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定性，身在福中不知福，天降机遇不珍惜，以至于研究生三年浑浑噩噩，浪费光阴，挥霍青春，荒废学业，一无所成，彻底辜负了导师的期待与栽培。至今想来，我犹痛悔不已。

秋雨师带研究生是极其宽容的，他对你是充分信任，任凭你依兴趣去学，然而我却辜负了他的信任。我毫无自我约束力，一派自我放纵，从复旦时的书呆子转而对学术书有了厌倦与抵触。研究生三年我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和闲书，到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我鬼使神差地迷上了电影，竟大大咧咧地向导师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想做电影理论。秋雨师略一沉思，潇洒地一挥手：没问题。我的大戏剧学也包含了电影！现在想来，不知当时在秋雨师的潇洒大度下，他的心底是否有一丝苦笑，因为他很清楚，他这个弟子就是做戏剧论文也做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汪义群先生讲西方戏剧史，留学英伦的他用标准的牛津英语为我们授课，我却如听天书。秋雨师叫我带个录音机到课堂上，录下汪先生的课，带回去反复听。秋雨师难得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你英语一定要过关，将来你总是要去国外学习的。然而我却把秋雨师的谆谆教诲当成了耳旁风。

一天晚上，我跟表演系的高曙光在我寝室里下棋赌酒，谁输了就喝一杯劣质白干。几杯下来，我酩酊大醉，竟大发酒疯，抄起把破扫帚满楼乱窜，大喊大叫（楼上就住着女生），轰动了全校。我在全校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吃了个记过处分。我知道闯了祸，晚上惶惶然跑到住在龙华的秋雨师家里，秋雨师却轻描淡写付之一笑，觉得我这不算什么事，还说将来找个机会到档案里把我的处分拿掉。果然，第二年秋雨师当上副院长后，还真的让人翻出我的档案，很奇怪，档案里竟然没有我的处分。原来处分必须要系主任签字才能入档，而我的系主任陈多老先生却拒不签字，叫我写了篇检讨敷衍校方，帮我逃过一劫。

我们这一届十个研究生彼此年龄相差很大，年长的都在刻苦攻读，年轻的几个男生大多晃晃悠悠，无所事事。后来我听说有老师评价我们几个年轻的是迷惘的一代，我就是典型代表。我觉得老师还客气了，我其实就是垮掉的一代。很可惜，上戏雄心勃勃打造的这一届研究生，整体上远没有达到校方原来的期望值，我更是其中的一大败类！

我的毕业分配把秋雨师累得不轻。这一年的毕业生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像是带上原罪似的遭到了社会的普遍拒斥。我一门心思想留在上海，而当时的上海一个外地人想挤进来真比登天还难。没办法，我只能靠在秋雨师这棵大树上，而秋雨师也义不容辞地为我的工作张罗起来。他先用漂亮的行楷给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宋明玖先生写了封信，把我推荐出去，还幽默地跟我说：他姓宋你也姓宋，本家总会照顾本家的。我拿着秋雨师的推荐信兴冲冲地奔到上海电视台，不料我的本家宋先生却婉言将我这个小辈拒之门外了。秋雨师安慰我：没关系，我们再找。热情的秋雨师把他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起来了，为了他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向他在沪上文艺界的朋友求援。可因为种种缘故，我的工作去向一直迟迟没有进展。后来秋雨师去新加坡讲学数月，我像个孤儿似的翘首以盼导师早日归沪。这时候已经是1989年年底了，我同届的外地同学除了马小娟去了北京，其他的都在上海留不下来，怏怏回了家乡。校方看在秋雨师的面子上，没有赶我走，还让我赖在上戏校园里。

