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后，在路边的停车道上停了下来。

这就是我早些时候看到的那辆通用轿车。此时太阳已经露出了地平线，阳光照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又被反射回去。从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角度看去，我终于可以看清这是辆土黄色的车。马达罩上的标志告诉我，这是辆凯迪拉克。

我把双手塞进胳肢窝里好暖和一下手指，站在一边静静等待。

一个男人从驾驶座上爬了出来，双手插在口袋里，朝我走来。

是鲍勃·布兰特。

即使在一百码外，我也能认出那件粗斜纹棉布夹克。此刻我只是在想：谢天谢地，你还活着。

“有人去过我家，”他走到离我不到五十英尺的地方，开口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压抑，也没向我打招呼。

难道就没什么新消息了？

“我知道，”我说。我的结论是多伊尔把鲍勃家给砸了，但我没有说出来。

“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他问。

这就是鲍勃出现在我家的原因。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泄露了他的秘密，所以他来惩罚我了。不过这很公平，我的确这么做过。“鲍勃，你好，”我又顿了好一会儿重新组织语言。“我一直很担心你。”

“为什么？”

鲍勃的“为什么”是个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问的问题，但问得很真诚。神经紊乱使他对“关心”的理解只停留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至少对各种人际关系的理解也是如此。

“我一直都没你的消息，还以为你……有危险了。”

“哦。”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我去了一些地方。你知道出什么事了吗？谁到过我家里？”

“你还好吗？”

“累死了。开了一晚上的车。”

“你一个人过来的？”

他转过头，看着那辆车，好像要确认一下。“是啊。发生了什么事？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我让你别看的。你应该看到我写的字条的。”

“我说过，你让我很担心。我想反正你还是希望我看的。不然你也不会把它给我了。我们可以谈谈你写的这些东西。”这是心理医生的谈话方式，不过碰巧也都是实话。

“我才刚开始写。这只是个故事。”

“但地道那部分是真的。”

他咽了一下口水，目光开始迷离，有点惊慌失措。然后他挤出一个词：“那又怎样呢？”

鲍勃的回答就像小孩子逞强，仅此而已。

“我现在怎样才能帮到你呢？”我问，继续扮演医生的角色。

他对我主动提供帮助感到很惊讶。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问得好。”

他后退几步，我担心他在心理上也退却了。我本能地想给他台阶下。“那是你的车吗？”

他看着那辆凯迪拉克说：“是我母亲的。”

你母亲的？鲍勃在开玩笑吗？我不能肯定。“你喜欢这辆车吗？”

他又朝我这儿望过来，但目光越过我，落在远处的收费公路那儿。许久，他才说，“动力强劲，性能也不错，很舒适，而且才跑了十四公里。”

“不如你那辆卡马罗好看呀，”我说。

“差不多，”他说。“基本差不多。”他用嘴唇发出一种很陌生的爆破音。“也许你可以帮到某个人……我知道你可以。”

“是你的一个朋友？”我问。请告诉我马洛里平安无事。

早不叫晚不叫，埃米莉偏偏挑在这个时候发作了；它显然意识到有个陌生人正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而这是它的地盘，它的地盘已受到侵犯。埃米莉那凶猛的吠叫声——即使是从屋子里传出来的——也把鲍勃吓得连退几步。

“不用怕，它不会怎么样的，”我说。

“我不喜欢狗，你知道的。”

我想我并不知道。“它会待在里面的。鲍勃？”我沉默了一会儿，直到他注意我，才接着说道，“警方正在找你。他们想和你谈谈有关马洛里的事。我想你得找个律师，然后和他们见次面。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个律师。”

“嘘，”他说着，又微微地半摇头。

我有一种奇怪的欣慰感，我终于找到些东西能和萨姆分享了。我说，“你应该明白，无论你打算做什么，我都会告诉警方你来过这儿。”

他一头雾水。“这是……规定吗？你一定得告诉他们吗？”

“不是。这可能会违背某些规定。但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

他点点头。“我也是这么做的。我想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

“你可能有危险。多伊尔死了。”

“没有，他没死。”

好吧。争辩也没什么用。“警方要和你谈谈。”

