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总是叫北方馆子的特价酒席，才八块钱一桌。平常从来不留人吃饭，只有她过生日那天有一桌点心，大家如果刚巧赶上了，就被让到外间坐席。她站在大红桌布前面，逐个分布粗糙的寿桃，眼睛严厉地盯在自己筷子头上，不望着人，不管是大人孩子。她不能不给，他们也不能不吃。

今年过年，她留下几个女眷打牌。她那天精神还好。玉熹少奶奶进来回话，又出去了。

“你不要看我们少奶奶死板板的那样子，”她在牌桌上说，“她一看见玉熹就要去上马桶。”

大家笑了一阵，笑得有点心不定。她为了证明这句话，又讲了些儿子媳妇的秘密，博得不少笑声。“这话我怎么知道的？

我也管不到他们床上。不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男人家嘴敞，到了一起，什么都当笑话讲，他们真不管了。想想从前老太太那时候，我们回到房里去吃饭，回来头发稍微毛了点都要骂，当你们夫妻俩吃了饭睡中觉。‘什么都肯，只顾讨男人的喜欢，’这话不光是婆婆讲，大家都常这样批评人。

男人不喜欢，又是你不对。那时候我们都说冤枉死了。其实也是，只顾讨他喜欢，叫他看不起，喜欢也不长久。这是从前，现在是……真是我们听都没听见过。还说‘我们这样的人家’！“

这话辗转传到玉熹少奶奶耳朵里，她晚上跟他又哭又闹，不肯让他近身。两人老是吵，有时候还打架。银娣更得了意，更到处去说。人家也讲他们，但是只限于夫妻间与年纪相仿的人们。两个女太太把头凑在一起，似乎在低声讲某人病情严重。忽然有一个鼻子里爆出一声厌烦的笑声，重又俯身向前去咬耳朵，面有难色，仿佛听不惯耳朵。

“他们家就喜欢讲这些。”另一个抱怨着。

玉熹少奶奶病了。银娣先说是装病，拖得日子久了，找了个医生来看，说是气虚血亏，也就是痨病。银娣连忙给玉熹分房，搬到楼下去。

“照这样我什么时候才抱孙子？小痨病鬼可不要。你也要个人在身边，不能白天晚上往外跑，自己身子也要紧。我把冬梅给你，她也大了。”

他从来没考虑过他母亲这丫头，不但长得平常，他从小看惯了她是个拖鼻涕的小丫头。

最近还闹过，开饭的时候他看见她端着一碗汤进来。

“冬梅的指甲又泡在汤里，脏死了。叫她别这么拿着，又把大拇指掐在碗里。”

银娣这时候忽然发现她有些好处。“说她呆，还是厚道点好，有福气。她皮肤白，一白遮三丑，打扮起来又是个人。五短身材有福气的，屁股大，又方，是宜男相。不过是借她肚子生个儿子，家里这一向太晦气，要冲一冲。丫头收房其实不算，也不叫姨奶奶，就叫冬姑娘。我们还是叫她冬梅。”暗示这不妨碍他正式纳妾，等到手边方便点的时候。

现在根本谈不到，还是年年打仗，现在是在江西打共产党。鸦片烟一天比一天贵，那黝暗的大糕饼近于臼形，上面贴着张黄色薄纸，纸上打着戳子，还是前清公文的方体字，古色古香。那一大块黑土不知道是什么好地方掘来的，刚拆开麻包的时候香气最浓。小风炉开锅熬着，搁在楼梯口，便于看守。那焦香贯穿全房好几个钟头，整个楼面都神秘地热闹起来，像请了个道人住在家里炼丹药。大家谁也不提起那气味，可是连佣人走出走进都带着点笑意。

她每天躺在他对过，大家眼睛盯着烟灯，她有时候看着他烟枪架在灯罩上，光看着那紫泥烟斗嘴尖上的一个小洞，是一只水汪汪的黑鼻孔，一颗黑珠子呼出呼进，蒙蒙的薄膜。是人家说的，多少钞票在这只小洞眼里烧掉。它呼嗤呼嗤吸着鼻涕，孜——孜——隔些时嗅一下，可以看得人讨厌起来。的确是个累赘，但是无论怎么贵，还是在她自己手里，有把握些，不像出去玩是个无底洞。靠它保全了家庭。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气氛，满房间蓝色的烟雾。

这是家，他在堂子里是出去交际。

她知道他有了冬梅会安顿下来的。吃烟的人喜欢什么都在手边，香烟罐里垫着报纸，偎在枕边代替痰盂，省得欠起身来吐痰。第一要方便省事，他连他少奶奶长得那样都不介意。

冬梅烫了飞机头，穿着大红缎子滚边的花绸旗袍，向太太和少爷磕头，又去给少奶奶磕头，但是睡在床上被人向她磕头是不吉利的，生着病尤其应当忌讳。银娣自己不在场，预先嘱咐过女佣们，还没拜下去就给拉住了。

