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程度上拖延许多最迫切问题的解决。政府害怕打破国家的稳定。

卡西亚诺夫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政府自己制定的10年发展目标是否过于谨慎时说：“我不认为这是个谨慎的目标。我们讨论的是俄罗斯这个疆域广大、国情复杂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内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另一些地区高出10倍。所以我们应当参照一些更平稳的速度，比如欧洲国家，而不是中国香港这样的地区或是韩国。由于地理与历史因素，我们的经济更有韧性，我们的国土广大，机动性差，还有俄罗斯人的性格——我们长时间地摇摆或是积蓄力量，然后缓慢地转身，而一旦转身，角度就很大。因此，考虑到这些因素，5%的增长率是欧洲国家理想与实际发展速度的两倍。如果我们能连续10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个结果已经相当不错。我想指出，我们的战略不需要标签，说它是否是自由的或是其他什么。我想将其定义为经济的市场思想整体的系统贯彻战略。”

这些论据不太具有说服力。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不应当成为俄罗斯的参照。欧洲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可以允许自己发展得慢一些，但俄罗斯是在经历了大的衰退与危机之后振兴经济，是在把庞大的苏联经济转入新的轨道。这就需要谨慎，但不需要明显的行动缓慢。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1)

2001年春，俄政府将战略纲要提交给普京总统。普京本人没有插手，而是建议由国务委员会的专家与州长们参与修订纲要的工作。科学院系统的专家也被吸收到这项工作中来，为此而进行的争论始终不少。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政府的新纲要没能公开发表与讨论。但这一纲要已经是政府工作的基础。

2001年5月，俄罗斯报界庆祝卡西亚诺夫任总理一周年。卡西亚诺夫为数不少的反对者不能不看到国内的经济发展。但有些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与俄罗斯政府的作为关系甚微；另一些人认为，国家的经济成就只与总统、而非总理的决策和作为有关。奥西波夫在《消息报》上写道：“想法和构想是在白宫里制定出来的，但只是在两三个善于工作的部门内。然后总统的班子开始讨论，什么样的决定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不能做。卡西亚诺夫满足于专题报告者的角色，就好像在争论对立各方举行的会晤中担任名誉主席，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预示着普京总统即将召集会议。事实上，卡西亚诺夫只是局限于为这类会议准备文件而已。”

《政权》杂志的斯米尔诺夫认为：“总统早已使政府总理成为摆设，对内阁成员的管理往往由克里姆林宫直接下达，甚至不和总理协商。普京可以随便向人许诺政府中的位置，而不和卡西亚诺夫协商。” 这些也是善于制造传闻与轰动消息的记者们的虚构。这里歪曲了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的角色与工作方法。媒体上同样也有关于卡西亚诺夫很快就将辞职的小道消息。在总理候选人当中，常被人提起的有阿列克谢·库德林与谢尔盖·斯捷帕申。《总结》杂志的德·平斯克尔说，“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近期有可能被解职。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来源传出消息说，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接班人可能是谢尔盖·斯捷帕申。” 又过了几个月以后，《消息报》说：“用不着等得太久了！” 这一预言同样未能得到应验。

2002年5月，俄罗斯报界庆祝了卡西亚诺夫担任俄罗斯总理两周年。各家报纸评价卡西亚诺夫的主要成就时，称他为建立与保持国内的稳定而做出了贡献。评论谈到的还有总的政治稳定、政府本身的稳定及其工作的协调运转。一年前还曾预言卡西亚诺夫将被解职的《消息报》，现在开始惊讶于其任职的“长久”，并列举出政府的30条主要成就：从全体动员的经济中摆脱出来、播种与收割正常进行、通过一系列经济非官僚化的法律、自然垄断向透明的方向发展、减少汽车特殊牌照的数量等等。不过，对这个从政府机关文件中引用的清单上的每一条，报纸都给予了讽刺性的评价。是的，政府的文件起草得更加专业化，但经济还是在原地踏步。按照政治分析家安德烈·里亚博夫的看法，“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由‘技术总理’变为现实的大政治家，他负责领导的是一个很大的、也很重要的政治机制。卡西亚诺夫学会了维持利益的平衡，在各种影响中心之间随机应变，既符合精英集团的各种需求，也符合社会观点的大众需求”。

