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我是个安详、负责的人，但很快我就开始想念海德了——强壮的体魄，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在那条无名、狭窄的小街上的种种不可告人的冒险经历。一天晚上，我觉得杰基尔的生活实在无聊、枯燥，于是我又制了一剂药，喝了下去。

突然，就像打开笼子的门，放出一只野兽，那天晚上，我像个十足的疯子一样把丹佛斯爵士活生生打死了——而且无缘无故。每打一下，我只感到狂野地兴奋。随后我跑回公寓把所有文件都烧毁了，我并不为自己的罪行感到汗颜，相反却洋洋得意，兴奋舒畅。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重新回味了杀人的滋味。我感到自己那么强大，能主宰别人。爱德华·海德一边配药，一边哼着歌。

“为你的健康干杯，丹佛斯爵士！”他大笑着喝了药。先是一阵剧痛，随后可怜的亨利·杰基尔跪倒在地，乞求上帝的饶恕。

我又恢复了原形。我锁上了由小街通往实验室的门，弄断了钥匙，丢在一边。“海德先生，永别了！”我低声说道。

第二天，凶杀案传遍了伦敦，女仆看到了一切，认出了海德。我的另一半成了警察要找的通缉犯。

我多少有点高兴，现在海德不能在这个世界上露面了，只要他一出来，伦敦所有正直的人都会毫不留情地向警方报告的。

我再一次过上忙碌、认真而快乐的生活，直到……那是1月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晒太阳，突然感到难受极了，全身颤抖，但很快又感觉一切都好了，而且还更年轻，强壮，无所畏惧。我看看自己，发现衣服一下子大了好多，放在膝盖上的手又成了海德那样，瘦骨嶙峋，长满了毛。几秒钟之前，我还是个名声显赫、受人尊敬的医生，一下子却成了恶毒的凶手，凶杀案的通缉犯。

怎么回书房吃药呢？从小街通往实验室的门锁了，钥匙也弄断了，没法从街上进家里，也不可能从大门进去，因为仆人都在那儿。我需要另外请人帮助，我想到了兰宁，但怎么找到他呢？怎么说服他让海德进他家呢？又怎么说服兰宁去撬开杰基尔博士的私人书房呢？看起来都行不通。

忽然我记起来了！虽然外表认不出我是杰基尔了，但我的笔迹没变，我还能以杰基尔博士的名义写封信！于是我叫了辆出租马车，让车夫驶到离兰宁家很近的一家旅馆那儿。当然杰基尔的衣服是太大了，坐上马车也不太容易。车夫看到我这副模样，忍俊不禁，笑了起来。我白了他一眼，立刻，笑容凝固在他的脸上。在绝望、恐惧和危急中，我好比是让伤痛激疯了的野兽，任何时候都会伤人，我恨不能把车夫从座位上揪下来，立刻杀了他。不过我还不笨，知道自己的性命要靠冷静行事，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把杀人的欲望压了下去。

到了旅馆，我付了钱，走进去，提着肥大的裤子，侍者望着我奇怪的样子都笑了起来。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笑容也一下子不见了。我开了房间，他们领我到了一个单间，并拿来了纸笔。

海德遇到性命悠关的事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他，——我说“他”是因为我没法说那是“我”——他根本不是人。此刻他没别的心思，只有恐惧和仇恨。海德是彻头彻尾的地狱之子，但他还不傻，他知道自己的性命依赖两封信：一封是给兰宁的，一封是给普尔的，要是没办好，那他必死无疑。

他很仔细地写完两封信，交给当差的送走了。此后，他在壁炉边坐守终日，饭也在房间里吃，是一个吓破胆的侍者端来的。终于，当夜幕全部降临时，他坐上了一辆车门紧闭的出租马车，缩在角落里。“随便去哪儿，”他吩咐道。马车夫就在伦敦的街道上前前后后地转来转去。

后来，他想到马车夫可能会疑心，就把他打发走了，自己接着步行，穿着那套不合身的大衣服，样子很奇特，眼睛里仍然透出两种卑劣的感情：恐惧与仇恨。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还碰到了个女人和他搭话。

“先生，买火柴吗？”她诚恳地问道。海德却抽了那女人一耳光，女人吓得逃得远远的。

我的计划成功了。我赶到兰宁家吃了药，又恢复了原形。

可是事后我立刻感到羞愧难当，也许是老朋友失魂落魄的样子使我不安，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十分痛恨自己，而且意识到我在感情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不再害怕警察——我怕的是海德本人。一想到他那矮小、粗壮、毛茸茸的身体和邪恶、凶狠、极端自私的思想，我就浑身战栗。

