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他今天老远地从龙华赶来，却有可能要扫兴而返了，心里免不了好笑。

那些电影，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前苏联的众多影片，褒格曼的作品，黑泽明的电影，西班牙电影。每次，余老师的课上都会有反应，不仅仅是艺术方面的讨论，他还会渗透进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话总似一阵风吹过，一下就把浓雾吹散，让周围光亮、清晰起来。那时大脑和心境都年轻得不得了，真的像一块大大厚厚的海绵，能把周遭的一切吸纳进去，能被所有自己不曾领略的艺术风景打动得屏息静声。但自己知道，有些时候只是喜出望外，只是留下印象，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总结，去弹跳。余老师的话，像星星点灯。还记得他说《秋天的马拉松》，说《两个人的车站》，说《卡门》时的情形，那通常是些看到了那样的好片子之后，再次在课堂上见到他时，他要拿出来说叨几句的记忆。通常是因为那些刚刚才看过了的片子，把我的思路从纯粹的书本与教室中引开，被他带往另一片天地，他的许多说法，让我学习到看与想的方式与方法。

相信这不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感觉，这是他作为一名优秀教师的追求、对自己的起码要求。许多次听到校园内外听过他讲课的人说，听他的讲座，总是茅塞顿开、一派原来如“比”的开阔。

他曾经也被请去我老家的那个省里讲学，回来后他写了《青云谱随想》。 我家院儿里一位老画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上戏舞美系读书，平时总爱戏称与我是校友，那次听了余秋雨的讲学，暑假趁我回家，还专门跑到我家由衷地对我说，余秋雨那个家伙是个大才子，听他讲课就是一种享受，你作他学生，真不得了。他这完全已经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感觉了。

我甚至都不必知道他讲学的具体内容，就知道凭他的学识与修养，他能把任何一个严肃、艰涩的话题，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他要征服我家院儿里这些大大小小的艺术家、文化人，是肯定的。那是他的力量与魅力所在。他则把这作为检验一个文艺理论的布道者自我艺术感受、艺术修养高下的度量衡。

我知道大学里不少教师都是所谓满腹经纶，也有各种新潮概念统统烂熟于心的，但多是从理论到理论，鲜有自己的艺术与生命体验消溶其中。没有活生生的范例来盘活一大堆的概念，所以他们大都也只能在大学的课堂里折磨那些青年学生，很少有能够走得出去、走向更广大的文化与文学群体的。在他们那里，看书就是钻研理论看大部头书，而之外的一切都是无聊时的消遣，根本不必也不会触及内心的。就像一扇大门，主人走出了房间，身后咣当一声，立刻物我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也算是本事了。

曾经有一位我的戏剧老师，在课堂上讲《原野》，分析那村姑金子的种种行径，全是反封建、追求自我解放一类说法，当然还有《雷雨》里的那些男男女女，更是这样那样一套套的。可是走在校园里，她跟我念叨她的儿子：“考不起大学，躲在家里不务正业写什么小说，尽写些谈情说爱不三不四的事情，还藏着掖着以为我不知道。”我当时真不敢相信，一个人的业务怎么可以和她的现实生活离得这么远？难道课堂上那些话，全都是不过脑子不入心的吗？

“这种脱离审美经验而条条分析的理论，常常会把学生们折磨得非常可怜，渐渐地变成了贫于审美的理论奴隶。”

就是这样的。大学里我的许多搞文艺理论的同学从来就不屑看作品，论文里拿来作例子的，全是别的书上用来用去的，是经典例子了。而我这种到处乱看作品的，总被归入为将来要搞创作的那一堆。

我相信对当代艺术和文学的关照，是余秋雨的思维总有新的血液流淌的重要原因。这也让他从不满足于停留一处，也让他总能一下就把听他课的人引入云开日出见青天的境地。

他跟我说过广东作家张欣有过一篇写他的文章，是写他写得最好的。后来我看到过一篇张欣写他的文章，看着看着我就忍不住要笑，因为这个可怜的张欣一边写她听余秋雨讲课时的感觉，一边想起她在北京大学作家班读西方文艺理论课时的情形，她说她“几乎没听懂过一堂课”。真是笑死我了。

