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她把亚运村那片儿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大小饭馆儿吃了个遍。后来，我们又掉头南下，从她们学校门口坐上807路空调车，一路扫荡过雍和宫、北新桥、东四、崇文门，像两只没头苍蝇似的随便捡一站跳下车，然后就开始穿梭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瞎逛，有说有笑，从不冷场。整个春天一下儿就这么混过去了，过得飞快，快得让我们只来得及在心中留下一道明媚的伤痕，却丝毫也感觉不到疼痛。

不见不散(5)

我们的话题无所不包，除了提到各自的感情经历—彼此心照不宣地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樊星当然不难看出在这方面我并不会毫无建树；同样，仅仅从只言片语之中，我也能感觉出她和她男朋友之间的关系犹豫又矛盾。虽然并没有太多的理由，我却一直抱着一种很靠谱儿的感觉：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被我稳稳地收入怀中，因此，我一点儿也不着急，尽管我也不知道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自己才能如愿。

在这期间，我保证：我从来也没向樊星要求过什么越轨行为，最亲密的一次也不过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我借着一个吓人镜头把她搂在了怀里而已。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之间竟然一直维持着这种奇怪的清白，并处之泰然，连我自己都没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儿，也许，唯一的理由是—我真的喜欢上她了。

6

大风刮了一夜，在梦里都能听见西北风不断拍击窗户的声响。我睡得极不安稳，可就是醒不过来，怪梦一个连着一个，要不是连续不停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我指不定要睡到什么时候。

电话是车贩子打过来的，通知我那辆“捷达”已经卖出去了，价钱不坏，我能落下9万多块钱。我和买主约好下午三点去二手车市场办过户手续，挂了电话倒头接着睡，却再也睡不着了，只好起身下了床，一通翻找，终于在沙发底下找到一份儿上个月的《精品购物指南》。我按着报纸上的房屋中介电话一个个拨了过去，最后和一家定好了中午去看房，再一看表，离约定的时间只剩下了一个小时，赶紧到厕所一通洗漱，换好衣服，走出门外。

枯干的树叶齐刷刷地被吹落到地上，把路面染成一片黄褐色，街上骑车的人们无一例外地低头猫腰，艰难前行，我坐在燥热的出租车里却感觉不到一丝寒意。我点上一根儿烟，摇下车窗玻璃，风一下就倒灌了进来。

“师傅，麻烦您关上窗户行吗？”旁边的司机挂着一脸的不耐烦。

我向他举了举手中的烟，没理他。

由于心带不快，那个傻逼司机把车开得七扭八歪、横冲直撞，就跟车不是自个的似的，即便如此，开过小营路口，车还是慢了下来，只能跟着拥挤的车流一步步往前蹭。我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窗外成帮结队的学生们有说有笑地从经贸学院门口走出来，然后三三两两地散去，混入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里，一时间，恍若隔世的感觉不可抗拒地袭上心头，挥之不去，让我的心情变得越发差劲。

此后一整个下午，我就怀揣着如此低落情绪在中介公司的撺掇下草草定下了红庙附近的新住处，和房主约好第二天就搬过东西来正式入住，连讨价还价都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又奔到二手车市场匆匆和一个四张多的土鳖办了过户手续，看着他把那辆跟了我将近三年的白色“捷达”风驰电掣地开走，车屁股带起的烟尘落了我满头满脸。

一切都该结束了，我想。

我抱着一书包死沉死沉的现金在路边拦下一辆车回家，路过北京游乐园的时候，突然决定在这儿改坐807路，赶紧和司机叫停，不出所料，又招来一通埋怨。

我在路边找到一个银行，把钱劈成两半，存进两个折子里，然后慢慢悠悠地穿过马路，来到游乐园门前的大空场上，找了半天才发现，807路的终点站早就换了地方，再一回想，自己已经好几年没坐过公共汽车了。我顶着大风瑟瑟发抖地戳在站牌儿底下等车，半天也没来一辆，旁边一个支摊儿的大妈堆起满脸褶子笑着招呼我：“小伙子，瞧给你冻的，来串儿冰糖葫芦吧，吃完车就来了，正好。”

