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坞陛的台阶。坞上并可举烽。东汉时，为守御匈奴、乌桓和西羌，继续在边塞乃至冯翊（今陕西高陵）、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魏郡（今河北临漳西南）、赵国（今河北邯郸西南）、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中山（今河北定县）等内郡缮作坞候，最多的两次曾达五百所和六百一十六所。
东汉陶城堡 广州麻鹰岗出土
与此同时，地方豪强也仿照边塞坞壁的形式营建自己的庄院，作为控制农民和对抗外来势力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据点。东汉初年的战乱中，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大姓赵纲就曾在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害地方。此后，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这种地主坞壁越来越流行。从东汉墓葬中的壁画、画像砖和陪葬明器看，这种地主坞壁建筑呈城堡式。周围为高墙，门上有门楼，四角有角楼，坞中有的还有高层的楼橹建筑，门楼、角楼和楼橹乃至墙垣高处开有瞭望孔或射孔。大门有卫士把守。坞内有坞主居所、卫士和奴婢仆隶乐队等的居处，还有仓廪、手工业作坊等，显示了大地主田庄力求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的特点，汉末黄巾起义后，豪族地主为镇压农民，乘时造成割据局面，更是部勒宗族、宾客、徒附，组织部曲、家兵，修坞筑堡，跨州连郡。坞壁成了公开的地方武装割据的据点。
（宁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也称“坞堡”或“壁垒”。多择既有山林险阻，又可进行农耕的宜守宜农之地设置。比较常见的是采取血缘和地域的形式，以宗族与乡里作为团聚的纽带，即宗族豪强的坞壁。世家大族或地方豪强自为坞主，或称宗主。他们以宗族乡里关系组织地方割据武装，被控制的宗人乡亲实际上是坞主的私人部曲，坞壁也就是豪强割据的据点。此外，也有以流民结集的方式出现的坞壁，坞主都由流民公推有才能或宗族势力相对强大者任之。流民坞壁中坞主与其下的流民在初期尚无明确的依附关系，但久而久之，亦形成私人依附关系。
坞壁作为一种社会集团必然采取的某种组织形式，具有分裂割据的性质。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坞壁的作用也不能一概而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所组成的坞壁，具有明显的抗拒农民起义的性质。两晋之际所组成的坞壁，则有防暴避乱、抗拒北方少数民族贵族进扰中原的功能。而南朝侯景之乱后出现的“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却以打家劫舍，缚卖居民为业，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势力。此外，战乱时期出现的坞壁，多且耕且战，自保自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和维护生产，使宗亲或流民免遭劫掠杀戮的作用。
坞壁主要盛行于北方地区。十六国和北魏的统治者，为了维持他们在各地的统治，往往按坞主的实力大小，分别给予县令、太守、刺史等官职，大小坞壁又成为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的治所。北魏前期，推行宗主督护制，更全面地承认了宗主们及其控制下的大小坞壁的合法地位。魏孝文帝元宏推行三长制，三长代替了宗主；邻、里、党等地方基层组织也取代了大、小坞壁组织。但是，地方豪强势力和他们藉以割据的坞壁仍然存在，社会一有动荡，结坞自保的情况也就重新出现。唐以后，坞壁转入衰落，但并未根绝。
参考书目
陈仲安：《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大土地所有制的两种形式》，《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黄惠贤：《试论中国三至六世纪坞营组织的性质》，《武汉大学学报》1960年第5～6期。
（黄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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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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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壁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13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搋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同日，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西安开始与张、杨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参见彩图插页第135页）
参考书目
李新：《西安事变初探》，《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86。
（耿云志）
西厂
西厂
见厂卫。
西城所
西城所
北宋末掌管公田的机构。全称“城西括田所”或“西城公田所”。政和初，宦官杨戬主后苑作时，胥吏杜公才献言汝州（今河南临汝）有地，遂置为稻田务。政和六年（1116）改名公田所。宣和初，又有张佑主营缮所，李彦主西城所，亦为检括公田机构。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李彦将后苑作、营缮所的公田，皆并入西城所。公田之法，一种是取民间田契根磨，如田今属甲而得之于乙，则从甲索乙契，复从乙索丙契，辗转推求，至无契可证，则指为公田，量地所出，增立官租。另一种是按民契券所载顷亩，而以新颁乐尺打量，旧尺一亩约当乐尺1.0869亩，即以其赢拘没入官，创立租课。始自京西汝州，渐及于京畿、京东、河北等路。括取天荒、逃田、废堤、弃堰、退滩、淤地、湖泊等，抑勒百姓承佃，强征公田钱。民间美田，皆指为天荒，鲁山全县土地，都被括作公田，“由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而暮乞丐于市者”。前后所括，共得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梁山泊被收入西城所后，立租算船，日计月课，蒲鱼荷芡之利，纤悉无遗。确山县为催索公田租钱，先后杖死良民千余人。京东、河北人民，以公田法克剥太甚，四起反抗。宣和七年十二月，诏罢西城所，其拘没到的土地，并给还旧佃人。次年初，李彦赐死。
（梁太济）
西汉边郡
西汉边郡
西汉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行政区划制度。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政区设置方面，将郡县制广泛推行于边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使一些原来管辖不到的区域纳入汉王朝的版图，加强了内地和边区之间的联系。
东北边郡汉初因秦制，有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边郡。元封三年（前108）灭古朝鲜，设置真番、临屯、玄菟、乐浪四郡。此前，元朔元年（前128），东夷■君南闾等以口二十余万归汉，汉武帝刘彻派彭吴至其地，设苍海郡，三年即罢。昭帝始元五年（前82）又废临屯、真番二郡。东北遂有七边郡。乐浪郡有沃沮、■、貊等族聚居，南境外即为辰韩、马韩、弁韩，合称“三韩”，隔海与倭相望。玄菟郡有高句丽族聚居，北境外有夫余、肃慎等族。肃慎臣属夫余，夫余受辖于玄菟郡。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郡塞外为乌桓、鲜卑，本来臣服于匈奴，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迁乌桓于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首领每年去长安朝见一次，汉设护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之。
北方边郡汉初因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