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新模式》的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国模式”。

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

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刊登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5月26日，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的扶贫模式引起世人关注，世界银行行长呼吁全球分享中国的脱贫经验。次日，英国《卫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这些文章，都或隐或现地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

进入6月，国际上又有许多政要及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7月8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美国学者雷默的一篇名为《“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对“中国模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分享到中国经济的成果。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

可以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邓小平热”，而国外则出现了“中国模式热”。

记者：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人口达13亿之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吸引国外学者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但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国外媒体在进入新世纪后会如此广泛地关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呢？

秦宣：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关注，并不只是近几年的事。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有许多人一直在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有的学者曾断言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会随之崩溃，此谓“中国崩溃论”；也有学者断言，正在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此谓“中国威胁论”。但事实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没有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反而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维护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国际恐怖活动此起彼伏，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西方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国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成功的经验又是什么？这些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用？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怎样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如果说苏联东欧为何会发生剧变可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那么，中国的快速发展却成为近来西方学者极力探索的另一个历史之谜。“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只是这种探索的一种反映。

记者：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还有其他国家关注“中国模式”吗？

秦宣：实际上，中国周边国家更加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南边的印度、越南，北方的俄罗斯，东北的韩国还包括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在着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

北方的俄罗斯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早在苏联解体时，当时俄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俄罗斯能否移植或者参考“中国模式”表示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俄罗斯人也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模式。俄原来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尽管这一激进模式曾被西方世界称颂一时，现在的俄领导人已深刻意识到，这一模式并不是俄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关注、研究“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做法。连普京总统在一些内部场合也透露，俄国要学“中国模式”。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大为称道。在许多印度学者看来，无论从人口、发展水平还是历史情况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印度如此相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著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认为：“中印两国刚开始现代化之时，贫困程度都差不多，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极为相近。但自此以后，印度被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海达尔也强调，中国几乎在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上，都超过印度。虽然印度总有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印度有让西方国家认同的议会制度，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却大声呼吁，不要在这些方面自我陶醉，浪费宝贵的时间。从种种迹象来看，印度的确正在仔细琢磨“中国模式”，探索一条“印度特色”的发展之路。越南跟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也在研究“中国模式”，试图从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

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不少学者和政要在谈论中国模式，有的阿拉伯国家也提出要学习“中国模式”。

定义：“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提出的背景以及世界一些国家对这一模式的关注。那么，西方学者所说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到底指的是什么？二者是否一回事？

秦宣：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归纳起来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曾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行，而且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很有成效，尤其对外资颇具吸引力。但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它也存在严重问题。近十年来，“华盛顿共识”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拉美国家，以至于有人称其为“毒药”。

“中国模式”是相对于其他几种发展模式而言的。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解释，目前世界上主要发展模式有四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其中，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公司依赖庞大、多变的股票市场生存。由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施压，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德国模式又叫“莱茵模式”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追求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三大目标。西欧的多数国家，与德国模式相近。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其特点是国家或地区政府有权威、重视高科技、重视教育等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德国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俄罗斯、东欧各国以及拉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美国模式作为样板，进行了各种激进的经济改革，但效果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美国模式也开始式微，于是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力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持续25年的发展经验就被称之为“中国模式”。

记者：以您的见解，“北京共识”也好，“中国模式”也罢，所谈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经验。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有何特点呢？

秦宣：关于“中国模式”，西方学者并未达成共识，不同学者所持立场不同，视角不一，因而认识也不尽相同。乔舒亚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中国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准则是既务实又理想，灵活应对问题，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乔舒亚认为，“北京共识”还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模式”体现在国内政策上有这样几个特点：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雷默在《北京共识：成为全球的典范？》一文中提出了关于“中国模式”的三条定理：其一是创新，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其二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其三是坚持自主理论，即自身的崛起不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

概言之，各国学者所讨论的“北京共识”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二，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

第三，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

第四，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相结合；

第五，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等。

记者：从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学者那里的另一种表述。您认为到底应如何界定“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并不主张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而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这种概念。但如果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它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一种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把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西方学者很容易忘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似乎不愿承认中国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第二，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这条道路有这么几个依靠，即依靠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身发展，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靠制度的创新，依靠国内需求的持久开发，同时依靠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同相关国家互惠互利、达到双赢。因此，这是一条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战略道路，又是一条世界近代历史上后来大国崛起所从未走过的全新战略道路。

第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