也有对卡西亚诺夫的批评。甚至弗拉基米尔·普京几次说到，政府不想制定重大的计划，做出的规划都是轻松型的。有些意见甚至是针对形象举止和衣着风格的。形象设计师阿·托德丘克写道：“卡西亚诺夫的穿着过于时髦。若是我，会建议他去掉几件有光泽的西装，留下那些面料不发光的，因为后者让人看不出西装的价格。卡西亚诺夫穿的鞋也太昂贵。作为内行，我发现他总是戴着很贵重的手表，其价格不止一万美元。表很大，鳄鱼皮表带上的这块巨大的表，扎眼地发着光。普京总统则与他不同，虽然戴的表也很贵重，但是会选择一种随和的样式。而且不论怎么说，政府总理应该是人民公仆啊……”

对记者来说，最重要的题目当然还是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的关系。很显然，这两位政治家之间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劳动分工，他们双方都很珍视这一点。全社会对卡西亚诺夫的信任水平很高，已经达到40%～50%。按支持率来说，卡西亚诺夫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谢·斯捷帕申、格·格列夫和阿·库德林。报界认为这些人不仅是政府总理的反对者，而且还有可能是他的继承者。但斯捷帕申已担任过总理，也未见他有何建树；阿列克谢·库德林作为懂行而高效的财政部长亮相，但也仅此而已，官员们为这位部长惊人的记忆力和分析才能折服，但也认为他的组织才能不佳，不善于独立做出决定，不善于在财政部本身的工作中确立优先发展方向。两三年过去了，阿·库德林没有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股势力。他对自己的下属和对手们太过温和。人们谈起他时都说：“这不是个领导者的材料，但是非常好的第一副手人选。”

2000～2003年，格尔曼·格列夫也没有什么出众的表现。他作为政治家还很脆弱，在政府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丝毫也没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提出了很多新的经济思想与建议，但他觉得，只要依靠总统的意志与支持，这一切就能实现。据白宫官员的反应，看格·格列夫的表现，他就不像称职的行政管理者。格列夫的副手太多，据专家们评价说，格列夫这些副手之间的关系也是矛盾的、不稳定的、不平衡的。正如一个专家所说，“为了在很高的职位上工作，格列夫需要一个保姆牵着他走，这样才能遏制过于强劲的改革势头，墨守成规地开展机关工作，安抚社会舆论。”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2)

2003年5月，在俄罗斯报界纪念卡西亚诺夫担任总理三周年之后，大家都明白了一个事实：在现任俄政府中，卡西亚诺夫才是最强大的人物。2003年春，卡西亚诺夫总理与一些副总理之间在财政与工业问题上的一系列争论，最终以妥协而告终，这一争论并没有影响卡西亚诺夫的处境。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普京采纳的正是卡西亚诺夫的建议。2002年年末，《新闻时报》在评论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行政成就和政治成就时说：“两年前很少有人会想到，这名成功的、但并不为广大公众所熟悉的财政经理人——卡西亚诺夫，能坐在总理的位置上迎接2002年。但今天他得到了这个政治分量，况且不是虚拟的，而是实际的。卡西亚诺夫悄悄地获得了新的威望，这一过程缓慢而执著。是的，作为总理的卡西亚诺夫是平淡的，甚至过于平淡，但这是职位本身决定的。在生活中，政府总理更像一个人，而不是一部机器。或者说，任职当中的这种‘平淡’是卡西亚诺夫有意识选择的风格。正是这种‘平淡战术’使他最终成为这一任内阁中毫无疑问的领袖，虽然最初这种机会并不太明显。卡西亚诺夫从来未能和普京以及被他赋予巨大权力的彼得堡派官员们过于亲密，但争吵并未让广大公众看到，所以我们很少知道内阁内部的分歧。做出让步的有时是卡西亚诺夫，有时是他的竞争者们，但最终是卡西亚诺夫更密切地与总统合作，并更加强硬地坚持自己在政府中的立场。考虑到以前针对卡西亚诺夫曾经有过的不成功预测，猜测一年后、三年后卡西亚诺夫会坐在什么位置上，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考虑到经济形势，可以充满信心地肯定一点：等待卡西亚诺夫及其内阁的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局势是不会平淡的。”

