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假如人是理性的，消费行为将不会改变多大。另一方面，如果租税变革是恒久性的，那么你当然会知道从今以后会变得更穷，而你的消费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有一些实证资料——特别是1969年的暂时性加税措施——可以说明，暂时性的租税改变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8)

还有，当时曾流行一种观念，即国家的负债状况对整体经济并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对此也做了一系列的检验。这个观念是由巴罗所主导，他曾经是我教过的学生。尽管有此渊源，加上这项观点也可以视为生命周期模型的扩大应用，我还是完全不能同意他的理论。就如我先前指出的，原始的生命周期模型是持相反的看法。巴罗的结论系立于完全理性与无限生命的假设上，在这种状况下，假如政府减免税负而导致财政赤字，那么理性的人就会把增加的税后所得储蓄起来，因为你知道，日后政府必然要增加租税以偿还负债，若目前不增加储蓄，就必须以减少未来消费来换取今天较多的消费。但是许多美国与意大利或是其他国家的横断面研究，都明显地否定了巴罗的假说。

另外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有关理性预期的论述，其理论基础刚好就建立在我早先的社会事件可预测性的分析之上。两者共同的观点是，值得信赖的预测，必须收集所有相关的经济资讯，也必须充分考虑预期对所要预测事件可能产生的效果。理性预期的研究方法导出的结论是，政策根本无从有系统地影响实质面的经济。不管你怎么做，整个经济仍会依循其既有的走势。然而，我却完全不能同意他们的论点，不止是原理而已，连其应用也不例外。特别是他们主张政策无法产生效果，基本上是从两项很有问题的假设导出来的：其一是，只要有关的行为人相信经济不会受政策面的影响，即使在最短的期间内，经济也不会受到影响：其二是，所有相关的行为人都相信这样的观点。

我对上述两项假设都持否定的看法。否定第一项假设，是因为经济体系内存有能被政策所抵消的缓慢调整；否定第二项假设，是认为有关的行为人可能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模型，包括按照过去经验而做推论，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政策在短期内是中性的，因为事实上就并非如此。对货币论者企图按照他们的假设来建立的模型，我持否定的态度，而实证资料也支持我的看法。事实上，这些模型所做的预测结果，比起如mps等模型，在精确度上可说逊色颇多。

我也曾尝试对当前其他的政策性议题贡献一己之力。我对通货膨胀的效果下过一番工夫。此一问题基本上有两种看法。其中一派认为通货膨胀是一项大灾难，而另一派则认为通货膨胀其实并没有任何影响。例如，一些学者经常认为货币对经济没有实质效果，因此通货膨胀了也没有任何效果。然而，有大量的研究显示，通货膨胀会产生相当多的效果，其中许多和行为人（包括许多经济学者！）不了解通货膨胀的后果有很大的关联。我曾经用这样的论点，来说明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在通货膨胀时，股票市场往往会下跌，而不是随通货膨胀而上升？既然股权是实质性资产，股票不是应该上升吗？但是，它通常却会下跌。

〉〉〉解读股价指数

70年代末期，股票市场非常低迷，我写了一篇论文，以通货膨胀所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来解释低迷的市场。我认为，大众并不了解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差别，所以在计算利润时，利率的部分须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做调整。因此我曾说，假如股票市场能理性地评价，那么指数应当是实际数字的两倍。当时的股价指数大约是800点，我预测假如通货膨胀缓和下来，股票市场将上涨一倍。后来通货膨胀缓和至百分之二三的水准，而股价指数也的确上涨了一倍。问题是后来的指数上升了三倍。事实上，我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股份于1929年达到顶点的经验，才做出上述的预测。我特别指出，在股价回归到正常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许多资本利得，这些资本利得常被误解为可继续保有的额外利润。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股价就会节节高升到超出基本面所认定的合理水平。我相信，目前的股市也正是处于这种涨过头的状况。如果我们考虑利润的变动和利率的变动，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真的已经超出理性评价的范围。由于市场可能继续非理性地变动，股价仍可能继续攀升；但是，到了某一点以后，泡沫就注定要破灭了。（就在本演讲后的几个月，也就是1987年10月，美国股市真的崩盘了。）

在我回顾个人的贡献时，我发现有一条一贯的脉络：喜欢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挑战当时所谓的正统。这些正统说古典学派已经过时，说富人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比例比穷人来得高，或是说绩优的有价证券利率比股权报酬率低，因此负债融通的成本比较低。

我期望未来能继续扮演挑战正统的角色，但是我不愿对未来的方向做过多的思考。我只愿顺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随时准备妥当而投入其中。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7年10月28日

我想把今天的题目扩大为“重生的经济学者：追随先知但未见上帝”（born-again economist：with a prophet but no god）。这个扩大后标题的两个部分是很传神的描述。今天我受邀来谈的，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样的题目，恐怕不是我能胜任的。因为我并不像某些同僚，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而我也不是“演化”成为经济学家的。相反地，我是在“看到光”之后，经历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接下来，我将会回顾这样的经历，同时也为谁够资格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引申性定义与分类，做一番个人的辩证。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9)

