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是第一代企业家当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将面临接班人的选择问题，而“接班”是企业基业长青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方面，恰恰是帝王思想、帝王体制的弱项。相对而言，建立在市场和民主基础上的西方现代体制则较好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人平稳接班、顺利过渡的问题。

这几个方面的变化，都会迫使中国企业家断掉帝王思想的精神母乳，选择市场精神。从欧美的发展历史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是帝王思想最好的消解剂。而自由平等又会激发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造就企业家精神，最终推动经济发展——我相信，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观念的演变，也一定会合乎这个趋势。在此过程中，市场精神将最终会取代帝王思想，成为企业家新的精神母乳。

举重若轻股掌间（1）

熟悉产生轻蔑，神秘产生敬畏。除了嘉靖，古今中外还有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真要做起来，这分寸感可就不大好把握了。统治者若想做到康熙说的那样“不怒自威，亲而难犯”，绝非易事。“畏”到最后和“威”到最后，都是一个结果：人家惹不起还躲得起。因此，亲和到什么份儿上，才会让下属真正感受到你的亲和，又不至于伸手便摸你的后脑勺？神秘到什么地步，手下人才愿主动做事，并且不会把事办错了？这些都是亘古难题。

好的统治者，既要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又要明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既要使信息对称，政令畅通，还得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平衡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这其中的道行有多深，有多玄，非常人可以揣度。何况，大人物身边往往聚集如蝇小人，而小人正如孔子所言：“远之生怨，近则不恭。”于是，统治者之难就难在把握亲和分寸的同时，保持全方位的神秘。

嘉靖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同仁中比较另类的一个怪客，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经叨叨的入仙之人：“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许多部级、副部级的高官，几十年下来，愣是没见过皇上，也不知他在青天里，还是在水瓶里，总之是神秘得很。就算是那些能见着他面的人，也永远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怎么想的。就连嘉靖说出来的话，也常常是云里雾里，让人永远无法捉摸得透。这样当皇帝最大的好处是：无论人家怎么做，都等着挨骂，偶尔没挨骂，那是因为时候不到。让人噤若寒蝉是一切有帝王思想的人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其实，让人不敢说真话用不着真动刀子，更文明的一招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四百年后的1957年，我们就大规模地试验过了一次，凡是服用和看着别人服过“帽子形缓释胶囊”的人，都说效果非常好，20年后药效才得以解除。

还是回到1561年的正月十五吧。纱幔后面的嘉靖皇帝已经担任大明王朝这家绝对控股公司董事长四十年了。此刻，他闭着眼睛坐在蒲团上静静地听着，前厅内阁经济工作会上两派的舌枪唇战，就像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身边的书架上，那本《户部大明嘉靖三十九年总账册》，他早已看过数遍，而心中的小账，更是如数家珍。此刻他要做的只是坐山观虎斗。正如通俗歌曲唱得那样：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嘉靖已经是一个城府很深且镇定自若的董事长了，面对这样的局面，早就真理在手，成竹在胸。

严世蕃却不愧是“女干臣”当中货真价实、没被医院调错包的直系后代。只见他不失时机地抓住“徐高张”一个小小的破绽，一个鲤鱼打挺，剑走偏锋，顺势就把经济问题上纲上线到了政治高度，再一次把这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争斗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潮：“周云逸一个钦天监管天象的官员，在诽谤朝廷时，为什么把朝廷去年的用度说得那么清楚？当时我们就纳闷。现在明白了，就是在座的有些人把详情先告诉了他！是谁教唆他的？怎么，敢做不敢认？！”这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绝问（这一招式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流传到民间的，以至于嘉靖帝死了400周年之后，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够正确使用者如云，受伤者无数）。大殿里的空气即刻被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几近凝固，满堂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其实在场的人都知道，这话是说给纱幔后面的嘉靖皇帝听的，但却都不敢正眼去看纱幔后面的那个人。

就在“核按钮”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千钧一发之际，嘉靖飘然出场了（还算与2005年演的汉武帝有些不同，除了服饰之外，气质上也有区别。陈宝国，真的有点儿牛）。

嘉靖首先把目光射向严嵩：“严阁老，严世蕃说诽谤朝廷的那个周云逸有后台，而且后台就在你的内阁里。你说谁是周云逸的后台？”

