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的人马全力出动，为孙科拉选票。一些代表还受到威胁、恐吓。李宗仁在政坛混迹几十年，老谋深算，他以退为攻，在大会上，突然声明以选举受到“压迫统制”为由，退出竞选，使闹哄哄的国民大会被迫中断。蒋介石非常尴尬。于是，召见白崇禧，表示自己没有袒护誰，要白劝李继续竞选。这样李宗仁收回声明，参加竞选，且竞选成功。蒋介石如同吃了一个苍蝇，说不出的滋味。选举副总统那天，蒋介石在官邸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报道。当广播李宗仁获胜时，他一脚将收音机踢翻，此失常态之举，表明他对李宗仁恨到什么程度。
1948年5月20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趁机给李宗仁设一个陷阱。事前李宗仁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着什么服装？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到典礼前夕，李宗仁忽然接到蒋总统手谕说，典礼改着常用军服。
可是在就职典礼上，总统就位时，李宗仁忽然发现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是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样子，着长袍马褂。而身着军服的副总统，站在蒋介石身边，活像个副官，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贵宾面前，使李宗仁很尴尬。李宗仁望着蒋介石，心里愤愤不平地想：“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他也非等闲之辈，很快找到心理平衡，他想你让我出洋相，我也让别人知道你蒋某人的为人，他在蒋介石旁边站得笔挺笔挺的，这样的造势，旁观者心知肚明，所损害的倒不是李宗仁的尊严，而是他蒋介石的形象。
例四：越俎代庖，诿过他人。
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从战略到战役乃至规模不大的兵力部署与调动，能插得上手的，那是非插手不可的，他经常是越级指挥。辽沈战役中，卫立皇任东北“剿总”，可是调兵遣将，都由蒋介石在南京或亲自坐飞机抵达沈阳指挥。蒋介石召集开会，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听，他就破口大骂。眼看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被全歼，卫立皇无可奈何地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尽管是蒋介石越俎代庖，而不是卫立皇指挥的，可还是要卫立皇替自己受过，他下了一道命令，对卫立皇撤职查办。命令说：“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皇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权，向下级推诿过失，政治道德全无。难怪他的嫡系亲信杜聿明说蒋介石就是没有“指挥道德”，可谓一语中的。
评 析：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以“诈”损人，最终受损最大的还是他自己，以“诈”损德，威权丧失，仅有的一点人格威严，被不道德的“诈术”冲洗殆尽，连杜聿明这样的对蒋介石忠贞不二的亲信，直言蒋某人没有“指挥道德”，这位集委员长、总统、“大元帅”于一身的领袖人物的人气指数降到了何等的程度，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下场。
他对自己的亲信这样，对一般老百姓那更不用说了，以“愚民”手段，高压政治，特务暴力而对待之，搞得民怨沸腾，天怒人怨。
旁观者清，早在1947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考察后，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蒋介石在美国主子那里，遭到鄙视，1948年，5至8月，司徒雷登向华盛顿送去了15篇报告，详尽地反复数落蒋的谬误，他的结论是：“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他向美国决策者建议，逐蒋下台，“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蒋介石的威权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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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治国与治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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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制，在堕落中死亡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之前，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南京政府后，一党专制的国民党，也是在堕落中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在堕落中走向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其固有的反动性外，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失去监督也是根本性的原因。权力制约理论认为，失去监督与制衡的权力是腐败的政制根源，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事 例：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假“训政”之名，行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之实，剥夺民权，压制民主，垄断政治资源，独霸政坛，排斥其他政党参政，严格舆论管制，拒绝外部监督，且内部没有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
多党并存格局，是现代政党政治制度的重要前提，也是对执政党实行监督的体外制衡机制。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多党形成极其艰难，民国初年的政党林立现象只是昙花一现。事隔10年，产生了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陆续出现一些民主党派和其他党派及类似党派的团体，但由于种种原因，多党政治很难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由于吸收了共产党人这样的新鲜血液，获得了新生，并开创了多党合作的局面，正在朝多党政治艰难地迈进。然而，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阴谋攫取国家最高权力，背叛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实行所谓的“分共”政策，实为大屠杀政策，导致国共分裂，中断了多党政治的进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多党政治形成提供了新的机遇。武汉抗战时期，建立国民参政会，尽管这是一个民意性的机构，而且国民党加以限制，但为多党政治的培育提供了一个平台。不过，后来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靠自己所垄断的政治资源，排斥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国民参政会成为掩饰太平的摆设。
抗战胜利后，经过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在建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向多党政治迈向了可喜的一步，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代表协调立场，国民党代表虽有作梗，但还是基本认可会议主流的政见，形成政协五个建国协议，为人们展示了多党政治的良好的前景。
