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占用情况……那是计算机设计的一把标尺,用这把标尺把你所接受的数据进行定位排序。它们不是作为个别的事件储存的,而是按顺序进行标度,它们再由计算机连续不断地从全体人类的事件中查找出来并赋予现实意义。”
所有的数据,我所收集的所有的数据,这是他说的。我所收集的什么东西算是数据呢?我在想。我多大年龄、受过什么教育、在哪儿工作、我怎么挣自己的面包,也许还有几次在警察局里,我在那里面可什么也没说。难道真会有人把我的这些数据当成我的个性吗?我强烈地抗议,可布莱因只是笑笑而已。
“这些魔术般的数字现在是27。”布莱因说,“这就是说,每个沃维森的公民现在每天平均有27个数据进入计算机。与沃维森相比,欧洲其它地方这个平均值是0.02到4之间,但是在那些地方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在这里已经测试过并且应用过的!”
我摇摇头,“今天早晨我起了床,然后去上班,除了跟你和几个同事说过话以外,跟谁也没说过话。然后我回了家,换了衣服,又来到这儿。计算机从哪儿弄来有关我的27个数据的?我知道是平均数。”
布莱因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掏出放着π卡的皮夹,他把卡扔在桌上。
“我们一块儿算算吧。”他说,“今天早晨你是让你的个人通讯机把你叫起来的吧?几点呢?六点半。这是第一号数据。你吃早餐了吗?边吃还边看电视了吧?太妙了。转换了几个频道?我们是说,这里就有了有关你对电视节目喜好的第三个信息。你还在个人通讯机上跟谁聊了什么,不是吗?很遗憾,这儿我们已经得到了第五个信息了。然后是坐电梯,出门,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这幢房子的。再就是乘坐新区电子包车,这是第六条信息。开始工作的时间,下班的时间,我们又有了第七和第八条信息。在餐厅用餐,第九号信息。”他笑了,“实际上,要从你那里得到二十七条信息,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们再等着瞧,第十和第十一号信息又是包车和房子的大门。”
“我并没有马上回家,”我打断他的话,说,“我去买了东西,还在游戏厅待了一会儿。”
“哦,太棒了!”他惊叫起来,“这样的话你今天生产的信息可能就超过二十七条了。我们说到哪儿了?第十一条?噢,你买了什么?”
“日用品,只是最需要的。”我说。
我真的是买了日用品,一个面包、切片香肠、一点干酪、三个微型套餐,这些我都给他罗列了一遍,可是还有两瓶波尔图葡萄酒和那本交际杂志我没告诉他,他用不着什么都知道。
“没买喝的?”
“矿泉水,两瓶。”
他看着我的眼睛,诡谲地一笑。
我心里在想,是不是我买波尔图葡萄酒的事儿早就让他窥视到了,因为我在餐厅里从来也没喝过酒。接着,我想起了我早晨的黑眼圈,有几次早晨,人们可以从我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出我晚上在酗酒。你又有那种醉眼了,有好几次诺拉这样说过。不知道为什么她喜欢上这个醉字了,动不动就说出这个字来,即使她自己以前从来都是滴酒不沾。她发明了一个两个音节的词儿,先说一个“醉”字,然后稍稍停一会儿,她的嘴角往上翘起来,做出一种挖苦的笑的样子,然后像轮胎泄气一样,发出“咝咝”的一声:“醉死……”
“波尔图葡萄酒醉不死人。”我对布莱因说。
他惊讶地盯着我,“你说什么?波尔图葡萄酒, 还是什么别的?”
