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养老账户的试点，截至目前，辽宁省已积累个人账户资金110多亿元。从辽宁省的实践来看.这笔资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去年不仅用于银行储蓄，而且还购买了一部分国债，其中还有部分资金与银行达成协议存款。通过各种方式.去年下半年的运营收益接近3％，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由于试点初见成效.2004年试点范围扩大到吉林、黑龙江两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介绍说，选择东北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我们国家的老工业基地，长期实行汁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很复杂、也很多。所以，东北的问题对全国来讲带有典型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认为，东北三省的社保试点是一个突破口，试验总体上是成功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透露，我国将在总结东北三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广东北三省经验。

农民的社会保障要循序渐进

统计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全国有l870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28万人参保，积累基金259亿元，l98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到2004年底，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夫妇，每人将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王东进介绍说，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现在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已经来到城镇居住或者打工的，可以参加城镇的各项保险；留在农村的，其养老保险主要是以个人缴费、集体资助、政府引导为主体，另外还可以参加新型合作医疗。

对农村社会保障颇有研究的何平认为，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最缺少制度上的设计。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家一下子把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不大可能。目前，政府的资金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里占大头。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需要有一个设计和蓝图。他指出，农民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不能完全依赖土地，“我的看法是对农村的最低生活救济应有一个整体考虑。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大.可以先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进行试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孟昭喜认为，为了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做实做好，我国应制定相应政策，使灵活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目前一些农民进城务工之后随着单位职工一起参加了社会保险，以后当他不再在这个城市工作，要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或者返回农村生活的时候，出现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问题。孟昭喜表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正在着手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_让资会能够流动起来，使灵活从业人员无论是在哪里参保，流动之后社会保险关系都可以随之转移。

私企不能简单套用国企保险模式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农民工或者私企的雇员现在都有社会保障的意识，政府决策层对此也非常重视，但我们在制度没计上，不能把对国有企业的保险简单地套用到以农民工为主的私企身上。何平认为，国企职工的保险交费相对较高，放到私企和个人身上，他们就难以承受，这就可能会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对农民工来说，就业是最重要的。在此前提下，要加强雇主和企业的法律意识。各级劳动部门也要加强对企业的监察力度，以保证农民工和私企雇员的基本劳动权益。

何平说，表现在私企身上，社会保险的接续问题也比较突出。以广东为例.参加保险的企业和个人都交费了，但职工干了两年，就想把钱拿走，他们不想在外地养老，但企业为他交的社会统筹那一块不能拿走。因此在保险关系的接续问题上，国得有一些硬性的规定。

据了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就此问题做调查研究，将在适当的时机推出配套措施。

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近11％，标志着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各级政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了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2003年，中央财政拨出474亿元补助中西部25个地区养老金的发放，各级财政补助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44亿元。但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也越来越大。在一些闲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当期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和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存在一定缺口。

胡晓义介绍，从城镇的养老保险计划来看，现在已经达到了3个在职人养1个退休人的比例。这个老龄化的过程还在持续，预计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我国老龄化将进入高峰。如果现行政策不调整的话，那时候将出现10个在职人养活4个或者更多的退休人的情况。

那么，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银色浪潮呢?王东进披露，1997年，我国政府统一了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在实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同时，政府还进一步扩大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今后，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把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的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列为重点。在保持相关政策稳定的条件下，国家将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金筹集模式：推动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倡导有条件的企业在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管理和运营；推进在各地开展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推广“东北三省的经验，鼓励沿海发达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各种尝试。

申论热点：对“感情投资”，应适时说不

常亮/文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最新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写题为《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文章中说，身为领导干部，要警惕个别人的所谓“感情投资”和形形色色的“公关”。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朋友”不能“心太软”，应该当断则断，更不能把那些歃盟结义、哥们义气、愚昧迷信等社会陋习带到党内生活中来，带到实际工作中来。要切记不分良莠，不讲原则，失控失度。

领导干部要警惕感情投资，这个提醒很、很及时，切中了当前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其实，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提醒和警告全党干部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些话，在当前仍然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些干部，工作上很优秀、能力很强、知识水平很高，确实为人民、为党做出了一些贡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就是抵挡不住形形色色的糖弹诱惑和名目繁多的感情投资，最终被俘虏，被拉下了水。他们逐渐丧失原则，不顾法律法规、乱用手中权力，与一些所谓的“哥们”大搞权钱交易，拜倒在金钱面前，拜倒在石榴裙下，最终走向了腐败的泥坑，走向了犯罪的深渊，甚至祸及亲人，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谓害己害家害党害国家啊！