这是一个超级难题。包含两层递进的意思：一是内阁里有没有周云逸的后台？二是谁是周云逸的后台？如果说没有，那你儿子就是瞎掰；如果说有，你就说出具体的人来。这边是三名阁员，那边是一名阁员兼儿子，看你怎么选择吧。

举重若轻股掌间（2）

严嵩是什么人？尽管当时全国只有六千万人口，而他的“粉丝”和“蛛丝”海了去啦，那可不是靠着唱几首流行歌曲pk出来的明星，而是官场征战几十年，把多少人pk到牢里或棺材里的一代“超女干臣”啊！你看他，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回皇上，这里没有周云逸的后台。”这句话当然也藏着一个潜台词：“就是有，我和严世蕃现在也不能在这里跟你说。”同志们，潜台词有的时候才是正话，果然不出严嵩所料呀，嘉靖在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到底还是忍不住问了他想问的话。凡事“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是后话了。

嘉靖心想：“好啊，你说没有。那我就再借严世蕃的炮弹，放进你的炮筒，看你去轰谁？”所以他没有虚晃一枪就收兵的意思，而是紧逼一句：

“那周云逸为什么能把朝廷去年的用度说得那么清楚？”嘉靖问的这句话，其实又隐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人家周云逸说的都是实话；二是谁把这个国家机密泄露给了周云逸？

严嵩老是老了，但头脑却是万分的清醒，一点不含糊：“朝廷无私账。比方去年江苏修白茆河、吴淞江，浙江修新安江，河南、陕西大旱，都是明发上谕拨的银子。 ”真不愧是高手！这么说话，既夸奖了皇恩浩荡，又推卸了巨额赤字的责任。当然，更绝的是，严嵩避重就轻，投鼠忌器，只字不提宫里的用度。

严嵩不提，不等于嘉靖没用。嘉靖既是用了，又不想让天下人知道，所以他还是有气：“宫里修几座殿宇的费用他怎么也知道？”嘉靖自知宫里用多了钱，但他却要来追究谁泄密，因为他自负得很，深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敢跟他辩这个理。但严嵩却也知道，这话里有话，多少有那么点牵连到他儿子严世蕃的意思，因为那几座殿宇是由工部承包的烂尾工程。在此紧要关头，严嵩已经不能一味想着消灭敌人，而是应该考虑如何保存自己了：

“这说明工部用的钱都是走的明账。”别小看这一句话，四两拨千斤，一下子就把严世蕃建筑工程款超预算的责任给洗干净了。

好家伙，80岁的严嵩，镇定自若，只用了三句话（67个字）就机智巧妙地把嘉靖塞进他炮膛的炮弹，统统都弄成了哑炮。他心里明白得很：自己是首揆——内阁的当家人，随便哪一发炮弹射出去，不论炸到了在场的谁，自己都逃不了干系。据我考证：地球人应该是在公元1560之前，就都知道了：官场上的战法多数都是背后放箭，极少情况下是采取当面放炮的！官场争斗毕竟不同于在家打麻将嘛！

嘉靖和严嵩在短短的52秒里（根据电脑影音播放器读秒显示），玩了一次绝佳的智力游戏，满天的战争黑云，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当大殿里的其他人还没醒悟过来的时候，大伙儿已经成功地集体软着陆了。

这两位高人能够活在同一时间的同一空间，真不知是上帝的神来妙笔，还是一次笔误？反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彼此相互成就，夺尽那个时代的精彩，以致现在我们要花3500万元巨资来再现他们当年的风光。你还别说，这样的游戏，他们已经在一起玩儿了几十年了。君臣之间，遇大事能够如此默契，太极般地举重若轻，应该算是千载难逢的美事，这大体上与嘉靖终年修道，严嵩常年为嘉靖写清词有关。想一想中国一些民营企业里所谓的“黄金搭档”，能在一起相处几年？跟人家前人比起来，真是汗颜啊！

远在4470年公里的这两位作古之人，如果这会儿侵入我的电脑，知道我在家里看着《大明王朝1566》，并自以为是地分析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对我笑了：“你咋就知道我们俩之间的这些秘密呢？又是翰林院的哪位大学士充当你的后台，提供信息并教唆你泄密的？”