“就说‘给少奶奶磕头’。说也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给冬梅又提高了身份。本来已经把前面房间腾出来给她，拣最好的佣人伺候她，叫她管家，夸得她一枝花似的。玉熹少奶奶躺在一间后房里，要什么没有什么，医生也不来了。她娘家听见了，从无为州叫人来看了她一次。银娣后来坐在房门口叫骂了三个钟头：“我们这儿苦日子过不惯，就不要嫁到我们家来。倒像请了个祖宗来了。要回去尽管去，去了别再来了，谢天谢地。我晓得是嫌冬梅，自己骑着茅坑不屎，不要男人，闹着要分床、分房。人家娶媳妇干什么的，不为传宗接代？我倒要问问我们亲家。他们要找我们说话，正好，我们也要找媒人说话。拿张相片骗人，搞了个痨病鬼来，算我们晦气。几时冬梅有了，要是个儿子，等痨病鬼一断了气马上给她扶正。”

她养成了习惯，动不动就搬张板凳骑着门坐着，冲着后房骂一下午。冬梅的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儿子生下来，少奶奶才死。扶正的话也不提了。

十五

她有时候对玉熹说：“叫人家笑话我们，连个媳妇都娶不起？还是我恶名出去了，人家不肯给？”

“我不要，”他说。

“他也是受够了，实在怕了，”她替他向别人解释。“他不肯嘛，只好再说了。”

只要虚位以待，冬梅要是上头上脸起来，随时可以扬言托人做媒，不怕掐不住她。她现在还不敢，不过又大着肚子挺胸凸肚走出走进，那副神气看着很不顺眼，她又不傻，当然也知道孩子越多，娶填房越难。差不多的人家，听见说房里有人已经不愿意，何况有一大窝孩子，将来家私分下来有限，图他们什么？

孩子多了，银娣嫌吵，让他们搬到楼下去又便宜了他们，自成一家。一天到晚在跟前，有时候又眉来眼去的，叫人看不惯。玉熹其实不大理她，不过日子久了，总像他们是夫妻俩。

他还算有出息的。虽然不爱说话，很够机灵，有两次做押款，因为田上收不到租，就是他接洽的。找了人来在楼下，她没下去，东西让他经手，他这一点还靠得住，因为他要她相信他。东西到了他自己手里能保留多久，那就不知道了。她只希望他到了那时候懂事些。

她最大的满足还是亲戚们。前两年大爷出了事，拖到现在还没了，隔些时又在报上登一段，自从有了国民政府还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亲戚们本来提起大爷已经够尴尬的，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据说是同事害他，咬他贪污盗窃公款，什么都推在他头上。他被免职拘捕，托病进了医院，总算没进监牢。被她在旁边看着，实在是报应，当初分家的时候那么狠心，恨不得一个人独占，出去搂钱可没有这么容易。

他家只有他一个人吃这颗禁果，落到这样下场。向来都说姚家子孙只有他是个人才，他会不知道那句老话，“朝中无人莫做官”。

官司拖了几年，背了无数的债。大奶奶去求九老太爷夫妇，也只安慰了几句，分文无着。结果判下来还是着令归还一部分公款。他本来肝肾有病，恢复自由以后，出院不久又入院，就死在医院里。大奶奶搬到北京去住，北边生活比较便宜。那边还有好些亲戚，对他们倒还是一样，北边始终又是个局面。他们来了还有一番热闹。大家都说北京天气好，干爽，风土人情又好，又客气又厚道。

“北边好。”银娣对她儿子说。“说是北边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日本人来了是没办法，不犯着迎头赶上去，给人讲着又不是好话。”

这两年好几家都搬走了。生活程度太高，尤其是鸦片烟。

在上海越搬越小，下不了这面子，搬到内地去仍旧可以排场相当大。有时索性搬到田上去住，做起乡绅来，格外威风。明知乡下不平定，吃烟的人更担惊受怕。

“祖上替他们在上海买房子，总算想得周到，”银娣对她儿子说。“到他们手里搞光了，这时候住到土匪窝里去。”

