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来打听情况，报告最新的消息。有四个人被困在电梯里。即使有移动电话也打不出去，整个无线电通讯网也被摧毁了。

“也许我们应该离开这座房子。”有人说。

“这该死的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粗心大意呗。”有人说，“混蛋，煤气炉的电子报警器失灵了，然后火就着起来了！”

“那应该切断煤气呀！”

“谁知道呢。”

又来了一个拿手电的人。“楼下有人有一台带电池的收音机。”他大声说，“他们宣布，在沃维森周围的大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都中断了，所有的一切。没有电，没有煤气，也没有水——什么都没了。其它的城市也受到影响。全欧洲的电话和电视网据说都中断了。在柏林，红绿灯都失灵了，交通一片混乱。”

“可是这儿还有水！”

“是啊，可是水压在下降，最好不要冲厕所！”

他似乎还是幸运的，总算能做点什么事儿。一个小伙子碰巧听到了他的警告， 便顺着走廊跑了起来，边跑边喊：“不要冲厕所，把水省下来，水要停了！”

“只要我们还有水，我们就多少放心点儿。”有一个声音说，“说不定要持续好几天呢。”

我和那个穿晨衣的人跟一群小伙子站在一起，人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到床上去躺下，等到明天。”他在圈子中间说，“到了白天情况就不会这么糟了。”

“我早就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一切就要崩溃。”有人说，“它不会有好结果，太多的计算机，太多的电子，太多了，多得人们都弄不明白了。现在好啦，您看看吧。”他指着应急灯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实用技术，一开开关它就亮了，这很灵。自给自足，随手可用，其它的一切都是魔鬼。这灯能用多长时间呢？”

“几个小时。”那个男人说，“大概可以用到明天黎明吧。我现在回去睡了，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门开着，我把灯留在那儿，这样大家都会有一点儿光亮。”

“谢谢。”圈子里有一个人说，其余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

“要不要有人看着这盏灯？我是说，别的楼层会不会……”有人问。

“也许我们该把自己武装起来。”另外一个人说。听他的口气，他说的是真心话。

我慢慢地向我的房门走去，我再也不能听别人对这场大灾难的唠叨了，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渐渐地，走廊上的人也各自回他们的房间去了，走廊里变得空荡荡的。可是各个房间的门都开着，有的用椅子，有的用废纸篓顶着，也有用坐垫或是单只鞋挡着的。我的手还一直拿着那支蜡烛，我又把它点着，好让房间里也有一点点光亮。

原来坐在我房间里的人也都走了，只有坐在窗边的一位女士还趴在窗台上。

“您住在这儿，是吗？”她问。

“是啊。”我说着，把蜡烛立在桌子上，“您就隔一个门，对吗？”

她点点头，“我把自己关在外面了，我吓得慌了神，门就在我身后关上了，我真害怕。”

“没关系，您可以留在这儿，等电来了再说。”我安慰她。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单薄的人，看上去很脆弱，像个小布娃娃。像布娃娃那样的头上留着剪得很短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很黑，露出受了惊吓的眼神。两只手的手指不停地互相搓着，在指缝和指骨节上不停地抓呀，擦呀，指甲都快抠进肉里去了。

我坐下来，脸朝着她，就像下棋一样，下“伙计你别生气”棋或是强手棋。好长时间没下棋了，最后一次是和诺拉下的。蜡烛就立在我们两个之间。

“您用不着害怕。”我又说，“不过是停电事故，很快就过去了。”

“说起来轻松。”她轻声说。

寂静蔓延开来，房间里，个人通讯机的黑洞洞的屏幕瞪着空空的、无神的眼睛，了不起的戈尔斯也闭上了嘴巴，屏幕上也没有了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屏幕的一角也没有了鲜花商人“重要消息，请速收看”的提示，或是沃维森西1区的菲亚特公司代表的同类提示。寂静布满了整个房间，延伸到各个角落，它就像甜粥童话里的粥那样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铺得越来越大。要是我能对她说什么，那我要说，我在想着莉迪娅，盼着她给我说点儿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您就是那个听音乐的吗？”我终于说了话。