“我没有做错事。”

“那就好。我来帮你联系律师。”

我的手机响了。我从口袋中掏出手机，看了看号码：是萨姆打来的。我说：“不好意思。等我一会儿。”接着便走开十几英尺。“喂，”我小声地说。

“在开出你们小区的那条路上，我的车与一辆凯迪拉克戴维利车——我们慢跑时看到的那辆——擦肩而过。我突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于是就通过数据库查了查。那车的违章传票已经过期了，车主名叫维娜·布兰特，她住在……”

“我知道。”

“他在你那儿？”

“是的。”

“一位代理治安官正赶往你那儿。我很快会跟上。”

我转过身。鲍勃正径直走向那辆凯迪拉克。“别走，”我大声叫。

他跳上车，在尘土中一个急转弯，技术娴熟得就像每周末都练习驾驶一样，很快便开走了。

此时，一阵狂风从西边刮来。我一时没准备，差点儿被风掀倒。正如刚被打的人总想看看打他的是谁，我好不容易站稳，立刻往山那边望了望。天气预报说得没错，奇努克风真的来了；远处大陆分水岭那边的冰霜被风吹散，给弗兰特岭套上了一件雪白的外衣。

我站稳后打给萨姆，但没人接。一直等到代理治安官和萨姆开车到了，我才告诉萨姆刚刚发生的事。我多么希望这天可以重新开始。

这个星期六早晨，劳伦正打算带格雷斯出去逛逛，最后她决定两人一起去弗拉提伦买衣服。如果晚些时候风不大的话，她们准备来个母女自助游，去一些在格雷斯看来是个大秘密的场所玩玩。我一上午都在等拉乌尔和萨姆的回音。但没等到。为了打发时间，我写了几篇拖欠已久的稿子，做了些家务活儿。一切弄妥之后，我跳上车，向西开了几公里，到了办公室，准备与比尔·米勒见面。

对于这次见面，我并不十分期待，甚至有点希望他会因为奇努克风而取消这次约定。

65

比尔在等我。

他停车的地方离那扇从办公室通往后院的门不远，黛安娜也经常把她的绅宝车停在那儿。他站在汽车的两盏尾灯之间，背靠行李厢，双臂抱在胸前。一月份的太阳早就落到西南的山下了，东西要是没拴牢，就会被狂风一下子从城西吹到城东去。用不了多久，奇努克风也会把我们这个已经摇摇晃晃的车库从市中心的这一边吹到另一边去了吧。

我把车并排停在他旁边——比平时离车库远了几英尺——然后下车。我不喜欢他把车停在后面，也讨厌他不在前门那儿等我。

他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的”。

我选择为自己辩解。这样做明智吗？不见得。“比尔，我已经向警方保证过不说的。我想很快你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他点点头，也许想通了这点。“你在这些事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他问。“为什么昨晚你会在多伊尔家？还有之前那几次？”

他的声音在风中听起来比意念更为有力；我的声音却像往大海里吐口水一般很快就被吞没。“这和我担心的一些事有关，和我谈过的那个双重关系问题有关。”

比尔又点点头，似乎是听懂了。但我怀疑他根本就没听见我说话，更别提听懂了。点头应该表示别的意思。

“昨晚我们谈话时，你就知道多伊尔死了吗？”他问。我感觉他有了好多问题，准备一个个问我。不过，我又觉得他并不指望能从我的答案中听到什么新鲜事儿。

“比尔，和以前一样；我还是不能和你谈这个。我只知道无论如何，你明早一定会弄明白的。”

他突然转过头去，迎风凝望着西边的山脉。头发在脑后飘啊飘，看上去就像个卡通人物。“你知道我女儿在哪儿吗？”

这个问题一半是我听到的，一半是看口形猜的。“不，我不知道。我希望我知道。”我说。

“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也问道，“你知道她在哪儿吗，比尔？”

“不知道。”

“那第三种可能是什么？那天晚上你曾经提到并非只有逃跑和绑架两种可能。”

“躲起来。”

“躲起来？躲什么？”