我挑了一串山里红和草莓的杂拌儿—这是樊星最爱吃的糖葫芦—一颗颗吃了下去，满嘴酸甜冰凉，吃到最后一口，果然，车来了。

北京的交通变得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我简直后悔怎么没带片儿安眠药好让自己在车上昏睡过去。我买了一张到终点的车票，一路走走停停地穿过崇文门、东四、北新桥、雍和宫，四周影影绰绰的景色让我熟悉得心酸。终于，我们的车被彻底堵在了和平里路口，寸步难行，天渐渐黑了下来，满街倒霉的各色车辆都纷纷亮起了车灯，放眼望去，连绵不绝，倒也壮观。正在我和满车人一起抓耳挠腮地琢磨着不知何时才能到家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我的哥们儿石光打来的。

“小谢，哪儿呢？”

“和平里，正跟车上堵着呢。你可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得有两个月没见过你丫了吧？”

“忙，太忙，跑出国的事儿腿都细了。”

“怎么着了弄的？”

“全妥了，明儿晚上的飞机。”

“啊，这就走了？怎么不早点说呀，你丫真够孙子的。”

“晚上聚聚吧？”

“必须的呀。唉呦，对了，我明天搬家，今儿晚上得收拾东西，要不，都来我们家得了。”

“也行，那我叫上他们俩，晚上见吧。”

站了两个多小时，下车的时候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腿直打弯儿。我凑合着在楼下的新疆馆子里吃了几个烤串儿和一盘炒片儿，又到旁边的小卖部里要了一箱啤酒，然后龇牙咧嘴地拽着箱子回到家里，一想到连夜就要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收拾好装箱，以便明天准时搬家，不禁头大如斗，不寒而栗。

不见不散(6)

当然，再头疼事儿也得办，放下啤酒，我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拾掇，仅仅一个小时，我就让整个房间彻底变了模样，我是说，乱到无以复加。我直了直又酸又麻的双腿，看着满屋乱七八糟的衣服、被褥、书和cd，深感一夜之间把它们全都整理归箱希望渺茫，心灰意冷之下，干脆停止了折腾，踢飞了一堆衣服，从下面找到啤酒箱子，揪出一瓶，咬开瓶盖儿，一口气喝下半瓶，顿觉全身乏力，向后一仰倒在了沙发里，结果被沙发上堆的一摞书硌得后腰生疼。

我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等我的朋友们，四下里一片寂静，只听见石英挂钟“嗒嗒”的走动声。我无聊地环视着这间住了三年多的小屋—窗前飘动的格子窗帘，洗手间门上挂着的毛绒小熊，床上被衣服盖着还顽强地露出了一角的漫画枕头……都是刚住进来的时候樊星拉着我的手在“阳光百货”一样一样置办的。一念至此，忧伤的情绪果然汹涌而至，让我难以自拔。

快10点了，我的哥们们一个还没驾到，叫我心急如焚。我盼着他们快推开我的房门，陪我喝酒，和我说话，带我马上摆脱这致命的忧伤，就像三年前，樊星推开这扇门，一下蹦到我的身前，顶着我的额头，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弄得我脸上那么痒痒，让我觉得这寂寞的小屋立刻变得温暖……

7

毕业前的两个月里，我就没怎么去上过学，当然，也没闲着，天天泡在经贸学院和樊星起腻，深感大功告成指日可待。用我的哥们儿姚远的话说：“小谢，你丫怎么临了临了倒转学了，贸大该给你发奖状了吧，他们丫就没见过上学这么积极的学生。”

当时我们正聚在石光家里搓麻，我按着一手已经上了听的“素七”得意洋洋地告诉姚远：“你丫知道个屎，哥们儿现在正强烈上着‘听’呢，绝不能撤磅，死也不换张儿，你们丫就瞧好吧。”

姚远、石光和凌晨都是和我从小一块儿混大的铁磁，高中毕业后我们分别上了不同的大学，却一直联系不断，亲密如旧。我得说，哥们儿义气真是坑死人，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由于一礼拜得和朋友们见八回面儿，我别无选择，只能频频旷课赴约，眼见着学业荒废也只好不管不顾、置于脑后。当然，其他三人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大学四年，我们四人折过的考试累积起来数量多得叫人泄气，姚远直到毕业前夕还挂着两门主课，那段儿日子整天如热锅蚂蚁般焦灼不安，打牌一输就叫嚣着让我们拿赢的钱去给他买假毕业证儿。

和樊星熟了以后，我带着她和我的哥们们见了一面儿，酒足饭饱之余，三人纷纷对我的新欢品头论足：

“小谢，操过了吗？”

“小谢，还有这样的吗？发我一枚吧。”