她慢慢地转过头，不明白我的意思。

“您的音乐，您总是在放音乐。我在这儿听到您的低音嘭嘭地响，我就知道您什么时候在家。”

“上帝保佑，实在对不起。”她慢慢地说，“我并没有想打扰您，您为什么从来不抱怨呢？您只要过来说一下就行了。”

“不，不，”我说，“已经习惯了，我并没有不愉快，而是相反，那就像一个生命的记号，您懂吗？它让我知道，在这个小屋子之外还有别的人。”

“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害怕吗？”她问。

我耸耸肩，“害怕？我不知道。也许那就是害怕，我必须承认，那并不给我什么快乐。”

“我总是害怕，”她小声说，“它伤害着我的身体。”

“您叫什么？”

“诺拉，诺拉·洛贝娜。”

“什么？您真的叫诺拉？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很少有的名字。”

她摇摇头，“那是爱尔兰人的名字，我的祖父是爱尔兰人，这个名字叫起来像是个幸运儿、圣诞儿，或是这一类的，这名字并不稀罕。”

“噢，是啊。”我说，“我也认识一个叫诺拉的，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也叫诺拉，也是爱尔兰人，是个幸运儿，是您说的，对吗？”

“反正是这样。我总觉得它是玩世不恭的意思，我可不是幸运儿，无论怎样也不是。”

我站起来，灌下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她不想喝酒，绝对不想喝酒，她更希望喝一杯咖啡。哎呀，现在可没有电呀，可是我有雀巢咖啡，她感动了，因为她是真的想喝，反正不能睡觉，一杯用水管里放出来的不冷不热的温水冲的咖啡也不错。

当我又回到沙发上坐下时，她的眼睛已经闭上了。我在她的腿上盖了一条毯子，她的腿已经开始变冷了，然后我坐到另一张沙发上，注视着她。

六个月来只有音乐的撞击声透过墙来，那是她恐惧的心的搏动，那是为一个瘦小、胆怯的女人有节奏地摇动着的摇篮。她有一张布娃娃的脸和火柴杆一样的黑头发。诺拉，这是我生活中的第二个诺拉，关在一个二十七点五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可以远眺森林、草地和人工天鹅湖。

三点刚过，还是没有电，从我的房间到走廊的门仍然开着，自来水只能流出一根细细的水柱。个人通讯机的屏幕还是一片漆黑。

在走廊的外面，我可以想像地平线上已是晨曦微露，早晨就要到来了。天要亮了，要有光亮了，光亮就是开始。

我被身边窸窸率窣的声音惊醒了，我发现自己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位女士，她把杯子放到桌子上时弄出的声音太响了。

“天要亮了！”她说。

诺拉。停电。我把数据中心炸毁了，我把沃维森弄瘫痪了。这座房子倒是没有着火，这个女人叫诺拉，她很害怕。在外面，天快要亮了。

“到现在还没有电。”她说，“我可以留在这儿吗？”

我点点头。在过了这样的夜晚之后我不想谈论早晨。

她又从她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雀巢咖啡，它过了夜已经凉了，走味了。我觉得喉咙里堵得慌，就站了起来，指指她的杯子。

“我去换点儿新的吧？”我说。

她摇摇头，“还没有电呢。”

我点点头，拿了她的杯子。

“还是没有来电。”她第三次这样说，“您煮不了咖啡，您不明白吗？”

我又坐下了，她是对的，当然啦，没有电。

“牛奶？”我问。她点点头。

冰箱里黑乎乎的，很暖和，牛奶变酸和桃子腐烂的异味从里面不断地涌出来，然后向下扑去，在我光着的脚上留下一种湿乎乎的腐烂的感觉。

“您做什么工作？”我问。因为我想到，从表上的时间，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我又想到了我在数据中心的工作，想到了我的来访者诺拉，最后，她做什么工作的问题就跳了出来，我并不真的感兴趣。

她没有听见我的话，大概我是在冰箱里问的。

“不要在冰箱里问话！”这是母亲说的。

每当我找啤酒或是奶酪找不着的时候，母亲就会说：“不要在冰箱里提问题，否则我听不清你说什么。”她在慕尼黑有电吗？我把多少地方弄瘫痪了？她也许正坐在沙发上为自己担心，可她的儿子现在正处在混乱之中，到处是火光冲天。我可以想像昨天夜里的新闻图片。它会不会造成伤害？或者死亡？我是不是杀了人？