在上海的人都相信上海，在她是又还加上土著的自傲。风声一紧，像要跟日本打起来了，那家新乡绅吓得又搬回来了，花了好些钱顶房子，叫她见笑。上海虽然也打，没打到租界。

她哥哥家里从城里逃难出来，投奔她，她后来帮他们搬到杭州去，有个侄子在杭州做事。也去了个话柄。

上海成了孤岛以后，不过就是东西越来越贵。这些人里还就是三爷，孵豆芽也要在上海，这一点不能不说他还有见识。有一个时期听说大爷每月贴他两百块，那时候大爷是场面上的人，嘴里说不管他的事，不免怕他穷急了闹出事来，于官声有碍。三奶奶那里也每月送一百块，大爷向来是这派头，到处派月敬，月费。世交，老太爷手里用的人，退休了的姨太太，以及她们收的干儿子干女儿，往往都有份。大爷一倒下来，她最担心的就是三爷怎么了，没有月费可拿了。好久没有消息，后来听见说他两个姨奶奶搬到一起住了。

“现在想必过得真省。两个住在一块儿倒不吵？”

“人家三爷会调停。我们三爷有本事。”

“他现在靠什么？”

“他姨奶奶有钱。”

“哪一个呢？她也养活她？”

“我们三爷有本事嘛。”

“他也不容易，年纪也不小了。他那个小少爷脾气。”

这都是揣测之词。大家都好些年没看见他。他用的人又是一帮，不是朋友荐的就是“生意浪”带来的，与亲戚家的佣人不通消息，所以他们这三个人的小家庭是个什么情形，亲戚间一点也不知道。年数多了，空白越来越大，大家渐渐对他有几分敬意。在他们这圈子里现在有一种默契，任何人能靠自己混口饭吃，哪怕男盗女娼，只要他不倒过来又靠上家里或是亲戚，大家都暗暗佩服。

“说是现在从来不出去。楼都不下。”

她记得他曾经笑着对她说：“老了，不受欢迎了。”其实那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不过没有钱了，当然没有从前出风头。

他这人就是还知趣。他热闹惯了的人，难道年纪大了两岁，就不怕冷清了？他一辈子除此以外，根本没有别的生活。

人家说他不冷清，有人陪着，而且左拥右抱，两个都是他自己拣的。他爱的是海——两瓢不新鲜的海水，能到哪里？他不过是钻到一个角落里，尽可能使自己舒服点，想法子有点掩蔽，不让别人窥视，好有个安静的下场。这一点倒跟她差不多。她近年来借着有病，也更销声匿迹，只求这些人不讲起她。他那边的寂静仿佛是个回声。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年数隔得越久，那点事迹也跟着增加。她对他有一种奇特的了解，像夫妻间的，像有些妻子对丈夫的事一点也不知道，仍旧能够懂得他。他至少这点硬气，不靠亲威，家里给娶的女人他不要了，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是最受不了寂寞的人，亏他这些年闷在家里，倒还是那样，她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变了个人。——穷极无聊倒也没来找她。这些年不见，也甚至于想着可以借两个钱。他知道没用。他就是还识相。

她看着他跟她差不多情形，也许是带着一厢情愿的成份。

但是事实是处境与她相仿的人越来越多。自从日本人进入租界，凡是生活没有问题的人都坐在家里不出去做事，韬光养晦。所以不光是她的亲戚们，所有洁身自好的市民都成了像她那样，在家里守节。现在她可以名正言顺地节省起来，大家都省。她叫冬梅自己做煤球，蹲在后天井里和泥，格子布罩袍后襟高高撩起，搭在一方大屁股上，用一把汤匙捏弄着煤屑，她做得比佣人圆。

不过她还是不会过日子，银娣火起来自己下厨房，教女佣炒菜，省油，用一只毛笔蘸着油在锅里划几道。玉熹吃不惯，要另外添小锅菜，她也怕传出去又是个话柄，不久就又推病不管了。家里外表也仍旧维持从前的规模，除了辞掉厨子，改用女佣做饭，现在许多人家都这样。不像卜家现在就是卜二奶奶自己下灶。卜家人多，一向闹穷，老太爷老太太都还在。

娇滴滴的卜二奶奶，老爱吃吃笑着，从前跟她们妯娌们一见面就大家取笑的，现在总是上菜上了一半的时候进来，热得脸红红的，剪短了的头发湿粘粘的，掠在耳朵背后，穿着件线呢夹袍子，像个小母鸡，站在一边，仿佛事不关己，希望不引起注意。人家让她上桌，称赞今天菜好，她只帮着夹菜，喃喃地说声：“哦，虾球还可以吧？这两天虾仁买不到。”

“卜二奶奶真有本事，会做全桌酒席，”大家啧啧称赞，其实是骇笑。“就跟馆子里一样。炒鸡蛋炒得又匀又碎，鱼鳞似的，筷子都搛不起来。”

在沦陷的上海，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当自警团。家里没有男佣人的，都是花钱论钟头雇人。他们是卜二爷自己去站岗。

玉熹亲眼看见，回来告诉她，卜二表叔瘦高个子，戴着黑边大眼镜，扛着肩膀，扬着脸似笑非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