“波尔图葡萄酒,一瓶。”我说。
我这句刺耳的话虽然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先在头脑里形成,然后再从嘴里说出来的,但也把他如数家珍般的信息清点完全打破了。他查看了他的终端机,他没找到这一条,这才又灌下去一口啤酒。
“我们数到十一了,”我提醒他,“十一加上购物等于十二。”
他狠狠地摇摇头,一边抹去沾在小胡子上的泡沫,“噢,不,十一加上面包和香肠和干酪和谁和波尔图葡萄酒和醉死人和……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二十了,看来我应该这么说才对。”
他固执己见。尽管我感到意外,尽管那不合逻辑,他坚持要把我买的每样东西都作为信息录入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没有多少理由再复述一遍,不管怎么说他是这个处里的头儿,他就是干这一行的。如果我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我在干什么,他都应该了如指掌,那也许我就相信他了。不仅是每一件商品,他对我解释说,还包括我的每一个有个人特色的动作,比方说,我用π卡支付、预订,所有这些不仅作为账目在线输人银行,而且还并行输入数据中心的大型计算机。
“所有出自我的一切都进入计算机,”我说,“所有的数据,每个人平均每天二十七条,所有这些信息都跑向了计算机。去那儿干什么呢?它们全都储存在那儿吗?就这样一股脑儿地储存在那儿 了吗?比方说,我于2015年5月15日在沃维森的一条叫做埃德卡的路上买了一瓶啤酒?”
“废话。”他说,“尽管这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会那样想。你必须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不要老是这样计算机啦、信息啦,就像我说的那样,不要这样刻板,也许要有点情感。噢,不,现在我想出来了,要有人情味。”
“人情味?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收集信息还有人情味?”
布莱因的兴致高涨起来了,他勾画了一幅图像,后来我还常常琢磨,他是不是真的在那一刻勾画了这幅图像呢?从前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想过或者讲到过关于计算机作为一个有人情味的头脑呢?布莱因为自己想到这一点振奋起来。我的脑子里闪过了洛,洛曾经说过有关计算机作为一个清白的头脑不必承担政治责任的话。我发现,两者是殊途同归。我聚精会神地想跟上布莱因的思路。
“注意,”他说,“你有一个朋友,我们姑且承认你有一个朋友,他是谁无关紧要。你认识他,你知道他是谁,可是从哪儿知道的呢?我是说,你从哪儿知道他的事儿呢,图波尔?好吧,你同他见面,听他说话,我们暂且把这事儿搁在一边,当然这是重要的,可那也得让它在一边待着,先不提它。先说别的事情,这儿是他的房间,你看见了这个房间。这是放在房间里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时候买的。这儿有一辆汽车,这儿是电视节目单,他已经看过了,也许是和你一块儿看的,要么就是他告诉你的。可能他还踢足球,是一个体育联合会的成员,买了钉鞋、针织紧身运动衫,或者他穿着意大利设计师的鞋,另外还有十来双放在房间里,还有精美的西装、领带,或是牛仔裤、运动鞋、汗衫。他还收集版画,只收集先锋派的那些不出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出去旅行,到泰国、中国或火地岛,或者坐着公共汽车去德艮道尔夫,还有哈兹。
“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吗?这样的一个男人决不会是清白无瑕的,不会光着身子站在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蓝盒子里。人们可以对每一个这样的人的背景进行干涉,只要人们需要这样做。他有一个交际圈,他自己就属于这个圈子。他在做着什么,正是他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塑造了他自己,也形成了他的交际圈,使他能够与别人比较,使人们能够把他从茫茫人海里辨认出来。所有的人都在做着什么,人们都有一个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由随时随地浪费的物品所创造的。”
他把滔滔不绝的演讲中断了一下,因为他要润润嗓子。
“你是说,”我乘机插话,“你是说,只有充分了解一个人周围的那些东西,然后才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吗?”