我完全明白她的遭遇，那些以理论再去解释理论的、来回来去说的车轱辘话，最后能把你转到彻底晕菜。尤其对张欣这样一位专事写作、偏重感性的女作家，你没有足够丰富的、开阔的阅读面，没有自己对作品、对生命的真切体验去盘活那一大团的严肃无比的理论条条，注定是很难打动她，带动她的。

相比之下，我这个本可以踏踏实实听余老师三年讲授的弟子却常常逃课，不知珍惜，倒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那时我的一位女友曾爱上她的一位同行。那位同行是搞俄国文学研究的，发表过几篇论文，她说他把自己搞得很苦，夫妻分居两地，妻子独自带着孩子，一心一意让他在大学里搞学问。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3)

我听了马上嗤之以鼻，因为我想起了那位老兄的穷酸样儿，想到他坐定在自己的那口井里，学术的视野中除了托尔斯泰就是普希金，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我说这种男人有什么可爱的，他搞外国文学，他知道马尔克斯吗，他读过博尔赫斯吗，就算他搞俄国文学吧，他连稍后一点的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都不读，他搞什么搞！他老婆也是活该，真要是拣到一位才子也罢，偏是这么一位。你爱他什么呢，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精神上他请你吃溲菜，物质上他让你吃盐菜，无非就是他现在老婆的下场。

倒霉的女友被我说得灰头土脸，直骂我小小年纪如此世俗、刻薄。

我说我肯定这样做学问的人不会有什么大发展，看看我们秋雨兄，学着点！

女友更加沮丧，说，不是谁都有余秋雨那样的灵气的。

有时会想，这难道很难吗？一个人做所谓的学问，怎么可以投入成那样，一整个脑瓜里有九成以上的空间被作品目录、作品章节、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占满，而这些都是打作家一活着或者一死掉就客观存在的呀，并且绝大多数都是经年不变的，惟一可能变化的，是有人终其一生考证到这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完成不在1818年，而在1819年！或者那位作家暗恋的不是他表妹，而是大他三天零四个小时的表姐！

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岁数，不应该还这样刻薄去描述一些人的“生态”，所谓人各有志，你管人家，人家乐意。但是作为“灵魂工程师”的师长，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青年学生是不公平的。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在我的求学生涯中，讲台上一些老师总是对着几年甚至十年都不变的讲义照本宣科的“治学”态度，完全败坏了我对“学问”的兴趣，让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把“学问”和那样的形象连在一起，真个是吓着我了，也真个是毁了我的胃口。你为什么不能有更好点儿的方式、方法呈现给我，让我也有好那么一点点的开头，让我现在还能感激你一下？那是多么的不应该啊。所以也总想要攻击一下。

也总想要背着余秋雨老师，表示一下我的敬意和感激。真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骨子里的东西是本能地呈现出来的，如果不幸遇到一位方式、方法上相反的师长，很可能这个人整个的生命力都要给打击得塌掉了。而我实在是太幸运，不仅感觉到自己想要什么，而且还真把这样一位对路子的导师给找着了。余下的事，就是如何学着他的方式、方法，把原有的自己修正和扩张好。这种肯定的前提下的成长走势，让人高扬欲飞，无比自信和不被压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戏剧学院，各种艺术活动还是不少的，导师们精心为我们规定和争取所有的项目，合力要把我们拉出书斋，推向当前。

没有逃学的日子赶上并且印象深刻的有——

观看了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所有的演出，刚好多数的演出都安排在上戏实验剧场。那些日子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许多早就熟读过的莎翁剧本中的人物和声音，一下鲜活在了舞台上。每天都是一次期盼。记得一位导演系的女孩对我说，真好，学校就像在过节。

就是那样的感觉，有好戏看的日子像在过节。那样的氛围令我无比怀念上戏。

那段日子又翻出余秋雨要求我们必读的《莎士比亚戏剧评论汇编》，再读，再次加入进自己的审美经验，收获巨大。对于西方人怎样评论一出戏剧，尤其怎样用一双后来人的眼睛，去研究几百年前的莎翁剧作，真是让我折服之余又有了嫉妒，觉得人家搞莎翁研究都搞成这样，中国人还搞什么搞。