1990年初，我的复旦同学张记争把我引荐给上海电影资料馆的柴原老师，资料馆有意接纳我，但必须要过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导演这一关。我请秋雨师出马找吴先生说说情，秋雨师说：没问题，但我没他的电话。我急忙把吴先生家里的电话奉上。不懂事的我啊，应该明白其实这时候的秋雨师和吴贻弓先生并不太熟，我实在不该让导师去做勉为其难的事。秋雨师却一点也不勉强，当晚就给吴先生打了电话，请他出来吃饭。吴先生回答：你我都是大忙人，饭就免了吧。只要资料馆要你的学生，我这儿没问题。就这样，秋雨师一手把我留在了大上海。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6)

在秋雨师带过的几届研究生中，可以说我的毕业分配是最让他费神的了。而我当时既不懂事，更不知趣，害得秋雨师把我的找工作也当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秋雨师曾感慨地对我说：继高啊，就是我的家里人，我也没这样帮忙过呀！

我在上海电影资料馆混了几年，凭兴致所至杂七杂八的事干了不少，却毫无成就感。有时候在社会上，同事或朋友向他人介绍我：这是余秋雨的研究生。总能引来几道爱屋及乌的

目光，而我却有无地自容之感。都说名师出高徒，可我实在是不配称鼎鼎大名的秋雨先生的弟子，实在是有辱师门。

过了30岁，我才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觉得再朝秦暮楚、浑浑噩噩下去，这辈子就算彻底毁了，而且也实在对不住所出师门。于是我决心专攻一门，从1995年开始正儿八经写起影视剧本来，又在1997年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算是捧起了电影这一没落贵族的饭碗。这几年影视剧倒是写了几个，能勉强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生死抉择》和《走出凯旋门》，混了个金鸡奖和华表奖最佳编剧，算是在圈子里初步立住了脚。但我明白，我永远也成不了秋雨师的高徒，今后的岁月里我只能尽量努力，不至于再给师门抹黑。

愿普天下的余门弟子奋发有为光大师门，愿尊师余秋雨先生早日成为一代宗师！

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1)

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概论》课的课堂上认识余秋雨的。

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是戏剧文学系的讲师。他的第—部书稿还在埋头写作之中，知道他的人很少。我们“编剧进修班”的个别同学甚至不去听他的课，觉得写剧本实在用不着“艺术概论”的指导。后来，听说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确实讲得精彩，才将信将疑地踏进他的课堂。

1983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戏剧理论史稿》。

在这部长达666页的书中，余秋雨从戏剧艺术在古希腊诞生写起，随着戏剧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一代—代，一国一国，历数了人类戏剧发展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名剧和戏剧实践家、理论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和观点，成为我国第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戏剧理论史作。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部书着眼中国戏剧，从戏剧的因子写到每一朝每一代，把中国戏剧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遍。这部书受到了许多外国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戏剧文化的重要史料性著作。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戏剧审美心理学》。这是他把美学和心理学引入戏剧理论领域的尝试，为我国的戏剧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为许多戏剧界人士的案头必读书。

次年，他的《艺术创造工程》一书又在上海问世，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购阅。他们从这本书中明晓了艺术创造的奥秘和原理，获得了根本性的开悟和启蒙。

四年出了四本书，且都是资料详实、立论严谨的高层次理论著作，所涉及的均为我国文艺界的重大理论课题，获得了从一般读者到权威专家的一致好评。更难得的是这四年中他没有耽误过学院里的一节课和一次会。其间，他还亲自主持了一个进修班的教学，担任着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同时在复旦大学兼着课。在如此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写出了这样四本有分量的好书，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楼的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只看到了余秋雨写出的书，我却能看见余秋雨窗前的那盏灯每天都是全楼熄灭得最晚的。”对此，余老师曾经玩笑似的对我说，有好几次他一早赶到学院去上课，家里都随时准备着接他在课堂上晕过去的电话，因为他又写了一个通宵，一点觉也没捞着睡。“可是我一次也没晕过去，老是让家里失望。”听着这不无幽默的话，我差一点没掉下泪来。

