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小时后会死去。但是申克教授从职业角度上通过对她近距离的观察得出的判断是，爱娃一点也不感到幸福，而是有一种被压抑的歇斯底里的症状。

在婚宴的客人中有玛格达、约瑟夫·戈培尔、鲍曼、葛达·克里斯蒂安和康斯坦茨·曼扎利。后来，阿克斯曼、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也到了。少女般无忧无虑的爱娃·勃劳恩，或确切点说爱娃·希特勒，看上去挺满意，与客人们闲聊希特勒在伯格霍夫的山间别墅以及其他美好的时光。特劳德尔·琼格没有时间享受这种最后疯狂的放松，她在隔壁的房间进行速记，因为希特勒时不时地离开宴会来到房间向她口述他最后的个人意愿和政治遗嘱。

希特勒在走向权力之巅的过程中得到了大量的油画，但是在他个人的遗嘱中希特勒解释说他收集这些东西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他个人。他表示希望他所有的作品都能留给林茨的一所艺术展览馆。他指派“党内最忠实的同志”——马丁·鲍曼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并且授权他负责把财产分给亲戚，朋友和秘书们。鲍曼自行决定给他们贵重的物品或经济上的支持以使他们过上舒适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他还特别提到了应给爱娃·勃劳恩的母亲一份。

随后，希特勒开始口述他的政治遗嘱。就像希特勒在伯格霍夫的山间别墅晚餐时与随从们不厌其烦的谈话，像在帝国电台上、纽伦堡或慕尼黑的无穷无尽的充满花言巧语毫无意义的演讲，像几百页的《我的奋斗》所描述的一样老套、乏味和虚伪。“我或任何德国的人民都不希望看到1939年开始的战争，”他声称，“挑起它的正是那些国际政客和犹太人……历史的车轮将继续向前，但在废墟掩埋下的城市和纪念碑的背后是重新滋生的仇恨和历史使命，这些应该归功于犹太人和它的盟友。”

希特勒发誓他将留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并且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时间和方式，以免落入敌人之手。他把德国的失败原因归咎为敌人过于强大的部队，尽管他同时也隐晦地谴责了德国人民和军队，他们在为崇高的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奋斗时太过软弱和胆怯。不过他预言斗争将会持续下去，而且国家社会主义将会成功，这6年的战争将以“一个国家为了生存而进行光荣英勇的斗争”载入史册。

这份政治遗嘱的第一部分中的关键一页可以看作是希特勒宣称他与“最终解决”方案毫无关系，它涉及1939年“预言”的实现。

我需要所有的欧洲人都明白，其实这无非是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应该由真正的罪犯对这场灾难负责,那就是犹太人。同样他们也应该对成千上万雅利安人的后代面临饥饿和死亡、成千上万人死于战争、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将被烧死或将遭到轰炸而死负责。

这份政治遗嘱分成两个部分。第二部分是确定继承人，尽管他是否真的认为会有一个继承人仍有待商榷。假如希特勒这样认为，那么他就与戈林和希姆莱一样受到了愚弄，戈林和希姆莱两人不能理解全世界对纳粹政权的所作所为的大规模指责。新的国家和武装力量的首脑是海军司令邓尼茨，他的头衔是帝国总统，他将不会拥有元首的头衔，国家元首只有一个。戈培尔将会成为帝国的领袖，鲍曼为党的主席，布雷斯劳的党区领袖卡尔·汉克代替希姆莱为警察总长和党卫队全国领袖。在遗嘱的第二部分戈林和希姆莱被草草地驱逐出党，斯佩尔被无情地忽视了。更多由希特勒、鲍曼和戈培尔进行的政治任命在这天早上不断地传到特劳德尔·琼格这里，并添加到这份名单上。遗嘱以冷冰冰的话语结束：“我号召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要严格遵守种族法律并对所有的民族，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实行专制。”

到了下午4点，这份文件已被打成定稿并等待希特勒的签署。签署后不久，希特勒回到了他的房间。同时，希特勒的行为在马丁·鲍曼的办公室里引起了一阵慌乱的动作，鲍曼开始向全国的纳粹部队发布消息。鲍曼的位置不值得羡慕，他或许已被公开宣布是未来的党主席，但是他知道希特勒垮台以后，他所有的权威也会随之而去。在那个晚上，希特勒所发出的大量的电报之一是给驻扎在布彻斯加德堡垒的赫尔曼·戈林所在部，他下令处死戈林（这个命令没有被成功执行）。

