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构成剥夺别人同等权利的理由。

石家庄、宁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尝试改革户口制度，让农民有合法的投资移民、迁居移民、就业移民的通道。这比建设小城镇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方案要现实得多，劳动力跟着资本走，而不可能让资本到莫须有的小城镇去寻找劳动力。这是有限地解除隔离的一项措施，它更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地实施（任何入籍收费都是无理的、歧视性的）。完全彻底地改革户口管理制度，也还远远不够，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那些权利和利益才应该是农民真正的目标。各类企业、各色人等按同样的税则纳税，各地的学生按同样的分数线考大学，所有中国人都享有从政、务工、经商、务农的同等机会和平等权利，有同样标准的福利保障。这样一个改革目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否决这一目标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历史性的错误。

诚然，城市的教育、就业、交通、环保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无疑会增大，但我们不应该把农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农民可以而且能够按市场的法则做出他们的选择，当城市没有可供自由选择的职业时，“农民”不至于会执着到为了一纸已经与农村户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户口而放弃故乡的一切。因为他们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样的自由，无论在乡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样权利的中国人，有一样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没有回到农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碍，从事何种职业、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决于自身的劳动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场选择，他们为什么要去破坏城市的稳定呢？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离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剧了这种状况。农民反感计划生育、农民重男轻女，其实这主要是家庭农业的特点，因为独生女儿出嫁就意味着农户经济后继无人，意味着家庭经济事实上的破产，农村计划生育的困难正在于此。所以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农村两性比例失调正是城乡隔离的后果。长期实行城乡隔离，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会加剧，三农问题必将进一步恶化并使解决的难度与日俱增。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实施户口管制的时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没有自由地调节劳动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场的功能吸纳农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为废除农民隔离制度创造了基础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农民隔离制度松动。不幸的是，政府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又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政府面对三资和私营企业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面对城市市民主动放弃粗活、脏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虽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对农民进城加以限制，却改用收费、盘剥的办法来表达歧视，人为地干涉城乡居民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隔离会造成痛苦，歧视将播种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张，势必为未来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市民职业白领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城乡已有融合和劳动力互补的需求，农民自由入城不仅是农民的需要，也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场力量为主并引导得当，应该可以再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与资本融合、城市与乡村融合的需求。

把农民进城想象成一场灾难，这是一种“种族”偏见。不能忽视的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国企、私营和外资已三足鼎立，而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农民出身的工人是主体。在广东，农民工维持了珠三角的繁荣，同时还维持了他们故乡的农村政府的税费收入。把三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当作负担，这是一种弱智和短视的观点。英国人、葡萄牙人可以让中国的农民把渔村建成香港和澳门，江浙的农村移民可以造出一个大上海，中国的农民自然也可以扩大若干个城市、再造若干个城市。将过多的人口从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用市场的力量重新将劳动力资源洗牌，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资本都有是自由的话，浙江龙港那样的农民城市将会更多地被创造出来。浙江的龙港是完全由农民创建的城市，可以设想，农民的劳动力和精英们的资产和智识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相结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东莞和顺德的。

应该指出，农民的权利缺失并不仅仅体现在户口簿中。户口作为记录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证明，本是无可厚非的。体现在户口簿中的权利也还远不是城乡人民权利的主要部分，中国人还有很多权利是写在党证、官证、资产证上的。

我们的愿望是，中国的农民得到一张无差别的户口簿的时候，户口将仅仅成为“户口”而不是一张“权利等级证书”。所以，关键的问题绝不是户口簿上面取不取消“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这几个字，而在于户口簿上的任何一个字都与人的权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实现了人民的真正平权，不再因血统、因居住地、因职业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税则纳税和按不同的名目缴费、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乡村居住于乡村的公民不仅可以成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务员，也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当主席退休时体面地回到他的农场旧居去，谁会在乎他户口簿上写着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统呢？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农民的身份革命作为一场人权运动，要完成它，必然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仅仅是农民自身，而必将导致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以此而言，废除农民隔离制度、推进农民人权运动，是值得学者们大讲特讲、大书特书的。

新当选的十六届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别召开了以农村工作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将农村工作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胡书记、温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关怀弱势，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1，“坏的市场经济”与“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1990年代中，中国社会出现了裙带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的苗头，对此，吴敬琏等严正提出反对，提醒人们注意分清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这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一个同样严重、也许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却为人们严重忽视了，这就是――还应该更加注意分清完全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裙带资本主义背后，还站立着更为可怕的国家至上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它使得今日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不仅含有很大的道德上“坏的市场经济”的成分，而且还是结构上严重残缺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1992年，中央正式宣布经济领域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但是仅仅过了1―2年，那些市场主义的真诚倡导者就实行了收权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加强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分税制。他们显然没有能够理解自1978年以来所实行的在经济领域放权让利等压缩和消解极权主义的战略性努力，未能认识到中国改革背后大尺度的历史走势。实用主义的短视，使他们选择了一条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思路，可想而知，它乃是中央集权主义和市场经济妥协媾和的产物。

