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的话要讲，可是站在麦克风前，激动得只喊了3个字：感谢党！便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

白泥镇上理村杨秀伦家，是全县最困难的家庭，他本人身患重症，爱人残疾，13岁的儿子寄住在亲戚家读初中。走进已十分破旧的木瓦房，全部家当价值不过几百元。屋外，春雨沥沥，寨子里的乡邻正在帮他家打田插秧。杨老汉说：每年政府都要发救济金、救济粮，现在又多了这笔养老金，油盐酱醋不愁，还可买点肉吃。

村民在交谈中，无不表达他们对这项政策由衷地拥护。然而，如何保证“两户”养老保障制度能够长期地实施下去？

确保保障金足额连续发放

余庆县委书记陈梓泽说，这项政策是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后出台的，一是县财政收入这几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每年提取0.1％的递增数，应该是有保证的。二是到2020年，县里满60岁的“两户”农民将达到1400多人，从现在起的17年里，将累计发放养老金近900万元，而累计提取的养老基金可达5000多万元，完全能够承担所有“两户”的养老保障。三是国务院最近出台了一项重要政策，对西部试点地区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国家支持力度很大，余庆县已决定从今年5月起，每个农民每月的养老金由40元提高到50元。四是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余庆县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户养老金管理办法》，用地方法规来确保该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为让群众更放心，余庆现在由发放现金改为发放存折。县财政每月15日把养老金打入信用联社，由联社在乡镇的延伸机构为发放对象建立专项存折，农民可即时自由支取。越来越多的村民有了一个女儿后决定不生第二胎，新的生育观正在这里兴起。

据了解，目前，贵州全省已有71个县（市、区）借鉴“余庆模式”，大力开展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制度建设。

创新才能治本

王军

农村独生子女户在生产致富、家庭养老问题上和多子女家庭相比，有更多困难，更应给予帮助和扶持。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建立现代农村社会养老机制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连续性和完整性，稳定目前较低生育水平的大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一些地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仍停留在宣传、教育和引导这些传统的工作方式上，有些地方甚至违反政策采用行政组织手段。这些工作仅仅能起到治表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反作用。

要从根本上维护计划生育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必须从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入手。贵州省余庆县在经济基础并不雄厚的情况下，从本县实际出发，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设立养老金，把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有机结合，不但解决了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困难，而且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作了新的尝试。他们的做法具有可操作性，养老金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这将会推动群众执行国策时更加自觉。

从今年起，国家在5个西部省市、9个中部省和贵州省的各1个地（州、市）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建立这些制度，虽然政府现在是花了一些钱，但总比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后再去对他们扶贫更经济。

申论热点：传销骗局调查：1个农民和他的2000个大学生下线

“欧丽曼”非法传销组织所传销的商品之一。

“我不知道事情会搞得这么大，你觉得我会判多少年？有期，无期，还是死刑？”6月24日，在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里，穿着黄色囚衣的秦永军哭丧着脸问记者。

事情确实“搞大了”。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间，秦永军和他的下线诱骗全国各地2000多名大学生到重庆搞传销，被骗者不乏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6月1日，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亲笔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

此后，副总理吴仪、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中央高层先后对案件作出批示。

秦永军，38岁，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潭欲罢不能？

“大学生自己发展自己”

秦永军说，自己文化低，口才也不好，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可以坐享其成。

在看守所，秦永军看着手铐上的反光喃喃自语：“我是个农民，文化太低，我没料到事业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多大学生会过来。”

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一句真话。据今年3月份卧底“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警员描述，那时的秦永军穿一身西装，很有风度，看起来像个发达的商人。而他当时的身份，是“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重庆地区的“超级总代理”。

秦永军说，他一般把钱交给神秘的上线于高明等人。于高明是“法国欧丽曼”

公司总部定期派来收签单钱的，而于高明又是更为神秘的上线张涛派来的。“

2000年，秦永军发现传销是个“适合”他的行当。“我年龄偏大了，力气活干不了，传销不费太大力气又赚钱”。

后来，妻弟赵建华劝他到广西玉林搞“直销”———但秦永军很快领会了其中奥妙，“他们说的直销实际上就是传销，只是因为国家禁止传销，但没说禁止直销，所以变换了讲法，实质都一样，就是不断引诱亲戚、朋友、同学来交钱，从中赚钱”。他交了3350元，成了“欧丽曼”成员之一。

秦永军说，每介绍一个“幼儿员”（交了钱还没发展下线的新成员），介绍人拿510元，介绍人的上一级介绍人拿300元，再上一级拿120元，再再上一级拿90元。他把自己的堂兄张松和朋友张丽发展成会员。

张丽入会后“表现积极”，先后发展了多人参与。

其中一名叫张伟伟的大学生，于2003年发展了大学生辛俊涛到广西贵港参加了“欧丽曼”传销组织，辛于当年发展了自己的大学生女朋友赵晓民。之后，赵、辛二人又不断发展自己的大学生下线，当上了“总代理”，而秦永军也因为发展会员“业绩突出”，一跃成了“超级总代理”。

“当初我没有有意发展大学生，上头也没有要发展大学生的明确计划。大学生是自己发展自己。”秦永军说，他的文化低，口才不好，所以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基本上可以坐享其成。

根据警方的调查。“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前身是“莱奥奇”传销，最初在广西北流、玉林、贵港发展，当时的组成人员基本为社会中下层人士。