“小谢，让你丫吹得我还以为天仙下了凡呢，也就一般人吧。不过，我代表组织批准你：先收了玩玩儿再说。”姚远把我的大腿拍得“啪啪”作响。

—我没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5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家昏昏欲睡地看着一盘片名恰好叫做《沉睡者》的vcd，手机响了，是樊星打来的。

“谢天，晚上有事儿吗？”

“没事儿，我一向随叫随到，这你还不知道？”

“一块儿吃饭吧。”

“没问题，你定地儿吧。”

“那就七点，‘恒基’门口。”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你是不是化妆了？”我靠在“不见不散”松软的沙发座上一口一口地咂着冰啤。

“化了一点儿，好看吧？”

“嗯，好看，嘴红得跟刚吃完人似的。”

“就没听你说过好话，真是狗嘴里吐不出来象牙。”

“吃人怎么了，吃人了不起呀。哎，你今天怎么主动约我了？我可有点儿受宠若惊。”

“当然是有事儿找你。”

“说吧。”

“你先猜猜。”

“这可让我如何猜起呀，完全不着边际。”

我们点的两盘热气腾腾的肉酱意粉儿上了桌，樊星用手中的刀叉轻轻地敲着盘子边，“你瞧，咱们头次见面儿的时候你就请我吃了两蛋挞，今儿我请客，还你一顿大餐，够意思吧？”

我警觉地直起腰，把啤酒杯放到了桌上：“你不是要告诉我今天这顿饭叫‘散伙儿饭’吧？”

樊星抿着嘴笑眯眯地看着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让我心里越发忐忑不安。

“说吧说吧，你瞧给我紧张的，还没吃就觉得有点儿消化不良了。”

“我要说‘是’，你是不是觉得特高兴啊？”

“恰恰相反，我会悲痛欲绝。”

樊星侧身拿过她的书包，低头翻了翻，找出了一张照片摆到我的面前：“给你看看我男朋友的照片儿，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参观嘛。”

我接过照片儿看了看—她男朋友个头儿不高，一脸的精明能干，倒是显得人模狗样的—然后又满腹狐疑地还到她手里：“干吗这是？有话你直说，我扛得住。”

不见不散(7)

“我们—已经彻底分手了。”

我愣愣地看着对面儿神情自若的樊星，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脑袋发晕，心里充满一种奇特的感觉，混杂着兴奋和不安，半天也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合适，最后傻得冒泡儿地冲出一句：“你的意思是……可算轮到我了吧？”

“那—得看你对我怎么样了。”樊星朝我挤挤眼睛，做了一个鬼脸儿。

那天我们吃了一顿很长的饭，最后，我们都喝晕了，手拉手晃晃荡荡地沿着灯火闪亮的长安街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东单，走上过街天桥，看着密密麻麻的车流从脚下穿过，一时间觉得一切都美好无比。我们不时傻笑着看对方一眼，然后，旁若无人地长时间接吻，亲完了再相互笑着对望，直到脸都笑得硬梆梆的。

“谢天，你得保证—以后要对我好。”我听见樊星这么对我说。

将近半夜，我才晕头转向地回到家里，进屋后一头栽在床上，瞬间就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自己带着一脸口红印儿睡了一宿。

8

毕业那天，我一点儿也不兴奋，感觉不过是又履行完了一道程序而已。四年大学时光倏忽飘过，我和大多数同学像刚进校门时一样陌生。除了在学校里练过几枚姑娘，这所大学没给我留下丝毫良好印象，所幸的是，我终于可以和它名正言顺地分手了，并且，从此再无关联。

真正让我兴奋的是，我和家里约好，从毕业开始，我就可以搬出来单住了。我在世纪村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离经贸学院不过两三站的距离，交完了房租，我兴冲冲地拉着樊星来到我们的新房，站在空空如也的卧室里，我向她大声宣布：“咱们当野鸳鸯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

事实上，我们的野鸳鸯生涯正是从那会儿才正式起步的。那一整个礼拜，樊星表现得像一个久经沙场的家庭主妇，拽着我不厌其烦地逛遍了亚运村一带每个稍具规模的超市和商场，用花里胡哨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把我们的小屋装饰得满满当当，直到最后一天，我们对坐在餐桌旁用全部崭新的锅碗瓢盆吃晚饭的时候，樊星带着得意的眼神儿环视完整个房间，笑容慢慢地爬上了脸颊：“嗯，差不多了。”

“可算听到你说这句话了。”

“这就坚持不住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