〉〉〉自己寻找结论

我扩大后的题目的第二部分，其实和第一部分是息息相关的。我引用了40年代芝加哥大学所流行的说法：“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是它的先知。”事实上，我是在奈特的影响下而转变的。然而他可说是一心一意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或之外，这世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每件事、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一切都可以公开接受批评与挑战。我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去找到自己的结论，纵然有时必须公开检验奉为知识导师的先知，亦在所不惜。

我之前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目是《胜过耕田》（better than plowing）。文中指出，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乃至对学术生涯、实证分析与规范性立场的态度，受到两个人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位是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他的影响完全在观念上。我曾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回溯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中威克塞尔的奠基与后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和我的研究有紧密关联的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比较与对比之下，这次的演讲让我有机会，纵然不是直接的机会，来更完整地探讨另一位深刻影响我的人——奈特。他对我的影响，不只是透过观念，也透过延伸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亲密友谊。

从1940年开始，我就称自己为“经济学者”，我的兵役记录上就是这么登记的。这是因为1940年6月从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 college）毕业后，我获得了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1940～1941学年的经济学研究所奖学金，并在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我上了一些标有“经济学”名称的课程，成绩也相当好。然而，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偏好的定义，我在那一年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的经济学。我检讨了罗斯福新制度的工作与构架；我也了解中央银行的理论与政策；我还学习有关租税及预算程序的一些知识；另又修了一些初级统计学，特别是在统计实务方面。不管是这些课程，还是先前在大学的课程，我都不曾从中对市场组织的原理有适当的接触。我对非中央控制型市场运作（decentralized market process）的协调特性一无所知，这样的无知使我在面对准马克思主义者（quasi-marxist）对经济史以及经济现实的论点与解释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但却也让我在后来面对问题时，能保持开放的观念。

研究所那年追随怀特（charles p.white）的经验，让我学习去体会一位研究者的投入精神，他所开的研究方法论可以说是知性的高峰。怀特灌输我研究过程的道德标准。和他相处的经验，不管是在研究生还是研究助理的阶段，确实带给我一些战后经济学训练中经常所欠缺的部分；我认为战后养成的经济学者，经常是技术能力超过行为规范。

依照研究主题，或按字面意义，再加上学习了一些专业，我在研究所毕业时，的确算是“经济学者”了，但我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程序，仍缺乏一贯的看法。如果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想自称为经济学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经常在想，这种无知是否只是我个人特有的情况，抑或其他立志成为专业经济学者的人，也同样地对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具备最粗浅的概念。

〉〉〉进入芝加哥大学

1946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冬季班就读。我选择芝加哥大学时，对经济系的师资阵容并不很清楚。我可以说是完全受到大学时代政治学老师辛姆斯（c.c.sims）的影响，他在30年代末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辛姆斯对芝加哥大学智识酝酿与人文荟萃的情景娓娓道来，令我印象深刻。他近乎诗意的说法深得我心，于是我这一辈子首次开始认真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好的选择。辛姆斯相当精准地传达了芝加哥大学校园中的知性的蓬勃盛况，此种盛况至今未曾稍减，举世无一处可与之比拟。

在第一季的课程中，我修了奈特、休兹及李兰德（simeon leland）等教授的课。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人员中首批返回校园的研究生。不论芝加哥或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到处都充斥这类的学生。

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可能在1946年2月中旬左右，我对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我第一次能够用市场经济秩序的原理来思考问题。由于对竞争性结构模型运作有了认识，让我在对实地观察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设性批评时，有了可以参考的标准。我第一次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者了。

我把这样的转变直接归功于奈特的教导。不过在他的教导中，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解答的问题。奈特并不是很有系统的老师，而且在对经济学究竟如何，他自己的解释一直相当含糊。他从未能摆脱配置——极大化的典范（allocating-maximizing paradigm），这种典范会分散我们对协调典范（coordination paradigm）的注意力，而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学的中心所在。但是，奈特的经济学却将这些部分相互冲突的观点做了巧妙的混合。对我而言，由于强调组织面，已足以将配置派的论点降至次要的地位。就这一点来看，我先前提到自己的无知，毋宁是一种幸运。假如我在进芝加哥之前，就已接受过所谓“更好”的经济学训练，那么我几乎不可能体会到协调原则的重要性，并将之提升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我可能会像许多同僚一样（除了极少数曾经在早期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基本上一直是属于配置论者。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0)

〉〉〉两种典范

配置－极大化与catallactic协调两种不同的典范之间，在制度的规范性评价（normative evaluation）上，有微妙但重要的差异。特别是有关市场秩序的评价，可能主要就取决于在一个人的观点中，到底这两种有部分冲突的典范，何者居于主导的地位。对配置论者来说，假如市场能运作，自然就具有效率。他们对市场进行的检验，乃是和逻辑中所定义的抽象理想状态做比较。对协调论者来说，市场会协调整合每一位追求自利的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毋需政治详说的指导。他们对市场的检验，主要是和另一种制度—即政治决策—来做比较。

经济学者所采取的规范性立场，未必与他们所赞同的典范类别有关。许多当代的经济学者一方面是市场秩序的坚强支持者，同时一方面也是赞同极大化的典范。然而，在市场秩序上接受。catallactic观点的经济学者，几乎无人对这样的秩序加以批评。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