而在警方的记录上，组织成员发生转变是从秦永军的下线大学生张伟伟开始的。随着广西加大传销打击力度，秦永军和四十几名大学生传销骨干移师重庆渝北区、合川市和巴南区，形成了秦永军为地区超级总代理、于高明为重庆地区负责人的格局。

看守所里的秦永军极力淡化他在这个团队中的作用：“传销有一套自己运转的规矩，每个在自己位置的人都会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不管我做不做，我的下级体系都会自己扩张发展。”

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

办案民警说，“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

“秦永军做头领确实不用花太多力气，因为他们搞的主要是精神控制。”

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位办案民警介绍，在解救2000名大学生时，大多数受骗学生坚持认为他们没有受骗，坚信自己从事的是“直销”，是“辉煌的事业”，是“一种新生事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新理念”。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又回流到了成渝鄂地区至今还在搞传销。

“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这位民警说。

为了凑齐3350元入会费，湖南某校大三女生黎平有生以来第一次欺骗父母，说要交2000元学费。在农村的父亲二话不说，3天之内就把钱汇过来了。被解救后她才得知，家里是把她曾放牧了7年的两头老黄牛卖了才凑到这笔钱的。

“那时我真的太蠢了。在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能思考的动物”，被解救回后的黎平几个月来开始救赎式的生活，她说为了还债她没有时间午睡，每天做三四份兼职，还要准备错过了的英语四级考试。

5月26日，看了黎平写来的信，渝北区公安局经侦支队一位民警说：“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她被传销骗得太惨了。”

黎平是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大学同学余平（化名）骗到重庆渝北的。余在电话中说有一份好工作让黎平惊喜，但到了渝北后却让她去听课。

第一天培训老师告诉她“成功学”，“成功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是在一间小屋里做游戏，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唱歌，相互称乎“老总”。还有是求婚游戏，异性间相互求婚，直到对方同意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

黎平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很快就沉浸在一种“追求成功”的狂热中。此后的几天，每天不停地学习直销理念、制度、心态，称“直销”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给予中国年轻人的第四大机遇。其主体课程是：分配方案、影响成功的因素、“企业文化新理念”、从业应有的心态等。讲课内容非常有蛊惑性，比如“穷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野心”等。

在欧丽曼内部，发展下线讲究“四不讲”，环境不对不讲、时间不够不讲、气氛不好不讲、时机不成熟不讲。对下线主要是谈感情，消除抗拒情绪。

一个月之后，黎平的“四不状态”终于慢慢消除。

“讲师”鼓动她用3350元买欧丽曼产品，“这是投资啊，几个月后就可以返本赚钱”，随后一些自称月薪过万的大学生“经理”们出来现身说法，说当初自己也是如何犹豫，投资后知道选择是如何正确。作为崔平上线的余平，趁机使她“投资”了那3350元。

警方称，像黎平这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传销大学生为数并不多，更多的大学生被彻底“洗脑”。

重庆某校大四学生李民，在“欧丽曼”中曾是管理近十个“幼儿员”的“家长”。

他至今坚持，除产品问题外，“欧丽曼”在培养口才和提高素质方面是有益的。

“发展下线，我不觉得是欺骗。因为他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花几千块钱值。假如你（一开始）对他讲实话，除非他思想已经非常先进（才能接受）。”

经济邪教亲情管理

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

和传销组织的洗脑手段配套的是他们的组织制度。

传销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实行“亲情管理”，这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也很有吸引力。

重庆警方认为，传销和变相传销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蔓延，和它有一个严密的，自我繁衍能力极佳的组织体系有直接关系。

据了解，“欧丽曼”实行“五级制”，即家长、主任、经理、总代理、超级总代理。

会员入会后，发展3－9人就可成为“家长”；发展10－69人即可成为“主任”；发展70－398人即可成为“经理”；399人以上即成为“总代理”，再往上便是“超级总代理”。

他们还实行“三奖”的分配方案。以“经理”为例，第一级是“直接奖”，每发展1名直接下线，提成43%；第二级是“间接奖”，自己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提成12%；第三级是“育成奖”，下线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他提成2%.这样，下线拉得越多，提成就越高，经理级的人物每月常可提成数万元。

到秦永军等人被捕为止，秦、赵、辛3人已经收取数百万元的入会费。

该传销组织还有严格的纪律。各传销窝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家长”实施封闭管理。发展下线都采取单线联系，不同级别人员不允许往来，同级别联系密切，但又必须置于“家长”严格监督之下。

在发展下线时，还制定了邀约加盟的“五同原则”：即同宗、同乡、同事、同学、同好。“家长”在严管手下的“业务员”时，把打电话的时间严格控制在3－5分钟内。

每个“家庭”里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晚上，十个人睡在地上的通铺上。第二天凌晨5点半，有人起来做饭。6点半，准时将屋内所有人叫醒，一起晨练。吃完早饭后，便是听课时间。然后吃饭，然后又听课。不停地有人在耳边讲述“成功捷径”和“致富秘诀”。

这样，经过3至7天，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便会从开始的反感、抵制，到认同、接受，并最终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介入较深的大学生甚至觉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么美好的事”。

一名卧底警员说，“我看到他们像中了邪一样，听课时不开小差，不说话，几天时间便可记完一本厚厚笔记”。

“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

受害者变为施害者

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