部门报告陈云，实际产量确实只有3100斤。如果确实产量这样少，粮食困难程度的表现，以及大挖库存，就都说得过去。新一年只要有适当增产，就能够缓解形势，搞到粮食，事情大有可为。陈云得知消息的当天，极为兴奋，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建言进口粮食(1)

打破粮食“卫星”的虚幻光环，陈云建言进口粮食。

粮食状况核实以后，陈云看到了希望。但眼下的难关怎样渡过？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各地的告急书如雪片般地向中南海飞来，共和国的领袖们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现实是残酷的，从粮食似乎多得没法处理的梦幻天堂，掉到处处饥荒的人间地狱，他们没有多少思想准备。

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加强粮食统一调度至关重要。在此期间，粮食调运任务十分繁重，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由于粮食奇缺，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把原来确定发给另一地区的一列车粮食转向，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对保证军需民食起过积极作用。

粮食越来越少，调剂来调剂去，连原来的粮食主产区也开始告急了。中央到处想办法寻找粮食，主意甚至打到了边远地区粒粒可数的所谓“死角粮”。到处都缺粮，调剂余缺的路走不下去了。危机逼使中央把主意打到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