他突然快步走近我，吓了我一跳，距离近得让我不舒服。“生活，是的。她在躲避生活。我有个故事要告诉你。”

事后再看，我那时就该阻止他讲下去。我应该走开。告诉他心理诊疗结束了，或者根本从未真正开始过。然后把我的执照给他当杯垫用。告诉他州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号码，委员会将严厉批评像我这样胡作非为的心理医生，对我做出相关的处罚。

但我没有。我依旧怀着一丝希望，希望比尔知道些什么可以帮我找到黛安娜。

“那是在去年春天，有一天，”他开始叙述，“我下班回家，竟然发现多伊尔在我家，他坐在厨房的桌上喝啤酒。喝的还是我的啤酒。我的个人资料——文档、账单、支票簿，凡是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全都摊在他面前的桌上。”

“比尔，我——”我想打断他。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因为直觉告诉我应该让他停下来。

“我还没说完呢。”他眉毛一扬，长长地吐了口气说，“让我说完吧。我有权这么做。”我不自觉地后退几步。但他马上又向我逼近。“多伊尔知道我的一切。他说花了将近一个月来研究我的东西。文件、信件、纳税申报单、计算机文件、密码。所有东西。他知道雷切尔的事，知道她……精神上有问题。他知道孩子们的成绩和他们老师的名字，也知道我患有前列腺肿胀，低密度脂蛋白超标。我们家和街对面克兰德尔家有什么不同，以及每个私人生活细节，他都知道。”

我突然脑子一热，也没考虑是否合适，就想去安慰一下比尔，告诉他住在隔壁的那个多伊尔·钱德勒是假的，真正的多伊尔·钱德勒是个男孩，他和父母在1967年罗阿诺克的一场车祸中丧生了。我想安慰比尔：玩弄他的是一个手段极其高明的骗子。

一阵狂风卷着沙砾吹到了我的皮肤上。刚才的冲动也随之消逝了。

比尔接着说：“我很恼火。我问他在我家做什么。他只是大笑。我让他立刻滚出去，因为孩子们随时可能回来。他站起身，走到冰箱那儿，指着我们家的日历说，‘不，他们不会那么快的。里斯要练曲棍球，练到七点。教练通常很晚才下课，这点你很清楚。而且这次轮到凯尔的母亲开车去接他们了。上次途中她带孩子们去吃必胜客了，记得吗？这次很可能也会这样——弗兰妮一家都这样，慷慨大方，真是大好人。马洛里么，正在卡拉家学习。马洛里和卡拉这两个孩子很可爱。真的很可爱。’

“他知道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你花一分钟想像一下。试试看。想像一下这是什么感觉。他知道你所有秘密，所有隐私，所有见不得人的事。当你认为自己已经体会到这有多糟时，把这感觉加倍，再加倍。你就知道我的真实感受了。”

我试图感受一下这种非法入侵究竟给一个父亲带来怎样的感受。但无法想像。

一大块泡沫塑料越过围栏向西飞去，一头撞在比尔的汽车一侧。我连忙闪开；但他似乎对狂风视若无睹。我强迫自己好好观察他，尽可能看透他此刻的情感。我并不十分清楚他此时究竟是怎么想的。显然他的内心极易燃起对多伊尔·钱德勒的怒火。不过这种复杂的情感中，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无法触及。

“多伊尔调查了我所有的东西，之后，他又觉得仅仅盗用我的身份太亏了。他当然会想要钱，”比尔说，“很大一笔钱。”

“为什么不——？”

“——去报警？因为有些事我不能说。从那时起，他就知道我不能去报警。因为同样的原因，在马洛里失踪后，我发现了她的日记，但也不能上交给警方。”

“不能说的事？”

“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每个人都如此。对某些人来说，是些尴尬的事。甚至是耻辱。而对另一些人，这些事的性质则……更严重。几年前为了挽救家庭，我曾做过一些铤而走险的事。我矛盾了很久才做出这个选择。对我来说，那件事很严重。”

“关于雷切尔和卡纳达吗？”我猜想比尔的秘密也许与钱有关。但很快，我开始后悔自己不该妄作猜测，至少不该大声说出来。

“你知道吗？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