“您做什么工作——诺拉？”这个名字在我的舌头上就像一个胆小鬼，它应该跳出来，我必须用力，用全部力量才能把它挤出来，可它还是这样抵抗着。诺拉这个名字，对着一张陌生的脸。

“我靠救济生活。”她惶恐地说，“我失业了。”

“您整天都在这儿吗？”

她点点头，“大部分时间，是的。我原来是售货员，可是我受不了那份工作，您知道，整天人们围在我身边，空气都往下沉。我原来在市中心，在繁华地段，您认识那地方吗？那里没有窗子，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我受到太多的损害，总是生病。后来我出来了，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再给我一份工作。肯定在什么地方储存着信息，说我有太多的病。”

再也不会了，我静静地想。它过去储存了邻居诺拉，可是它现在已经都被抹去了。我，图波尔·博特，我亲自想办法把它抹掉了。我们全都穿着洁白无暇的衬衣，再也没有人认识你的邻居诺拉，把你的π卡扔掉，因为你再也不叫什么1234567xyz了，你又叫诺拉了，并且将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有时给我那种坐在屏幕前的工作，可我不能长时间看着屏幕，那样会让我变瞎的。我说，我干不了那活儿，可他们说，这是拒绝工作，给我的报酬更少了。您能在屏幕前呆呆地看上一整天吗？”

“没问题。”我说。

她耸耸肩。

这不是恰当的做法，我不能在早晨作这种诊疗交谈。这个女人需要的是同情，图波尔。她那样做不是要惹你生气，她说得这么多，是要把心里的东西倒出来，你难道不懂吗？不，我懂，不过我有别的问题，我刚刚把世界都炸毁了，可我还不知道爆炸声有多大呢。

“您还没有结婚吧？还是已经结了婚？”她问，可立刻又自己作了回答，“不，没结婚，当然没结婚，在这些房子里住的人都是不结婚的。我有一次听人家说，他们要把所有的单身都弄到一块儿，这样我们可以更快地认识。真是胡说八道，不是吗？自从您住到这儿来，您认识哪个人了吗？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吧？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快两年了，可在我看来已经有千百年了。有时候我给汉堡打打电话，给一个女友打。她认为这是我的单身牢房，开头我总是笑，可是慢慢地我懂了。您去过汉堡吗？我是从那儿来的。我在那儿结了婚，说实话吧，时间不长，就三年，他现在还一直住在那儿，我们有时候也打个电话，我们……”

“我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有一个女友。”我说。

她停止了她的叙述。

“这多好。”

我突然浑身发冷，“她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在监护站，他需要动手术。”

“他得了什么病？很严重吗？”

“他刚要做手术，可是停电了。”

她惊愕地紧紧盯着我。她明白了我几秒钟之前刚刚意识到的事情。

“那儿肯定有应急供电，是吗？”

“是的，”我说，“我想过了，我希望他们有。”

我喝了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它一整夜都放在桌子上。我已经不能挽回任何东西了，我的罪过意识深深地钻进了我的心里，像肾上腺素穿过我的全身和四肢，使我坐立不安，要让我猛地弹起来，奔跑回去，让一切不曾发生，使那一切愚蠢的举动、可怕的愚蠢的举动统统不曾发生。

诺拉，我的女邻居，这个思路开阔、健谈难缠的人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她从她的前夫讲到汉堡，讲到易北河的气候，讲到她可以眺望到内城的房子，突然她又停住了。

“您听！”她说。

我屏住气，听到一种轻轻的咝咝声，然后是嗡嗡的声音，忽然，从半开着的冰箱门里漏出了灯光。

“电又来啦！”她喊着。

就在这时，我房间里的扬声器开始咔咔地响，不是那种我听惯了的低沉的声音，而是一种很少听见的、叫人头皮发麻的吱吱啦啦的计算机的声音。就像邻居诺拉唠叨了整整半夜，扬声器也突然大段地演讲起来：“注意！紧急情况！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