我国社会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这就使一些投机分子有空子可钻。在这期间，拥有权力的领导干部是一些人瞄准的目标，而对领导干部进行感情投资和腐蚀拉拢是手段之一。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感情投资的手段多种多样，有些还十分高明，使你在不自觉中就陷入了感情投资的圈套，欲罢不能，慢慢越走越远。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清醒头脑，慎交友，自觉约束自己的交际圈。特别是对自己当权后所交的朋友，必须格外小心，要时刻问问自己，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要牢记毛主席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再者，就是要像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所说的要讲官德，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领导干部要按照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的“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用好手中的权力。对于我们整个社会而言，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法制。健全的法律、严厉的执法，是防止官员被糖弹击倒的根本措施。

领导干部与普通人一样，也有人情交往；领导干部不是苦行僧，也有血有肉有感情。因此，强化官德，使其只要产生乱用权力的欲望，就会感到良心不安，受到良心谴责。同时，必须依靠法制，用法规法纪来约束官员的行为，使官员的所作所为完全置于法律的严格监督之下。

申论热点：1400万就业缺口的国家大事

9月初的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引起广泛关注:1994年至今的10年间，我国创造就业岗位超过8000万个;1998年至2003年，189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今后两到三年内，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000万左右，而城镇年度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这意味着在政府强力调控下，每年将仍有1400万就业缺口。

尽管如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仍然认为“中国就业状况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比如‘上山下乡’时期，还有1998年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的时候。当前的失业状况，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转轨将从前被计划经济时代掩盖的隐性失业释放出来了，体现为失业率数字的攀升而已。而另一面，是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张车伟长期从事就业问题研究，参与了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许多就业工作的调研和报告。他认为，我国面临的就业问题是个长期性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复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像中国这样提供7.3亿个工作岗位，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共才提供4.3亿个工作岗位。重要的是，政府的发展战略从“gdp优先”转变为“就业优先”已经相当明确，“就业问题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经济增长与高就业的不等式

在“左岸公社”里一家公司谋职的庄先生上班都会路过中关村人才交流市场，他每天看到的场景几乎一成不变，“求职的队伍从里排到外，天天都是”。庄先生说，那些年轻人脸上千篇一律的焦虑神情让他庆幸自己是80年代的大学生。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注意到，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另一面，是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但对许多求职者来说，今年的就业压力确实是空前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是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目标。“但长期以gdp增长作为其首要目标的中国却越来越感受到让人难以喘息的就业压力。”张车伟指出，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被认为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好的一年，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似乎没有带来与这种增长速度相匹配的就业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主要是产业在用人指标上越来越追求人力资本的效率，用人指标也就越来越低。“就业问题远比宏观经济的调控要复杂得多，它不是用一些财政、货币手段就能立竿见影解决的，政府调控的难度非常大。”张车伟说。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不久前曾在中南海讲解就业问题的蔡一直在收集相关数据。他说，我国gdp对就业的拉动关系，也就是就业弹性，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下降了2/3。现在我国的就业弹性仅为0.1，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在0.3到0.4之间。蔡的结论是，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在gdp指挥棒下过早追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倾向，“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

经济学家赵晓不久前完成一项关于中国失业问题的课题研究。赵晓说，要从供需两方面来看我国的就业问题。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就业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典型失业不可同日而语。在西方历史上，如30年代大萧条，美、英、法等国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但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需求上去了，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认为，中国的失业，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根据专家的计算，前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1.5亿左右，后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3000万至50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失业问题中非需求因素占了主导。”“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淮看来，经济全球化也限制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就业岗位的释放。他说，日元贬值与日本5%的失业率有关，日本现在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因为就业岗位的竞争，导致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加征钢铁关税，之所以不惜动用201条款，是因为美国还有15万钢铁工人，要保证他们的饭碗。而中国家电业在欧洲遭到反倾销，也是欧洲国家保护就业的表现。陈淮认为，经济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