妆师在给明星上妆。他说：“我还能和你说一会儿话。”那是我们刚开始频繁接触的时候，彼此之间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

于是我的心境和毕绿的心情，在那天，其实相差得很远。

等到毕绿回座后，她的眼睛明显肿了。因为脸色白，眼眶和鼻子的红看上去过于明显，像两块皮肤过敏的痕迹。我显得有些尴尬，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发话，也不知道该不该表现出已经看到了眼泪的痕迹，只好杵坐着，用麦管去吸杯子里仅剩的最后一点红豆，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许久，毕绿才开口道：“不好意思。”她说不好意思的时候，抬起头来，除了眼睑上还有些红肿外，脸色微微恢复了些。

我摇头，一边说没关系，一边仔细地看她。傍晚过后那最后一点阳光从窗口打进来，笼住了刚哭完的她，好像极力地要给去一点温暖与抚慰。我们继续之前的专题话题，没多久就整理勾画完毕。买单的时候她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去她家坐会儿。

“我把你的小说读完了，觉得挺好看的。”她又说。

毕绿那时候的家，沿着静安寺往东走，走过大张旗鼓的各种奢侈品牌店后，拐入一条幽深的弄堂。昏暗的弄堂，有些挤，门口还坐着卖香烟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上总散发着一股陈年烟气，说起话来嗓门很大，有时候还带着粗话、黑话，偶尔加一声声咽喉不适的咳嗽。

我问毕绿：“你来上海多久了？”

她说：“快一年了。”

我说：“嗯，那你住在这么样的地方，算是能最大程度地贴近上海看一眼，感受一下。其实这才是上海，而那些高楼里的，写字楼里的，不是。”

毕业后，我就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一个人搬出来住了。因为从小就住新楼，所以本能地，对于弄堂对于木地板和昏暗楼道，我有一种迷恋。因此即便一开始租住的小屋有多小多简陋，心里总还是觉得那毕竟是自己的家。这让大学刚毕业的我有了深刻的独立感。人总是在还没完全长大的时候，渴望成长和独立，对未来充满好奇心和力量。可真的长大了，才会去感慨，原来长大需要付出很多代价。

我坐在毕绿家中的草绿沙发上。她一个人蹲在天井里干刷拖鞋。因为住的是老房子底楼，很接地气，潮湿，所以毕绿鞋柜里的草编拖鞋上，发了一层小绒毛。

她倒很乐观，说：“我去刷一下，你先坐。”然后把自己的拖鞋换给我，就光着脚丫蹲在天井的水门汀上刷刷刷地刷拖鞋。看着她的背影，我忽然觉得心里有点难过，是心疼这一种的瘦与弱小。可很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毕绿是我所遇见过的女孩中，内心最为坚强的一个。

就在那一天，毕绿将她与英飒的事如悉说给我听。说的时候一旦哽咽，便停下来，努力让自己平静如常。整个叙述中，我没有插嘴也没有打断，只在需要应和的时候点点头或者柔软地看她一眼。

“你一定很奇怪，刚才我为什么会哭。那个给我发短信的人，叫英飒，他是英昊——城市生活版的主任——的堂哥。英飒是一间北京公司驻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我们认识有一年多了。一年前，我还在重庆读书，他恰好来重庆出差，我们遇上。说不清楚是谁先招惹谁的，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在北京有老婆和孩子，不然也不会义无反顾地跑来上海。

“来上海后，英飒将我安排进了他堂弟英昊的报社，也就是《今日早报》。可就在报纸筹备阶段，突然有一天他对我说，要回北京办事。因为英飒的生日在二月底，所以那一天我想给英飒一个惊喜，便自己买了飞机票去北京。谁知道在公司的楼下，我看见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他们两人各自手中拉着一个孩子，眉目中早已是老夫老妻的模样。而英飒在马路对面一见着我就愣住了。很快，他拉着老婆和孩子钻进了车，一点犹豫都没有便将车开走了。而我，只能呆呆地愣在原地，傻眼了。过去，英飒说他妻子很早便因为忍受不了他工作忙和长期的两地分居，和他协议离了婚。他们没有孩子，他也始终都没有再婚。对于这些，我没有怀疑过，因为觉得如果他想骗我，大可以不告诉我离婚这件事。直到亲眼见到的那一刻，我才问自己，面前的这些又是什么？是我涉世未深，还是根本太蠢？

“后来，我疯狂地打英飒的电话。关机，关机，一直都是关机。我给他发短信，没有回音。直到半夜三点，他才到我住的酒店来找我。来的时候，整个人看上去很疲倦。他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只是抱住我，紧紧地，好像要用尽全力。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原来爱，可以令人如此丧失理智。明明知道他已经骗了你，还在骗你，却仍要不顾一切地去爱……”