戈培尔也同样不乐意接受他的职位。同鲍曼一样（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戈培尔的权力也是来自于希特勒。鲍曼需要仰仗希特勒，而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也需要依靠戈培尔。尽管元首已特别命令他活下来逃出柏林，但戈培尔很清楚，一旦希特勒垮台他也就没有了未来。戈培尔有一个很强的幻觉，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与希特勒已成为一体，希特勒垮台后，戈培尔也就什么都不是了。他现在别无选择只有为自己寻找借口并且告别世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曾是那么地平步青云，即使他的诽谤者也不得不羡慕他。

婚礼(3)

就在特劳德尔·琼格把希特勒的遗嘱打成定稿时，愁眉苦脸的戈培尔来到了她的办公室，问她能否在元首遗嘱的结尾加上他自己的结句。“假如元首去世，”他告诉她，“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明确地违抗元首的命令。”他继续说道：“在这场战争的关键时刻，元首被暂时的背叛之风所包围，至少必须有一些人无条件地忠实于他，即使是一直到死。”

4月29日这个星期天的一大早我就在地堡中，我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我也不能回忆起我在接待室等候的原因，但是在那个时候肯定是有让我到那儿的重要差事。整个夜晚直到午夜时分，在无线电通讯站和希特勒的地下情景室之间的活动非常频繁，这可能是由于鲍曼向全国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发送消息而引起的。

当我从与阿克斯曼的战地指挥所相邻的无线电台取情报的时候，一位发报员告诉我在东边我们与布雷斯劳堡垒仍然有联系，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在西边我们与海峡群岛仍能够联系上，这听上去非常可靠。我随后进入元首的地堡并把这一情报交给值班的军官，从他的反应来看这一定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被告知在此等候并且会很快地收到答复。他去了并且好像去了好长时间。由于身体的极度疲惫，我在长椅上打了个盹儿。打盹儿的并不止我一个人，几个军官和勤务员也在临时餐厅里和走廊里睡着了。奇怪的是，鲍曼不在其中。谣传有人看见他消失在夜幕中，胳膊下还夹着一瓶法国白兰地酒。

那是思想混乱充满威胁的漫长一夜，我累得要死可又得不到充分休息的睡眠。我的大脑里始终充斥着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而导致的预感、想像和反思。在早些时候我穿过威廉姆斯大街时，站在门口的一个人看着像冰雹一样落下的炮弹时说：“孩子，这真是疯了！”

在战争中，疯狂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中的战斗，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的巷战。由于不得不在猛烈的炮火中穿梭而且看到我的伙伴死亡和受伤的这么多，我也一定是被吓住了。现在，对我来说，很难估计我所处的形势。

早上很早的时候，一个军官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使我醒了过来，我感到局促不安。从我嘴角里出来的口水已流到脸颊上。“再多等一会儿。”他说道。我擦了一下嘴，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不再打盹儿。

这时，希特勒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了。

现在，所有醒着的人都看着他。他从他的私人房间里来到接待室，低着头朝我走过来。我惊恐万分而忘记了行礼，最后他朝上一看，眼睛停住了，好像陷入了沉思。他几乎踩到了一个在地板上睡觉的军官。他好像就要把我看穿一样。

这时，一次震动晃动了地堡。希特勒举起了他的右手，明显地挥了一下，然后伸出去直到摸到了墙为止。是地堡的天花板的正上方受到了袭击？泥土，灰尘和石灰纷纷落下充满了整个房间，落到了希特勒的身上。他的形象看上去更像查理·卓别林，而不是我们曾经的元首，但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对自己咕哝着说些什么，像“又一次袭击!”随后，他转过身再一次消失进了自己的房间。

希特勒的情况比我在10天前他的生日宴会上见到的还要糟糕。这或许是因为地堡中的灯光造成的，但是他像黄疸一样黃的肤色还是让我震惊。他的脸色发黃，他明亮的眼白部分也已经变黃了，他的制服也不像以前那么精神了。

第十四章 众神的黃昏

众神的黃昏(1)

这些强权统治者的末日（众神的黃昏）就要到了。我回到了纳粹党总部，这时恰逢阿克斯曼从另一个方向朝希特勒的地堡走去。在他离开后，我倒下就睡着了，没有脱衣服也没顾得上洗漱。在阿克斯曼回到房间以前，我可能差不多睡了2～3个小时。他脸上带有惊骇的表情。

他说：“元首和爱娃·勃劳恩已经结婚了！”