不过，这也只是良好的愿望而言。蒋介石再次逆潮流而动，违背民意，撕毁政协协议，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虽有两个小的御用政党参与，那也只不过是向外界展示“民主”的花瓶，对执政的国民党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他们不愿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实施监督。
与此同时，严格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有胆大为者，直言批评，那也只是凤毛麟角，即使这样，随之而来的是暗害、查封。民主管道闭塞，民怨沸腾也只是一种发泄，对国民党产生不了监督制约的作用。
失去多党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国民党，可以说是在政治上放荡不羁，为所欲为。
以党治国政制不顺，一个重要表现是缺乏权力监督的权力配置。虽然也设了“五院”政制，可是，其初衷主要还是为了表达国民党政权的历史逻辑的“合法性”，即继承孙中山的遗愿，贯彻他的“五院”政制构想，唯我才是正宗三民主义。君不知，那个“五院”与孙中山的“五院”相差甚远，孙中山的“五院”制，基本指导原则是，权力分立，相互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可蒋介石搞的“五院”制，却是“五院”统制，权力基本归于一人。很难体现相互制衡，即使有那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不是制度意义的合理性。
没有监督的权力，与其说是一匹野马，倒不如说是一匹凶恶的野兽，人性、理性丧失，权力滥施，权力腐败接踵而来，在权欲、私欲支配下的这匹野兽，无恶不作，国家、人民的财富被大量吞食，权力本来是创造公共利益的工具，此时却成为了吞食者。国民党随同变异了的权力一起堕落。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后，对自己的生活行为有所自律，其历史上的劣迹少见发生，个人日常生活也不大奢靡。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政治家的小节如何，固然影响形象，然而，政治大节尤其重要，蒋介石背叛革命这已经失去大节，他当政后，也没有去补偿，而是独揽大权，甚至揽权成癖，实行独裁，将公共权力私人化，这是最大的政治腐败。蒋介石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官场腐败的始作俑者。上行下效，带动左右，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权钱交易，无奇不有。
抗战时期，国民党借战时集权之名，加强了对政权的垄断，使国民党一党专制政体强化。在这样的政治土壤里，蛀虫大量繁衍，国民党官场的腐败愈演愈烈。“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仰仗手中的政治权力，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通过独占金融、掠夺土地、垄断商业、吞并工矿业、控制交通运输，大发国难财。1944年宋子文仅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4700万美元。大小官员贪污腐败成风，沉迷于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之中。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在重庆考察，看到重庆官场如此景况，感到震惊。他随后到延安考察，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景，毛泽东、朱德等领袖“设宴”招待他，饭菜非常俭朴，他却十分高兴，回到南洋报告中国之行时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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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治国与治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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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接收变成“劫收”，而且国民党的所谓开始“宪政”，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一党专制依然如故。官场腐败恶劣的程度令人发指，在选举所谓“国大”代表中，一些官僚、政客、豪绅都要当“代表”，采取种种舞弊手段。国民党为了装饰门面，分给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的一些票，被他们抢走了，有427人被勒令退出“代表”资格。于是请愿、闹事、绝食、哭灵，包围中央党部，以至在大会开幕之日抬棺材到会场门口等抗议行动，把政治腐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官员借“接收”之机，大发横财，普遍贪污腐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就曾用“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话，形容当时官员贪污腐败现象。194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总结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失败的教训时说：“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国民党整体腐败，不仅引起民众的愤慨，而且也引起其后台老板美国人的不满。1948年5至10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华盛顿送去15篇报告，详尽而反复地数落蒋介石的谬误。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指出中国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货款，在纽约列入中国私人的银行户头。美国银行界传出，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在在曼哈顿。杜鲁门得知后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当然调查的结果一起保密，直至1983年之后才作了部分解密，但仍有所保留。杜鲁门对国民党的官员们截流美元的贪污行为气愤至极，若干年后，他在与美国的一位作家谈话时，仍然余气未消，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堂堂的美国总统居然用如此粗鲁的语言，责骂中国国民党的官员们，时至今日，人们看到这些文字，会为此羞愧，并会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损害国格感到愤怒，不知当年蒋介石听到杜鲁门的责骂有何感想？
国民党官场腐败，战场失败这两个互有因果关系的过程，已无法终结，国民党内正直的人士忧党者不乏其人。陈布雷就是其中一个。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他，为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艰危和种种腐败状况忧伤不已，自谓“目睹耳闻，饱受刺激”，“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文胆”斗胆向蒋介石进言，一是与中共和谈，二是责令孔家拿出六亿美元作为军费，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与羞辱。自己无力回天，进言领袖又拒绝，悲愤之下，服大剂量的安眠药自杀。
被国民党内讥讽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的蒋经国，打算以治乱必用重典之策，奉蒋介石的旨意，在上海打虎，喊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口号，来势汹汹。这本来是一种经济补救行为，蒋介石想通过此举，榨出更多的钱财，用于军费。可小蒋却要借势演化成一场政治攻势，敲山震虎，以遏制住迅猛蔓延的官场腐败之风，使国民党起死回生。外国记者形容蒋经国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商人称他是“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
可是当他碰“四大家族”，想来个釜底抽薪，查封孔家大公子孔令佩的扬子公司时，他再也不能朝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