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因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六大”还不愿作出公开反共决议，所以此决议的内容虽也攻击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但又不得不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为幌子，掩人耳目。决议案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样，便可以在“政治解决”不成时，随时将“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头上，以武力解决之。另一套则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它把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攻击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因而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政治解决中共的方针得以贯彻。燕提出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加强政治宣传、加强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对中共问题的指导机构等六条同中共斗争的方针。根据大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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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博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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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中共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六大”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并被迫作出一些民主的姿态，通过《政纲政策案》、《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抗战前颁布的、旨在维护国民党独裁的《五五宪章》，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至于装模作样的“还政于民”，实际上也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

这次大会，在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强迫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而蒋介石在大会选举总裁时，曾经表示自己当总裁在“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六大”结束不久，为粉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决定于1945年7月7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鉴于此次会议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倾向，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蒋介石一意孤行，操纵被中共拒绝出席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讨论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问题，要求全体参政员，“排除一切党派的意见，纯然站在国家的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的主张”。7月，大会集中讨论由主席团提出的《国民大会问题案》，由于会前参政会内的国民党团已布置控制了讨论会场，要求国民党参政员一律以国民党决议为准，所以在讨论时，国民党参政员凭其人多势众，对共产党肆意攻击，对其他党派任意侮辱，最终于19日通过了所谓“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之决议案”。这是一个圆滑而无具体明确办法的决议，实质上是假国民参政会之名，以制造国民大会，假国民大会之名，以行独裁之实。

国民党在这届参政会上拒绝中共主张和各抗日党派建议及其横蛮行径，引起了各抗日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派的愤慨。黄炎培等人公开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声明说：国民大会若在“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仓促召集，仓促制定，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章伯钧发表谈话，呼吁采纳中共建议，劝告国民党悬崖勒马，“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在内外的压力下，未能强行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具体办法，只得草草收场。

评 析：

抗战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政治力量对比，有两个相关联的变化过程，在国民党的政治圈内，蒋介石的地位得到巩固与扩张，而其政敌的势力与影响在萎缩；另一个变化过程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与政治影响在此消彼长。

中国人民的抗战，使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政权逐渐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使自己的力量与政治影响与日俱增。国共两党共存共荣，这是大势，然而，蒋介石却视共产党的发展为心腹之患，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1943年3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大势不察，大诈难成。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表明，蒋介石有独揽大权之心，但无驾驭政局之雄才大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仅仅依靠诈术，难成气候。

孤注一掷：以政治命运下注的豪赌

“孤注一掷”原本是赌场上的一个专用术语。说的是赌徒在输急了的时候把所有的本钱并作一注押上去，进行最后一搏。这一术语后来被移植到官场，《元史·伯颜传》曰：“今日我宋天下，犹赌博孤注，输赢在此一掷耳。”是说在此危急时刻，为了宋王朝，要用尽所有力量作最后的一次冒险。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进行过这样的政治赌博，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在抗战胜利后，发动新的内战，以政治命运为注所进行的豪赌。与宋王朝所不同的是，他是在抗战胜利中了头彩的背景下，仰仗美国后台老板的援助，进行的一次冒险性赌博。

事 例：

蒋介石在发表《中国之命运》时起，就已作了内战的打算，抗战胜利前后，便已着手制定内战计划。只是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以及自身还没有作好内战的准备，不得不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谈。就是在谈判期间，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进行局部范围的战争，关内小打，关外大打。1945年11月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旨在策划6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军事会议。同时，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制定出“对共产党的全盘战争”的作战计划。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声称：只须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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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博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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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兵家说：“得天下者必先得中原。”蒋介石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深知中原至关重大。因此，国民党的全面内战方针是：集中兵力迅速消灭中原解放军，随即向苏皖根据地进击，扫荡沂蒙，清剿山东，再攻延安，控制津浦、平汉两条南北交通大动脉，以达稳定江南，确保华北之目的。然后对东北解放区用兵，一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国民党围攻部署就绪后，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指挥12个整编师及汉口、西安两地空军，向以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压至桐柏、大洪山区，一举歼灭之。中原解放区各路部队按计划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紧接着，蒋介石使用了193个旅（师）约160万正规军，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在内战之初，国民党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尤其是有美国的大量援助，国民党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从1946年6月下旬到10月，国民党军共占领承德、张家口、安东、淮阴、菏泽等105座城市。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从军事上对付中共，“三个月至六个月便能解决。”，“任何一线（指铁路），均可于两周内打通。”