那样的文艺评论才真正是我喜欢的，像100年前的英国学者昆西的那篇《的敲门声》，麦克白与麦克白夫人借助黑夜在城堡里杀人夺权后，城堡里突然响起清脆的敲门声。这敲门声，把麦克白两口子吓得惊恐万状，也把历来观看此剧的观众搞得心惊肉跳。为什么？这事儿让昆西想了好多年，最终找到了原因：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布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

还有许多，几乎每一篇都有让我要跳将起来的“新”发现，记得那是惟一一次我作摘录最多的读书经历，总是撞到那些放不下的说法与结论，恨不能整段、整篇文章都摘抄下来。那么多好文章归放在一起让我来自学，也是有一次就已经很幸福了。

后来还在余秋雨的一篇文章里，也读到他议论“麦克白的敲门声”的文字，那是相同的阅读经验了。

可惜那两大本给过我那么多快感与幸福的书，也在毕业离开上海时被我当废品卖掉了，再找不回来了。想想都要跺脚；

我们看了那一时期上海人艺的所有话剧演出，而他们又总是演外国优秀剧目，大开了眼界。那时奚美娟、焦晃、野芒这些人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个个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大多数人要从电视剧上才能领教到他们的演技。

最记得看上海人艺演出的张晓风的诗剧《自烹》《桃花源记》，惊叹陌生的台湾还有那么一位“腕挟风雷，出古入今”的“大”女人。害得我好几年里一直在托人从台湾捎点张晓风的剧本回来，心里也曾起过“宏愿”：要写就写张晓风这样的话剧。还因为这个张晓风，我还想着研究研究台湾那边的戏剧的，可惜那时就连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戏剧高等学府，也鲜有这方面的资料。后来一直也没能得到张晓风的剧作选本，倒是直到九十年代，在书店看到一本作家社出的《晓风吹起》，是她的散文随笔选本，巴巴地买了来，想找点蛛丝马迹。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4)

很多人都以为港台那地方出不了什么大作家，尤其是出大气的女作家，而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剧作家张晓风和电影剧作家李碧华，就是挺大气的两位女性作家。香港的李碧华，她的电影《胭脂扣》《秦俑》《霸王别姬》《诱僧》《青蛇》，与张晓风的剧作一样，都是大气而极有现代意识，我一直都在留意。她们都是非常有力地闯入一段古代生活，但绝对不会是“去而忘返”，一去不回。她们最擅长把现代观念深埋进作品的大结构中、人物关系的编排上，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从容，真正是“出古入今”，并且还“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反倒是观众这边，爱看故事的尽可以津津有味去看故事，而爱琢磨点事儿的，立刻两眼亮亮，如醍醐灌顶。完全可以两不耽误。

相对于另一些大叫大喊的作家，我更喜欢这种自自然然、融会贯通的创作姿态。我一直都想把她们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目标；魏明伦的《潘金莲》，也是在学院实验剧场看的，他对潘金莲的重新定位，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恨不得引起轩然大波。后来知道余秋雨老师还专门有言行援助过他。不过对于年轻的、不谙世事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个中的种种背景与艰难有多么了不得，只是觉得：呀，这个人想到了这一点，他还写出来一出戏，他很聪明，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外国戏剧艺术交流，是澳大利亚艺术家演出的《蝴蝶夫人》，记得他们处理巧巧桑杀子的情景，他们让巧巧桑一边歌唱着抒发情绪，一边把一只小孩人形木偶拆卸掉，先是揪下它的胳膊，腿，再揪下头，且唱且揪，直至整个木偶解除。那样的感觉，不是让你流串眼泪什么的，是叫你的心一下一下地难受。

其中的震撼，把我嫉妒坏了，在当时中国戏剧形式花样百出的招数里，我还没有见识过如此具有表现力的——后者总是形式大于内容，两张皮扯来扯去的，总也合不到一块儿去，把自己和观众弄得累死了；从没间断过看学院表演系学生排演的各种大戏小戏，总是吃过晚饭，趿着双拖鞋，就晃悠进红楼或是实验剧场，用挑剔的目光，看表演系那帮家伙入戏入得怎么样。印象中上戏倒是很少排中国戏，大多是外国优秀剧目，总能让学生把才华与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现在看尤勇在电视里演的那些粗汉子，比不上他舞台上魅力的十分之一。最看重的是萨日娜和潘军，好像天生为舞台而生，可惜他们毕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