我当然可以拒绝回答。

后人有一件事总是想不明白，嘉靖如此聪慧之人，何以会明知严嵩是“超女干臣”，却总是护着他，让他横行几十年？其实说白了吧，一个大人物往往不是靠着好人帮衬，才取得成功的。在他们成功的道路上，往往都是因为找到了真正的对手。才智相当，地位相近，彼此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且敢于交锋、较劲儿的人，往往与大人物既相克，又相生，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丈，魔高十丈”的博弈中，他们的潜能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共同创造了一段特殊（辉煌也好，罪恶也罢）的历史。人生就是这样一场游戏，如果没有人有资格陪着你玩儿，你再聪明也活得没劲儿，是不？

企业家既要善于防微杜渐，又应该勇于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

想做大事，一定要容得下高人，而驾驭不了高人，则不必非要去做大事。

入官场不入污泥（1）

1977年我在福建晋江当了三年兵，我们部队的营房是按照当地民居的风格建造的。闽南的民居有一大特点，房间的地板是用窑制的40公分见方的大块地砖铺成的。这种地砖大约两公分厚，表面光滑，吸水性强，用水冲洗之后，釉红色的砖面上一尘不染，透着光亮，让人看了心情格外清爽。那个时候，部队的战士人人都争着“学雷锋，做好事”，每到周末，士兵们都争先恐后，挑着清澈的井水，把寝室和饭堂冲洗一遍。当地的老百姓也一样，冲洗地板是一件很平常的家务活，福建人爱清洁，由此可见一斑。

《大明王朝1566》为海瑞的登场，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

时任福建南平县教谕的海瑞，拿着谭纶写给他的信，告诉母亲自己将去浙江淳安赴任知县，并说明这次上任是朝廷的有意安排，让他去与那些官场的腐败分子作斗争，阻止官府和豪强勾结贱买灾民的土地。

海母听了之后，疑惑地问：“那么多大官不争，叫一个知县去争？他们为什么挑你去？”

海瑞说：“他们认准了儿子。认准儿子会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跟那些腐败分子争！”

海母沉默了一会儿说：“去，挑担水来，再帮阿母洗一次地吧。”

于是，海瑞从井里挑来了清水，母子俩一个舀水泼地，一个用扫把洗起地板来。这个细节很有意味：海瑞这样一个清官，住的房子不是很好，但一家人过着清洁有序的生活，这种生活透出的一个理念就是“洁”字。编导安排的这个情节，寓意是很深刻的，可不是闲来之笔，而是为展现人物清廉性格所做的巧妙的铺垫。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统治的权力末梢就是县，所谓吃皇粮也就到县为止，不像现如今到了乡村一级还有吃公粮的。有人认为，在那个时代，对老百姓实施的管理权实际上是在知县。县官虽小，但却直接与百姓打交道，县一级稳定了，全国就稳定了。海瑞的最高学历只是举人。选派一个举人去当知县，虽然够不上破格重用，但也不算是屈才，这一点海瑞心里也明白。只是怎么会派一个知县去抵制巡抚衙门，阻止官府豪强通过毁堤淹田逼老百姓贱买农田？对这样一件差事，海瑞着实是有一些纳闷的。自己也不是什么纪检监察的人，要去与顶头上司抗争，担负起反腐倡廉的重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何况，这件事还牵扯上皇帝钦定的“改稻为桑 ”的国策，这个角色可不是好演的。但对于观众来说，这场戏可是有得看了。

海瑞的确是官场上的另类人物。编导们是这样把海瑞正式推向官场的：一身粗布衣裳，背着斗笠，穿着一双草鞋，露着光脚，身后牵着一头大青骡子，骡子的背上驮着包袱和剩下没几个荷叶米耙的竹屉笼子。就这样，没有带家眷和秘书，只身一人来到浙江巡抚衙门报到。伴随着海瑞的到来，淳厚的话外音响起：“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海瑞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从踏进杭州，步近巡抚衙门报到这一刻起，他便开始了一生向大明朝腐败势力全面宣战的不归之路！”

嘉靖年间的官场腐败到了什么地步，有一个细节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奉旨到巡抚衙门报到，在接待室里，他见书办（服务员）对淳安、建德两位堂堂知县不搭不理，连一碗水也不上，便不露身份地叫住书办：“能不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