不过，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却有着与蒋介石等人完全相反的看法。从内战爆发起他就宣布：“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不少城市，而解放军却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的有生力量，不少高级将领成了俘虏。仅在莱芜战役中，陈毅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俘虏的将军有19名（中将2名、少将17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北线总指挥中将李仙洲被俘后说：“我们此次失败，主要是国防部战略指导的错误”和“蒋介石用人唯私”。被俘的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深有感触地说：“民众是你们的，蒋军必败的道理，到解放区，我认识更清楚了。”由于国民党军队战线拉长，其机动兵力则大为减少，加之“经济之严重形势”，社会人心浮动，不到一年的功夫，战局发生微妙变化，国民党不得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进攻陕北，是重中之重。这一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认为，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攻占后可在政治上打击中共，动摇其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如果能摧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或者胁迫其离开陕北，将给中共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胡宗南25万人进攻延安。1947年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向胡面授机宜。接着，胡部对延安形成了包围圈，3月14日开始大举进犯。当时，留在陕北的解放军只有2万多人，在双方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3月19日，胡宗南以损失5000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延安，此时延安只不过是座空城，而胡宗南声称击溃10万共军。其后，国民党开动一切工具，大肆宣传国民党的“胜利”。蒋介石亲临延安“视察”。

进攻陕北，占领延安，虽然国民党拼命宣扬，但从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看，这一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下策，且潜伏着败机。首先，陕北是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追求光明的人们所敬仰和向往的革命圣地，国民党的军队对它进行进犯，势必激起他们的愤怒，更加激起他们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关注，并决心以争取军事上的胜利，或者其他的形式进行声援。

其次，胡宗南几十万的兵力被拖在陕北，不能机动援助其他战场，这在军事战略上造成极大的被动，并且给了毛泽东争取主动的一个契机。美国驻华大使曾就这一军事行动发表评论，指出，“国民政府虽然声称它击溃了10万共军，但看来这是一种很大的夸张”，与其说，延安是被攻占，倒不如说中共主动放弃，与其战略战术的运用更相符合：“就是在敌人压力面前出让出一定的据点，把敌人吸引到一个袋形中，然后以游击战术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他还评价说：“从严格的长期的军事观点来说，延安的占领，最主要的是使政府的战线过于延长与过分消耗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第三，毛泽东在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极其险恶的情况下，与蒋介石博弈，下了一着“险棋”，他和中央指挥机关绝不过黄河，留在陕北与敌人周旋，在彭德怀率部策应下，泡“蘑菇”，不仅把这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吸在陕北，不能自拔，而且解放军的“蘑菇战”，大量地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毛泽东放弃延安，转战陕北，的确是一高招，而蒋介石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

此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军事上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守，在战略决战中，军队大部分被解放军所消灭，几乎输光博弈的本钱，军事上的彻底溃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蒋介石连自己最看重的“面子”不顾，导演了一场“战犯求和”的闹剧，这已是无济于事了；在政治上，蒋介石奉行独裁、卖国、内战的政策，失道寡助，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反内战、反饥饿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解放区军民的军事路线相响应，形成了第二条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战线，蒋介石陷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受到国民党打压迫害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响应中共的号召，云集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与中共一起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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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博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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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析：

受旧中国博彩之风盛行的熏陶，蒋介石的搏击心态发生严重异变，他把政治生涯中的搏击变成了政治赌博。他在很多次的政治赌博中获胜，赢得很多政治利益。可是在抗战胜利后，孤注一掷，以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的豪赌却把政治资本输得精光。抗战胜利后，由蒋介石挑起的国共大决战，以蒋介石集团的彻底失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伟大胜利而收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蒋介石的政治谋略而言，他犯了几大忌：

一是违背民意。中国长期战乱不已，兵连祸结，民众饱受其害，尤其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其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