毕绿将脸埋在一块植绒毛巾里，不想让我看到她的眼泪。

是谁说的，女人之间的友情，其实是用一个又一个秘密去交换的。那时候的毕绿还多年轻，容貌青葱。我想如果我们俩都能有一面镜子，去照一照当时的自己，又会生出多少感概？但毕绿是那样的女子，纤瘦，却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人世无常，所以她坚韧，坚韧得在旁人看来有些顽固和自以为是。她的脾气时而暴烈时而忧伤，却正因为如此，年轻而热烈的身体才会吸引得住英飒整整五年。虽然到最后，英飒还是逃脱不了所有已婚男人对年轻少女的劫，一切黯然收场。

楚鸿平和地叙述着自己。我不响，听着。这是唯一一次，他说，我听。仓库外一直都还在下雨，风大得直震窗框，咯吱咯吱，好像随时要把它们卸下，瞬间吞噬掉这一对男女。说到最后，楚鸿也哭了。他的哭声很奇怪，是呜咽。半长的刘海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只低头缩进双手中，想把所有情绪都藏好，却收不住哭声。我伸手去拉他，想安抚他的情绪，可他突然之间在沙发上桎梏住我，俯下头来吻。这一系列动作很迅速，让我连片刻思考的时间都不曾有。我愣住了，由他吻，由他搂，由他褪光我所有的衣服。

我们像是两条干涸的海鱼，饥渴，冷。他打开所有的jinbei灯，照在我们身体上取暖，世界白花花的一片。仓库北面的天窗终于抵不住狂风，卸落下来，玻璃散了一地。风肆无忌惮地闯进来，想分开我们，可我们谁都没有去理会。我也迷乱了，只感觉得到他嘴里有清醇的毛尖气息。我不停地吮吸，这气息混在唾液里是一种催情激素。

那一晚，我们做了很多次。有时候是他要我，有时候是我要他。这种做爱方式让人觉得绝望，真是绝望。我闻得见jinbei灯烘照时间过久而散发出的机械味，是金属发热后会有的气味。它们真是最好的取暖工具。如果没有这四盏灯，我想也许我们没有筋疲力尽于爱欲，也会僵死在寒冷里。

那之后好几年，我在新浪上看见过一条新闻，说是意大利考古学家在意大利北部曼图亚（mantua）工业城瓦达洛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挖出一对至少有五千年的人类骨骸。这两具骨骸发现时呈面对面双手、双腿弯曲交叠拥抱状。躺在左边的是男性，背部脊椎部位刺有一根箭。女的则是在头部侧边被射了一箭。他们相互拥抱的姿态，成为永恒的拥抱。考古学家们分析，这两人之所以呈现这种姿势，一个原因是男的被杀，女的跟着殉情，期许来世做伴。

那么，如果那晚，我和楚鸿死在仓库里，也许来日发现我们的人，会摸到两具尚存体温的尸体，还交叠在一起，也能成为永恒。有时候，我会因为这种遐想而觉得沮丧，觉得也许早日终结，便是更好的开始。可无论是哪一种终结，说起来都很容易，下定决心要去做也容易。可做起来，和做成功，就很困难，很困难。

最后，我和楚鸿都累了。我们开始笑，发疯般地笑。我从没有听见他那么笑过。我们平躺在沙发床上，除了风和细小的雨水，一点遮盖物都没有。jinbei灯的光线很刺眼，我睁不开眼，只觉得那光芒打在眼皮上还是灼热的。

楚鸿说：“我给你拍照吧。”于是他站起来装相机。我也有些疯了，跟着他一起疯。我们像是最初那两个不谙情事的伊甸主，只凭了好奇与感觉在相互捉摸与试探。那一夜，从凌晨到天亮，我们俩都疯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走了。走的时候楚鸿还在睡。平日里他都是警觉惊醒的人，可这一次，他好像丝毫都没觉察到我的离开。外面还在下雨，比我来的时候更冷。我将另一只手插进口袋里，失落地走。至于是在失落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失落，经过这一晚，我们终将彻底地结束；也许是失落，为何那许多次的做爱里我能感受到的只是情欲欢涨，而感觉不到丝毫的爱？