“对啦!想想吧,他不是谁的朋友,要不稍稍好点儿,他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的,你不认识他,也从没见过他,可是每天晚上我都给你打电话,对你说他这个人这样那样。我不是告他的状,也不说他是好是坏,我只对你客观地、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我就告诉你,这个你不认识的朋友今天他干了什么什么,他什么时候起床、去了哪儿、买了什么东西、打了什么电话、谁去他那儿串门、他什么时候睡觉……用不了几天工夫,你对他就有了印象,你就开始认识他了。”
我点点头,这事儿我能明白,我甚至明白得比这稍多一点儿。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每天都通过π卡获得我告诉它的信息,它已经认识我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更熟悉。
“那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我问布莱因。
“是啊,为了什么呢?从历史上来说首先看到的是副产品,π卡的副产品。π卡结束了号码的混乱现象,这儿一个纳税号码,那儿一个账号号码,邮购商店的顾客号码、建筑市场的顾客号码、个人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驾驶执照号码、机动车检验号码、保险号码……对所有这些号码,每一个服务机构还要附加一个小的密码用来确认身份。你无法想像在使用一个全球通用的π卡号码之前的情况。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三十到五十个不同的号码作为自己的识别标志,后来就有了π卡号码,这立刻就成为巨大的进步,接着,又在π卡号码上加上了语音分析和识别。
这就好啦,也不用找零钱了,也不用信用卡和消费卡收集中心了,也没有银行保密费了,只有一张小小的卡和卡上说出来的密码。不过,为了能在全欧洲支付和纳税,需要建立一个中心,把所有的在线问题和与人有关的问题,集中处理。这就是数据中心,而且,因为它这么漂亮,人们愿意生活在现实中,而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模拟器里,所以嘛,就建造了这么一座样板城市。”
“沃维森,”我脱口而出,“就是‘住在芳草地’1。”
【1 沃维森是德语的音译,由(居住)和(草地)组合而成。】
我的话听起来实在是不算积极,反而有些玩世不恭,所以,布莱因谦恭地耸耸肩。“你打算干什么,图波尔?德意志人就是这样,当他们最终懂得了用汽车能干什么,他们就建造了沃尔夫斯堡;当他们看了用计算机能干什么,他们就想要一座沃维森。他们来了,所有的一切从来都是完美无瑕,天衣无缝。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副产品也出来了。突然之间所有欧洲人的数据都集中到了这里,有好几年的时间就只他的城区代码,电子包车轻轻地鸣了声喇叭开动了。
“我在想,如果两个同事在同一个晚上到达同一个电子包车的站点,然后有三个小时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此后又在同一个站点乘车离开,那样,计算机会不会发觉呢?”布莱因在苦苦地思索。
“什么叫会不会发觉?”我问,“为了乘车,我们两个都用了我们的卡,这样它就发现了,对吗?”
“对呀,看来这个问题应该是,它对此会怎么想?”
“它想?”
“是啊,它是把这些信息单独衡量呢,还是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使用呢?”
“唉,我想,这些事儿我现在好像都弄明白了。”我叹了口气说。
车停了,布莱因得下车了,他嘿嘿地笑着跟我道别,“弄明白了,全弄明白了!要是我什么时候把计算机在干什么全弄明白了,那我马上就跟你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得使劲儿往它的头脑深处钻钻,得想办法掌握它现在又在琢磨什么了。好好干吧,图波尔,以后在公司里可别再胡叨叨,再写什么条子了——那可不是别人喜欢看见的,懂了吗?”
电子包车到我的站点还有三分钟时间,一位穿着浅灰色制服的女警卫在站台上执勤巡逻。我朝她点点头,她也朝我点点头,此外,再没见到一个人。我知道,在她的制服里缝着一个受攻击报警器,每一声辱骂,在她身上的每一次打击,每一次平衡状态的改变,还有每一次超出三十秒钟的运动停止,都会在她的体内触发警报。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几个这种穿浅灰色制服的人在攻击和突然袭击中死去。很显然,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可我还是不理解,她们这些女人在这个时候居然还单独执勤。
到了家里,一条消息正在等着我。
19:37
图波尔,你藏到哪儿去了?我需要你。
莎拉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我不可能再去敲人家的门,所以我也只是回了一封电子邮件。
23:12
我现在回来了,可惜有点晚了,睡个好觉。
图波尔
然后我转到电视上,想换换脑筋,可布莱因的报告仍然盘旋在我的头脑里。
半夜刚过,个人通讯机发出了通报,一张车库门的图片弹了出来,莎拉正站在楼下,在摄像机里微笑。
“你好。”她说。
我为她把电梯开到楼下,我把衬衣的下摆塞进裤子里,把波尔图葡萄酒和杯子飞快地藏了起来。
“你好,我来了。”我开门的时候她又说。
她穿着马海毛织的迷你上衣,与之相配的是一条紧身连袜裤。她的脸好像化了一点浓妆,看上去很性感,也很绝望。在我的内心里又出现了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心突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