那天的担惊受怕让我筋疲力尽，我沉沉睡去，早晨醒来后感到十分虚弱，不断发抖，但人还正常。我仍然痛恨和害怕心中那个狂暴的野兽，也没有忘记头天晚上令人胆寒的危险，不过我又回到了家，药就在手边，我真高兴自己九死一生，终于逃了回来。

早饭后，我去花园散步，呼吸呼吸冬天里凉飕飕的空气。突然身体又是一阵剧痛，就像每次吃过药后无以名状的痛苦折磨着我，刚刚碰到书房的门，心里又是一阵翻腾，忽而冰冷忽而灼热，充斥着海德狂野的欲望。我急不可耐地配了药，这次喝了双倍剂量才使我复原。但是，六个小时后，剧痛又回来了，我又得服药。

从那天起，情况恶化了，药量大了，次数也多了，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着杰基尔的外貌。不知什么时候，痛楚就来了，尤其是睡觉的时候，我甚至害怕去睡觉，哪怕在椅子上睡几分钟。只要稍稍打一会儿盹，醒来就又变成了海德。

很快，杰基尔就成了一个病人，被发烧、疼痛和恐惧折磨得十分虚弱。而海德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不论对谁，对什么事情都充满了仇恨。他们之间现在对对方也怀着相同的仇恨。对杰基尔来说，他恨海德是因为海德邪恶而且没有人性，同时也因为海德比他强大。他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一觉醒来变成海德的样子，有海德那种邪恶的欲望。海德恨杰基尔，原因却不同。他怕死——怕受到杀人的惩罚，这一点迫使他把杰基尔的身体当作藏身之所。但他又憎恨这所监狱，总想挣扎着逃出来，控制一切。他怨恨杰基尔软弱、忧郁、无助的样子，但他最恨的还是杰基尔对他的厌恶，所以他有时跟我捣蛋，激怒我。他撕我的书，在上面涂鸦，他还烧我的信，甚至毁了一幅我父亲的肖像。

只是海德自己怕死，所以才没有杀了我。他对生命渴望极了，他明白要是杀了我，他自己也就死了。我心里不禁对他多少有点怜悯。

继续忏悔也没有用了。最终，灾难还是到了，终于给我的惩罚画上了句号。很快我将永远失去自己的面貌和本性，因为只剩没几副药了。我派普尔去了同一家药店，他买回来后我就配了一剂，同样有沸腾，有烟雾冒出来，颜色从红变到紫，但没变成绿色。我喝下去，望着镜子，然而发现无效，爱德华·海德的面孔还在瞪着我。

我想普尔已经告诉你我找药找遍了伦敦，但却毫无结果，我这才明白第一批货是不纯的，正是我和药剂师都还不认识的那种杂质使我的药成功了。这么说来，我配的药便是偶然的发现，不可能重复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用完了最后一点第一批买的药，这会儿我又是亨利·杰基尔了。但我写不了多少东西了，时间不够了。如果写这些忏悔时又变成海德，他会把这些纸撕成碎片来气我的。但如果我写完了，他也许不会注意到的。实际上，他也活不了多久，已经成了变态的人，就像陷阱里的困兽一样，坐在椅子里打战，哭泣，又是恨，又是怕。他一直听着警察的敲门声。他们会抓住他，把他送上绞刑架吗？他有勇气在最后一刻服下毒药吗？

好了，这些事我也管不了了。此刻是我生命真正终结的时刻。看到这个时，您所认识的亨利·杰基尔已经死了，剩下的故事是爱德华·海德的了。我放下了笔，同时也让亨利·杰基尔不幸的一生结束了吧。

1 一扇神秘的门

律师厄特森先生是个不爱说话、一本正经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非常腼腆，不爱流露自己的情感，可当着朋友，他的眼睛总闪烁着关心与真诚的光芒，虽然这种真与善在他说的话中不大找得到，可在他的待人处世中一点一滴都没有漏掉。在生活上，他从不放纵享乐，吃喝也很随意、简单；即使很喜欢看戏，他也有20年没有进过剧院了。可是，他对别人的缺点却是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总是想着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责备他们。作为一名律师，他经常是罪犯走进监狱或者踏上黄泉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好人，这些人的心里会一直保留对他的温文尔雅和公正无私的记忆。

厄特森先生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叫理查德·思菲尔德。这个人是城里出名的“爱热闹”，交际场里的老手。谁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何居然是朋友，他们可真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却经常一起散步，一走就是好远，穿过伦敦的街道，安安静静地做着伴。