有这样四本书，他便成了当然的、名副其实的戏剧理论家、文艺理论家。学院破格把他从讲师提拔为正教授，破格给他晋升了两级工资，国务院文化部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又破格提拔他担任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时年他才四十二岁，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院长。

正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余秋雨可谓“功成名就”了。

1992年，听说他有《文化苦旅》一书出版，我非常高兴，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佛西书屋”一下子买了十本。第二天，我在一个小餐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接到电话便说：“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你。”我说：“我住的小旅馆太乱，还是我去看你。”他却一再坚持：“没关系，我住的地方离你那太远，还是我去看你吧！”最后，我们商定在戏剧学院见一面。

深秋的上海，江风瑟瑟。晚上八时许，余老师匆匆赶来。

“对不起，路上堵车，迟到了一会儿。”这使我记起他偶尔因路上堵车而上课迟到时，总是很诚恳地向同学们道歉：“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问他：“是叫你余老师呢，还是称你余院长？”

他笑道：“叫什么都行，咱们现在是朋友。至于院长，我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真的？”我有点诧异。

“好不容易才退下来。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他显得好轻松，好愉快。“要不是拖了两年，前年我就退下来了。”

时年，余秋雨四十六岁，是中国最早退下来的大学院长。

正在他被选为“模范院长”的时候，正当别人眼中的他“仕途辉煌、前程似锦”的时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没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学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一种襟怀，一种气魄！

《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书斋，踏遍青山，探询民族文化底蕴的结晶，他又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散文”。不日，他的《山居笔记》、《中国艺术史》便将和读者见面。我问他：“你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你还要写些什么呢？”他轻松自若地告诉我：“我还要不断地开拓新的创作领域！”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着去上海参加“首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机会，给他打了一个“中文传呼”，约他在戏剧学院见面。

这一次他没有迟到。我门在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坐下来，很快便商定了“到济南去一趟”的计划。

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师飞抵济南，下榻在南郊宾馆。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中国儒教的“至圣先师”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愿。第三天，他领略了五岳之尊的风光和历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遗迹；第四天又赶到蒲松龄的故居。返回济南后，我们五位“上戏学友”陪他走进了泉城幽静的“五龙潭公园”。

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2)

我们在一个小亭子里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要上几杯清茶，买了两包瓜子，开始了轻松愉快的谈话。

用学友黄玉春的话说：“听余老师讲话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此言并不夸张。在我看来，余老师的口才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文笔，听他谈话与读他的文章一样，是一种美的享受。

十一月七号上午，余秋雨先生应邀来到山东艺术学院。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许多没有座位的同学只好挤站在墙边。余老师讲了三个小时，礼堂里秩序井然，鸦雀无声，站了三个小时的同学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最后，全场听众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对他的讲课做出最生动的评价与回报。一位老院长说：“这是我们建院以来最精彩的一个讲座。”

在上海戏剧学院，每当听他的课时，有些生病请假的学生都会不约而同地放弃休息，带病来上课。即便是平日最不守纪律的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也会被他的讲课吸引住，变成认真听课的好学生。

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在新加坡，凡是听过余秋雨讲课的，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学术观点，都总是会被他的演讲所吸引，所折服。

听余秋雨谈话的最突出的感觉是轻松愉快，滋润清醒。他的情绪和风格正如他的名字，恰似习习秋雨从高天之上潇潇地洒落，不温不燥，不冷不火，不强加于人，也不含混模糊，清晰的逻辑分析配合着准确生动的例证，似庖丁解牛，如管仲抚琴，于从容潇洒之中蕴含着厚实深邃的功底，形成—个强有力的磁场，由不得你不投入。

余秋雨认为，一个人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同等重要。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用嘴讲话要比用笔写作多得多.因此，必须有意识地锻炼“发言”的生动、敏捷、准确、深邃。因为，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信口开河或拙于表达都是很不好的。

余老师的最大优点在于：他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为了出书而写作的学者，他投身于现实生活的激流，站在现代文明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