2，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1993年以来实施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政治后果之一，乃是中国本已足够强悍的中央集权得到了令人吃惊的加强。

这一对1980年代放权让利改革的重大历史倒退，其始作俑者，是1988年的治理整顿。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在正确地对金融领域实施严格管制的同时，却武断地把这种管制推广应用于全局，形成了国家主义导向和市场经济导向的畸形藕合。从治理整顿开始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倒退的列车，由此得到了添火加速。

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1988年以来中国政府机构规模急剧地膨胀。这在基层县乡政权表现尤甚。中央政府能够理解的农村现代化模式，依然是加强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权力控制、强制管理和实力引导。这是一个标准的国家主控模式。庞大的党务系统，政务管理系统，税收系统，计划生育管理系统，还有公检法系统，在国家主义加强管理和控制的导向下，象一个生长失控的怪物，可怕地向县乡扩张。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因而对之无法实施有效监控的行政系统，理所当然地被特权阶层所操纵，他们将关系网不断编织进这一政府及公共服务体系，使得机构膨胀的问题更为恶化。从1988年至2000年，仅仅十余年间，农村县乡政权的规模增幅普遍达十倍以上，一般地，一个乡镇的工作人员由毛时代的十几人、二十几人发展到今日的一百多人、二百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教师队伍。

人们往往道德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层官吏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和关系网的扩展上，而看不见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运作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今日中国大陆压得底层民众喘不过气的“吃饭财政”，乃是鼓吹加强中央集权下的管理控制的国家主义市场经济路径的必然产儿。加强管理的建构取向（国家主义）和不受监控的绝对权力（特权阶层，不过是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另一衍生物）两极藕合，必然导致政府体系（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和政府控制企业）的结构性膨胀。

3，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成本主要压在农民身上

中央政府实施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成本，以及为推行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所制造出来的连它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怪物――“吃饭财政”的开支，主要压在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身上。

在加强全面管制的同时，国家主义的中央政府还在19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加强中央财政汲取力度，以扩充自己的转圜和进取空间。在城市财源很大部分被中央政权抽走后，省-市-县-乡官僚体制在财政上受到了很大压力，它们既要承担不断膨胀的吃饭财政，又要解决特权阶层自身按指数增长的高消费需求。有几十年来的惯例可依，它们成功地把财政困难巧妙转移到农民身上。刚刚从极权主义金字塔压迫下获得历史性解放的中国农民，仅仅享受了十年的生活改善，又被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压在赋税的大山之下。

在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中，如果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特权阶层经济贪欲的省-市-县-乡官僚体制，是世纪末严重的三农问题的直接制造者；那么，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思路与财政汲取―分配政策，则是催生三农问题的深层动因。

后极权时代的国家用“发展优先”的残酷资本主义，代替极权主义时代的“重工业优先”的残酷的高积累政策，作为自己对农村暗中不断抽血、公开拒绝履行义务的理论依据。制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中央政府，一直拒绝承担义务教育的开支，反而把这笔巨额负担压给地方和乡村。一般地，义务教育支出大约占去了乡镇财政的50-70%和县级财政的40%左右。国防负担中的很大的一头，即义务兵役制下退伍军人的安置，也被主要推入不断膨胀的吃财政饭的队伍，国家迟迟不开展兵役制度改革，由此而来的巨大成本，就这样用隐形的方式转由农民最终承担。

多年来，中国中西部十几个省的农村地区受到了中央集权体制超额的经济盘剥。农村人民被迫以工补农，把农业收入的大部交给政府，而把打工和副业收入用来补贴家用，勉强得以应付苛捐杂税的压力。

这些税赋主要用于吃饭财政和义务教育，国家每向农民收取一百元税赋，就有九十几元作此用途。其结果，是中国从事着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的农民，反而承担着最大的重负，占国内经济总值不到15%的农业，要养活70%的人口，每年还要另外承担3000亿的税费。致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90年代，农村社会居然发生了明显的停滞（全国经济年增长8%，而农村只有2%，中西部农村不到1%，如果挤掉众所周知的水分，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证实人们的直接经验），部分地区农民再次走向贫困。而中西部县级政权也普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全国乡镇政权负债达2000亿左右（李昌平估测），几乎濒临破产，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2001年中央财政增收达2000亿。这些明显的数字对比，最好地说明了“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

4，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

在1980年代改革给中国农民以极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提升、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城乡间生产―消费的良性互动之后，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城乡二元分化。不用说，这当然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功劳。

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援引的统计数字，以2001年数据匡算，城乡人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为6倍。2000年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城镇居民的水平，整整落后10年。

10年来，中国大部农村没有能够分享到城市高速度增长的好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后几年把前几年曾经分享的好处几乎全部吐出），相反，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