卡西亚诺夫作为总理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到了。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对外政策、安全、国家建设方面的成就要比在经济领域的成就显著。毫无疑问的还有，在国家杜马选举和新的总统大选之后，政府与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厅中将发生重大的人员调整。不过，如果普京认为，他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甚至更加独立的人物来担任总理，他就会在这届政府之外来寻找这一人选。

伊拉克危机

2002年秋冬和2003年前几个月，世界政治领域没有比伊拉克危机更尖锐的问题了。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早已成熟了，本书中没有必要对这个冲突的历史起源进行哪怕是非常简要的说明。根据判断，早在2002年春天，最迟在5月之前，美国领导人就做出了向萨达姆制度宣战这一原则性决定，然后就开始制定各种方案、计划，部署军队。波斯湾地区以前也有大量的美国军事存在。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从1991年就开始了。伊拉克人自己也已经习惯了某些目标被轰炸，导弹打击，经济制裁，没完没了的监察、侦察、信息战争等。但现在所说的是大规模的快速军事行动，并且是按照美国的条件“彻底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与英国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和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的成功战绩鼓舞了美国领导层。美国军人现在既有经验，也建立了军事行动的模式，加上强大的海军与空军，还补充了高精度武器的军械库。美国为什么不再一次向敌人展示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呢？美国的政治领导层有自己的理由。伊拉克的军事机器已经被美国摧毁过一次，那是在1991年初的所谓“沙漠风暴”行动中。伊拉克当时显然是侵略者，所以美国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但那时美国军队没有攻占巴格达，而且也没有推翻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政权。对伊拉克的占领、解决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什叶派的问题以及这个国家的战后重建，这些在美国看来都是非常累赘的事情。就让萨达姆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吧。此时，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已接近尾声，但世界还是在按照冷战的法则与规矩生存。

2002年的世界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与10年或12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美国领导层不能不看到的众多问题与危险中，从近期与远期角度来看，最严重的有三组问题：

第一，苏联解体了，冷战也结束了，但事态的这种发展并未给美国带来长时间的轻松。西方富有国家（首先是美国）出现了新敌人：偏激的伊斯兰主义世界、力量不断增长的穆斯林极端主义世界以及后者的极端表现——恐怖主义。最早碰到这股力量的是以色列，但当时这还仅仅是个区域问题。苏联与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的遭遇是在阿富汗。但当时对于美国和整个西方来说，苏联入侵阿富汗要比穆斯林极端主义更为可怕。1979～1980年，美国在伊朗的政治失败是一次休克，但美国寄希望于借助伊拉克萨达姆世俗政权（或是被称为“民族-社会制度”）来摧毁伊朗的新伊斯兰制度。东方的新文明、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文明崛起，仿佛新的山脉在隆起。这一过程伴随着政治上的地震与火山喷发，西方国家可以缓和、削弱其危险后果，但不可能彻底战胜它。是的，国际恐怖主义这个敌人应当被战胜，但这不应当产生任何所谓“文明之间战争”的理念与计划。

第二，世界上几乎三分之二的石油储藏集中在相对贫穷与落后的波斯湾地区，已经发现巨大油田的非洲与拉丁美洲同样属于贫穷地区。它们利用自己的石油资源来快速发展经济的愿望是很自然的，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希望石油价格降低。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3)

早在1973年，一些阿拉伯国家就成功地将自己的石油资源当成向美国、西方施压，反对伊拉克的有力武器，它们将石油价格提高到原来的4倍，之后又提高到6倍，由此在主要西方国家引起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当时支持这一政策，高价石油对于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极为有利。20世纪80年代，美国依靠沙特阿拉伯的帮助，得以在世界市场上将油价大幅度降低，这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并使伊朗、伊拉克和其他许多石油出口国出现了严重困难。20世纪90年代初，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但随后几年内，油价下跌到每桶15美元，甚至达到了每桶10美元，这在很大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