有一次，他们散步走到伦敦闹市区一条狭窄的背街上。这条街干净、热闹，人们也和善，一家家亮亮堂堂的小商店，门环锃明透亮。但是就在街道的尽头，有一幢阴暗、神秘、没有窗户的楼房，门上既没有铃也没门环，还到处是灰，显然已好久没人打扫了。脏兮兮的孩子们在门口疯玩疯闹，也没人开门轰他们走。

一天，他俩走过这幢房子，恩菲尔德指着问道：“你注意过那儿吗？它让我想起一个奇怪的故事。”

“哦，是吗？”厄特森先生说，“给我讲讲。”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开始讲了，“那是个冬天的早上，天黑漆漆的，大概3点钟吧，我正要回家，突然看见两个人。头一个是个矮个子，正沿着街边走，第二个是个小姑娘，跑得很急。两个人一下撞到了一起，小孩儿摔倒了。接着，可怕的事发生了，那个人穿着沉甸甸的靴子，冷冷地从孩子身上压了过去，小姑娘躺在地上尖叫着。做这种事真残忍。我从后面追上来，抓住那人，把他拽了回来，这时一小群人也围到了又哭又叫的孩子身边。那个人非常镇静，一脸漠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真是让我反胃。孩子的家人这会儿也赶到了，还来了一个医生。原来小姑娘是去请医生给邻居家病人看病的，她正要回家。

“‘孩子与其说是伤着了不如说是吓着了。’医生是这么说的。你也许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是你想，我对那个小个子十分厌恶，小姑娘的家人也一样——当然，这很正常，可连医生（他看上去那么和善、安静），也盯着那个罪犯看，好像恨不能把他给杀了。

“我和医生彼此心照不宣，都冲着那人大声指责，并声称要让整个伦敦都知道这事，让人人都唾弃他的名字。

“他阴森森地瞪了我们一眼，还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开个价吧，’他说。

“我们让他答应付给孩子家100英镑。他又翻了我们一眼，把我们领到那边的那扇门口，掏出钥匙，进了楼。不一会儿，他又出来了，递给我们10镑金币和一张康茨银行的支票，上面写着90英镑，支票上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的人。

“‘你看，’医生满腹怀疑地说，‘够奇怪的，早上4点，一个人走进一所空房子，然后又拿着另一个人签名的支票出来了，足足快100镑呢！’

“‘放你的心吧，’一脸凶相的矮个子说，‘我和你们等着银行开门，看我自己兑钱好了。’

“我们离开那儿，医生、罪犯和我到我家挨过了后半夜。到了早上，我们一道去了银行，支票是真的，没问题，钱很快就转给小姑娘家了。”

“哦，是这样，”厄特森先生说。

“是啊！”恩菲尔德说，“这事真怪。明明肇事者是个冷酷、残忍的家伙，可签支票的人却是伦敦有名善良、慷慨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把支票给一个罪犯呢？”

“你们也不知道支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那幢房子里？”厄特森先生问。

“我可不喜欢问，”他的朋友说，“根据我的经验，提太多的问题可没什么好的。万一得到的答案既令人厌恶又令人不安，那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稍微研究了一下那个地方。它看起来不像一所房子，没别的门，唯一使用那扇门的人就是我刚才和你讲的那个家伙。房子一侧有三扇窗户，可以看到下面的小院，窗户都关着，但一直干干净净的。还有个烟囱常冒着烟，所以肯定有人在那儿住。”

两个人接着走下去，厄特森忽然说：

“恩菲尔德，你那条规矩挺不错，就是别问太多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想问问踩着孩子身体走过去的那个人叫什么。”

“当然了！”恩菲尔德说，“他告诉我们他叫海德。”

“他什么模样？”

“这一下子可说不好，虽然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长得什么样。他长得很怪，个子又矮，身体粗壮，他的相貌哪儿有点不对劲，让人感到丑陋，不舒服——不，是让人憎恶的那种。我一看到他，马上就不喜欢他。”

厄特森先生想了好一会儿，问道：“你肯定他用了钥匙吗？”

“瞧你问的！”恩菲尔德一脸诧异的样子。

“我知道我这么问有点怪，”朋友说，“可你想，我并没问你支票上签的是谁的名字，因为我心里已经明白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朋友不无恼怒地说，“甭管怎么说，那家伙的确有钥匙，上礼拜我还看见他开门来着。”

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看了他一眼，但没再多说什么。

2 寻找海德先生

那天晚上，吃了饭，厄特森先生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柜橱上的锁，拿出一个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