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贝母、茯苓、或太平丸等方。”擎宇细想之后回答道。

“何谓消渴症？”张仲景询问道。

听了张仲景的提问之后，擎宇又一次的陷入沉思之中，在思索了一番之后，整理好词汇便开始作答：消渴症始见于《黄帝内经?奇病论》，名为消渴。中医所论消渴，肺热伤津、口渴多饮为上消；胃火炙盛、消谷善饥为中消；肾不摄水、小便频数为下消。肺燥、胃热、肾虚并见，或有侧重，而成消渴，缺一而不能成此症。

上消（肺热津伤）

证见：烦渴多饮，口干舌燥，尿频量多。舌质红少津，苔薄黄，脉洪数。

治法：清热润肺，生津止渴。

方药：1.（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加减处方：天花粉、葛根各30克，生地黄、麦冬各15克，黄芩10克，五味子6克，山药、石斛各20克。水煎服。

2.中成药消渴丸，每次5=10粒，每日3次。

3.单方验方（1）（李振琼等《奇效验秘方》）

处方：黄芪40克，生地黄30克，山药30克，玄参35克，黄芩15克，黄连15克，川芎15克，黄柏15克，赤芍15克，苍术15克，栀子20克，茯苓20克，当归20克，生牡蛎50克。水煎2次分2次服，每日l剂。

（2）（漆浩《良方大全》）

处方：生石膏50克，知母15克，白参10克，粳米20克，甘草15克。水煎2次分2次服，每日l剂。

中消（胃热炽盛）

证见：多食易饥，形体消瘦，大便干结。舌苔黄干，脉滑数。[1]治法：清胃泻火，养阴生津。[1]方药：1.（张介宾《景岳全书》）加减处方：麦冬、生地黄、玄参各15克，石膏、天花粉各30克，黄连、栀子、知母各10克，牛膝12克。水煎服。

若大便干结者，可合调胃承气汤。

2.单方验方（1）参黄降糖方（胡熙明等《中国中医秘方大全》）

处方：大黄、桂枝各6—12克，桃仁9～12克，玄明粉3-6克，甘草3克，玄参、生地黄各12。15克，麦冬12克，黄芪30—45克。水煎服。

（2）萝卜汁（来春茂《新中医》1987.8）

处方：红皮白肉萝卜，捣碎榨取汁，每日服100一150毫升，早晚各服1次，7日为1个疗程，连用3-4个疗程。

（3）（李振琼等《奇效验秘方》）

处方：党参30克，知母10克，生石膏30克，黄连9克，阿胶9克（溶化），白芍15克，天花粉10克，山药15克，黄精15克，何首乌15克，麦冬9克，地骨皮9克，鸡子黄2枚。水煎2次分2次服，每日1剂。

下消（肾虚精亏）

证见：尿频量多，混浊如脂膏，尿甜，口干，头晕，腰腿酸痛。舌质红少津，脉细数。

治法：滋阴益肾方药：1.《小儿药证直诀》加减处方：山药20克，山茱萸、生地黄各15克，牡丹皮10克，茯苓15克，泽泻9克，枸杞子12克，五味子6克，天花粉30克。水煎服。

若阴损及阳，肾阳亦虚者，可加熟附子10克，肉桂5克，菟丝子、巴戟天各12克。气虚者，加黄芪、党参各20克。

以上各型如出现血瘀之证，可加丹参20克，桃仁、红花各10克。

☆、医德医心

在回答了张仲景的问题之后，接着华佗便开口提出了另一个难题。

“什么是瘟疫？”

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先秦时期：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三国：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嗯，很好，很好，那么再来。”孙思邈点头称赞道。“何谓养生？”

中医养生，就是指通过各种方法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一种医事活动。在2000多年前的这本《黄帝内经》中就曾提及“七损八益”的养生理论，但书中并没有具体说明七损八益的内容。直到长沙马王堆古墓出土的珍贵医学帛书竹简《天下至道谈》中才有了“七损”、“八益”房中养生术的具体内容，这是对我国房室养生学理论的重大贡献。

养生方法很多，着眼点各异，但殊途同归。大致分以下几类：调神养生：精神乐观，则气舒神旺；精神抑郁，则气结神颓；喜怒不节，则气耗神消。故清心寡欲可使心气平和、血脉流畅、精神安定，虽有大惊猝恐而不能为害。调神之法，参禅入定，或心有所恃，或弦歌自娱，或山林探幽，以气度从容，心思安定，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则神调。

吐纳养生：即今之气功。气功之要，一是静心，静而不思，若能无外无我，可以养神而致长寿。二是以意引气，以气行周身，通达经络，包括通任督、通小周天、通大周天等各种方法，达到养气养神、经脉流畅，保健强身。气功，作为医疗保健，其历史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唐尧时期，奠基于春秋战国，以后历代有所发展。远在两千多年前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和其他著作中，就有关于气功的论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简帛医书中，就有描述气功的帛书帛画。《黄帝内经》中亦有不少地方与气功有关，但这一词在古代未普遍使用，而是直到现代才盛行起来；在古代，仍称为导引、吐纳。服气等。葛洪在其《抱朴子》中，对气功养生的经验和方法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南北朝时代，陶弘景辑录了六朝以前的气功养生经验，编辑成《养性延命录》，占该书之半的《服气疗病》和《导引按摩》两部分，有些内容与目前在应用的动静功法极为相似。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于绝大部分证候下都载有导引、吐纳的方法，约有260余种，可说是隋代以前气功疗法的一次总结。孙思邈的《摄养枕中方》一书，其中导引、行气两节，专论古代气功。孙氏特别强调“气息得理，即百病不生”的呼吸锻炼作用。他还介绍了六字诀的具体运用，以及动功“天竺国按摩婆罗门法”计十八势、“老子按摩法”计四十九个动作。

导引养生：又称为练形养生。导引吐纳，自古即用于描述气功及形体强身，未有细致确定的区分。这里则专指以形体动作为主导方法的养生，所谓“主导”，是因为这种方法本身也要求有呼吸动作的配合。这类养生术有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以及被动的推拿等。

食饵养生：通过调节食物的品质、数量、进食规律，以及回避有害的食物以养生，也包括饵药养生（古称神仙服饵），其内容包括食性、食养、食疗、食节、饮食禁忌及药养等。

保精养生：精气神为人之三宝，精化气，气生神，故精又为人之动力源泉。保精之法，开源节流。节流有二：一是养神，神安不乱，精不妄耗，清静无为，恬愉自保。二是节房室，古人将男女好合、房事伤精看得很重，认为精生有限，而性欲无节则过耗，将致疾短寿。开源即促精生长、吸引采补。前者有食饵、药物、修炼等法可以试行，后者则主要与房中术有关。

环境养生：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因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