也许，我离开的时候楚鸿已经醒了，可他不知道如何把我留下来，也不知道应不应该把我留下来，所以选择了纹丝不动，由我自己离开。走出工厂区的大门时，我哭了，像是一个刚被强暴过的女人般，含着屈辱与绝望。这种绝望从前一夜延续到天亮。现在有时候会想，倘若当时，楚鸿追出来，把我留下，我们的故事会不会从此改写呢？可他没有，所以我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生活有时候可以解答你的很多问题，有时候，却一个都解答不了。因为在它解答前，很多人已经自己做了选择。

那一夜后，我开始帮助楚鸿一起筹备他的摄影棚，像一个标准的助手和好友。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那晚发生过的事，或许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毕绿和艾贝蒂这时刚刚认识，她们俩为那一对堂兄弟惺惺相惜，成天粘在一起，也罔顾了我这个人的存在。又或者，毕绿是觉得，我拿着楚鸿的地址去找他，就应该会有一个美好的重新开始。

一直到楚鸿的摄影棚兼工作室开张，办了个小型的圈内人酒会，毕绿才知道我和楚鸿算是正式分了手。那晚我穿了条黑色的短款小礼裙，还有八厘米高跟鞋，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毕绿是和艾贝蒂一起来的。她将艾贝蒂介绍给我：“夏天，这是谢堇，艾贝蒂，《时尚周刊》美食版的记者。”那时的艾贝蒂已经是艾贝蒂了。她和小俞分手后没多久便换了工作。虽然在毕绿看来，她的换工作里多少都有点威胁的成分在。

作为工作室的主人，楚鸿穿了一套烟灰色的休闲西装。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他穿西装，平时他最爱穿的是夹克和牛仔裤。今晚的他把半长头发挑一小把扎在脑后，看上去很像年轻时的山口洋介。毕绿咯咯咯地取笑他：“还挺像那么回事。”

英昊、瞿颖宁、顾骜也来了。他们互相都认识。这个圈子其实很小。艾贝蒂看见英昊，转身刚要走，英昊便疾步上来拉住她，把她拖去另一边说话。顾骜和楚鸿站在一起一边喝啤酒一边聊摄影棚的事。他问关于场地、租金、装修和器材的投入资金问题，以及最近在拍些什么。瞿颖宁和毕绿开始攀谈。我则在等顾姳的到来。那时候，顾姳刚从美国回来，在一间文化经纪公司里做艺术总监。从小，我们两家是邻居，所以几乎从我懂事起就跟在顾姳身后走出走进地玩了。这次把她叫来一起参加楚鸿工作室的开幕酒，也是为了介绍她给楚鸿认识。毕竟，顾姳在美国很多年，对于美国一些专门收中国当代艺术品的藏家很熟悉。

顾姳来的时候，手里挽着老公乔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乔枫。他比顾姳大二十岁，是一位画家。顾姳在美国做艺术代理的时候认识了他。很快，乔枫便和楚鸿、顾骜等人打成一片，他是壮族人，热情开放，也很豪爽，笑声总是最大声的，在三号仓库里来回游荡。

我靠在小型吧台边看英昊和艾贝蒂。他们两个人站着，英昊在说些什么，艾贝蒂却不看他。我喝一口手中的香槟，坐到沙发上，想起那一晚我和楚鸿曾在上面发生过的一切，觉得好像隔了很久，像是上一辈子里的记忆，不小心在过生死桥的时候没有喝足孟婆汤而留到了今世。楚鸿再也没有提起那一晚的事，我也没有，好像彼此之前有一种无形的默契在。

那就这样吧。做朋友。

开幕酒会后，艾贝蒂跟着英昊又去了江苏路上的玲珑饭店。据说那是李鸿章侄子当年在上海的官邸，解放后被收归国有，现在开起了一间家庭式旅馆，叫玲珑饭店。因为离报社很远，所以他们每次约在这里开房，都觉得很放心。其实这两个人心里也都明白，报社里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有时候艾贝蒂和英昊在msn上闹不开心了，午饭时英昊招呼大家一起去吃饭，唯独艾贝蒂一脸铁灰装作没听见，自己起身就走了，留下英昊一个人愣在那儿。曾经不止一次，英昊对艾贝蒂说：“好歹我也是个领导啊，你这样影响多不好。”可艾贝蒂只斜他一眼，满脸不屑。

一年前，杭州归来，艾贝蒂和英昊曾有一长段时间里不怎么说话。他们俩都觉得尴尬，艾贝蒂甚至想不起来那晚的细节，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过什么。她照旧做她的美食记者，和大小餐厅、美食以及体重抗争。一日，她参加完某健康食品的发布会后拎了台电子秤回办公室，那是对方送记者的礼物。于是一办公室的男男女女都纷纷来“过磅验货”。艾贝蒂守着自己的秤说：“再这么踩，我要收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