我不相信，但是我的反应天真地就像是这不可能发生一样，“那么在我们突围时就要带上她了！”

阿克斯曼告诉我，如果温克和伯西不能来解柏林之围的话，那么我们“希特勒青年团”将会把希特勒围在我们中间突围，为他做人肉盾牌。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仍然在为“病人”的生存继续战斗，直到能够拯救我们大家的“奇迹疗法”出现。我仍然想信希特勒青年团将会保卫元首突破苏军铁桶般的包围，然而希特勒已写下遗嘱的消息传开了，我年轻的心灵又一次没能认清这个消息暗含的意思，我确信他不会选择这种懦夫的途径来寻求解脱。希特勒常把自杀说成是懦弱的行为，最著名的一次是当莱比锡市的市长用枪打死家人和自己后，希特勒形容这是一次“懦弱地逃避责任”。我认定元首写下遗嘱是因为他担心即使在希特勒青年团的保卫下也可能在突围时被杀，应该有一个继任者，而且现在更加确定的是戈林和希姆莱已成为了叛国者。

阿克斯曼从未在我面前提起希特勒幸存下来的可能性，我们的工作就是坚持。温克将军和施坦因纳将军仍然希望能够撕开包围圈把元首和我们救出柏林，假如他们失败，希特勒青年团孩子们的尸体将会为希特勒提供一个屏障，以保证他穿过苏军的阵地与我们的队伍会师，他们想把领袖带到阿尔卑斯山的堡垒。阿克斯曼和他的随从中的其他人从未提及希特勒可能自杀的事。

这天晚些时候，我收到了党区领袖（地区领导）卡尔·汉克给戈培尔家人的一封电报，它很可能是汉克对戈培尔获得新任命的回应。戈培尔家在地堡的上层和下层都有房间。把这封电报送往何处需要由我决定，我决定还是把它送到上面的房间。正在这时，戈培尔从下层的地堡走了出来，他的妻子向我走来，两个女儿陪伴在她身边。我向他们行了礼然后把信给了戈培尔。

汉克的电报是从布雷斯劳发来的。我的父亲也认识汉克，作为堡垒的指挥官，这些天他经常在新闻中出现。我紧挨着玛格达·戈培尔站着，我开始觉得戈培尔的身材是那么矮。他撕开信封，把电报拿了出来说道：“噢，是汉克来的。”

戈培尔夫人凑到他的肩膀上看了一下，说：“可怜的卡尔，除夕时我们还在一起。”

在那天晚上戈培尔一家向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告别。他们在新的帝国党总部的一个地下室里举行一次不正式的聚会，他们的6个孩子都围坐在橡木桌旁，大约有40位工作人员在场。一位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唱起了古老的德国摇篮曲，每个人都满眼含泪地跟着唱了起来，这个温馨的场景被新帝国党总部的喧嚣声包围着。一楼是许多身穿污浊不堪的灰绿色军装的正规军士兵或党卫军，他们在来回奔跑并大声喊叫听起来已是越来越没用的命令。地下的防空洞已人满为患，到处都是妇女们的尖叫声和孩子们的哭声。可怕的堕落行为现在随处可见——夫妻当着正在喂孩子的妈妈们做爱，而此时祖父们都死死地抱着他们仅能找到的食物不放。野战医院也挤满了在痛苦中呻吟的受伤的士兵，申克医生跑来跑去，新的伤员这时又被急匆匆地抬了进来。

那天阿克斯曼命令汉尼斯和我把一个情报带给党卫军的副领袖奥古斯特·黑斯弥叶（august heissmeyer）, 他正掌握着史潘道区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是由史潘道和波茨坦两地纳粹学校中的精英组成的，他们的狂热、勇气和自愿为他们的领袖牺牲自己的意愿与我们以前的卡尔·库茨克敢死队几乎不相上下。

敢死队曾设法把在布雷斯劳东南方的万森和威格威兹的苏联军队击退，现在阿克斯曼想让黑斯弥叶在史潘道区做同样的事情，有消息说这座城市已经被苏军完全包围了。阿克斯曼亲历了一次主要的战斗，黑斯弥叶也一样，在我们离开去找到他不久以前，他刚刚给团员们做完一次鼓舞士气的演讲，“绝不投降！要战斗到最后一人！”然而阿克斯曼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这个无畏的战士随后就跳上了加图机场最后的几个航班中的一个，和他的妻子一起从苏军的包围中跑掉了。他告诉他的司机：“假如我们失败了，所有的这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