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划入俄国，少部分被迫内迁，如库库岱公之子阿吉（haji）即率属南下萨乌尔山。光绪七年（1881）《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又因割地划界而有大批哈萨克人率部东迁，其中仅迁入博罗塔拉一带的就达三千余户。北疆地区蒙古、哈萨克杂处局面从此形成。
新疆建省后，仿照蒙古族所行的札萨克制（见盟旗制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各哈萨克部落中设置王、公、贝子、台吉、乌库尔台、扎楞、藏根等职，统治各部落牧民。同时改行定额租赋，牧民负担较前加重。光绪末年，阿勒泰的哈萨克收民大批逃往镇西（今巴里坤）、木垒、乌鲁木齐与绥来（今玛纳斯）等地山区，有的还逃往青海，大体上形成了今天中国境内哈萨克的分布状况。
蒙古族分布在新疆的为厄鲁特蒙古，信仰藏传佛教，以游牧业为主。清朝建立后，厄鲁特仍遵明代旧制向清朝纳贡，表明自己是中国臣民。
明末清初，准噶尔部开始强大，控制各部，攻掠四邻，建立割据的地方民族政权。清政府历康、雍、乾三朝（1662～1795），平定了准噶尔封建贵族的割据势力，统一了新疆全境。从热河移达什达瓦部厄鲁特、从张家口移察哈尔两营蒙古官兵，携眷驻防并屯牧于昭苏和博罗塔拉，以领队大臣统辖。
17世纪30年代西迁至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及和硕持部的一部，因不堪沙俄压迫，在台吉渥巴锡（ubaxi）的率领下，于乾隆三十六年回归祖国。清政府命渥巴锡所部为旧土尔扈特部，牧于喀喇沙尔（今焉耆）、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精河、霍博克萨哩（今和布克赛尔），命舍楞（shelen）所部为新土尔扈特，牧于阿勒泰山东部；命和硕特部仍随渥巴锡游牧，册封渥巴锡为汗，其余首领均封为亲王、郡王、贝勒等，统率所属各盟、旗，各归当地大臣管辖。
其他各族在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清朝为供应军粮而在哈密等处设置屯田。屯田的兵卒是以汉族为主的绿营兵。统一新疆之后，安置一部分作战兵从事农垦，扩大了绿营屯田，又增调携眷永驻的屯垦部队到新疆。除前述察哈尔兵和厄鲁特兵之外，尚有盛京（今辽宁沈阳）的锡伯兵、黑龙江的索伦兵、凉州（今甘肃武威）和庄浪的满洲兵等，陆续抵达新疆，编旗设佐领，统以领队大臣及总管、副总管等员，在伊犁河南北屯牧、屯垦，由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等管辖。
内地回、汉族人民迁徙新疆的，尚有甘肃等地大量移民及各省发遣新疆携眷人犯，当时称为民屯和犯屯，主要屯垦于天山北麓。清政府在这里置镇迪道，下辖各州县，属甘肃省，而以乌鲁木齐都统兼辖，隶于伊犁将军。建省后，内地各省人民迁居新疆的较前增多。
此外还有来自中亚的乌孜别克、塔塔尔商人，当时笼统地称之为安集延人。他们往来于中亚和新疆，人数不少，散居各处，其中有些人娶妾置产定居于新疆，成为中国新疆境内的民族。
参考书目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乌鲁木齐，1980。
（纪大椿）
新疆各族人民起义
新疆各族人民起义
清朝同治年间，新疆境内以维吾尔族农民为主体、反对清政府民族压迫和民族内部封建徭役制剥削的武装起义。
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对新疆原有的政治制度虽作了一些改革，如废除伯克世袭，确定伯克品级与养廉、禁止宗教头目干预行政、规定各级伯克庄园的土地、农奴和亲随的数量，等等。但官府所需的一切仍通过伯克直接向人民摊派勒索，官员及其家人又任意欺凌和鱼肉人民。19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偿付帝国主义勒索的巨额赔款及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每年由各省拨解新疆的二三百万两协饷逐渐缩减，不久终于断绝。官吏、伯克因此加紧对各族人民的勒索和漫无止境的征发差徭，使各族人民被迫起来反抗。
反抗民族压迫和反抗徭役制剥削同时并举，是清代新疆各族农民起义的基本特征。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到同治二年（1863），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叶尔羌（今莎车）、库车、和田的维吾尔族农民，奇台的回、汉族农民和伊犁的回民，先后掀起十多次暴动。
太平天国起义推动新疆各地农民的反清斗争。同治三年，起义首先爆发于库车。五月初三，起义者攻入城内，办事大臣萨灵阿、阿奇木伯克库尔班（kurban）、郡王爱玛特（ahmed wang-bek）等均被杀死。此后，农民起义烽火迅即燃遍天山南北。参加起义的不仅有维吾尔、回族人民，还有汉、满、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等族劳动人民。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惠远城（即伊犁），伊犁将军明绪自尽。至此，清政府在新疆的政令仅及于哈密、巴里坤和沿额尔齐斯河一带。
北疆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抗击了沙俄侵略者。伊犁、塔城起义者赶走俄国领事和商人，中止了俄国的掠夺性贸易；布伦托海起义者击退了侵入斋桑泊（今苏联境内）的俄国军队。
当起义遍及全疆各地时，主宰大多数居民精神世界的伊斯兰教首领便乘机而起，获取领导权，将反封建斗争引上“圣战”之路，屠杀“异教徒”和“叛教者”。库车阿訇热西丁（reshiduddin）、乌鲁木齐阿訇妥得璘（一名妥明）、和阗宗教法官（mufti）哈比布拉（habibulla）都成为割据一方的执政者。肖开特（shanket）阿訇在伊犁也起着决策者的作用，而且一度成为执政者。起义的成果被宗教首领和封建主获取，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了扩大统治地盘，他们相互攻伐，甚至不惜挑起维吾尔和回族等同教人之间的残杀。
新疆的割据纷争给外敌入侵造成了机会。同治四年，发生阿古柏事件。十年，沙俄军队强占伊犁。新疆各族人民虽曾浴血奋战，但因割据纷乱的局面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新疆大部分地区遂沦于外敌之手，凡十余年。
同治三年，新疆农民起义破坏了旧的土地制度，使伯克制度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光绪三年（1877）清军消灭阿古柏侵略者，七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之后，清政府在新疆全境推行郡县制，设立新疆省，废除伯克制度。新疆农村，特别是维吾尔农村的劳役地租迅速转变为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相结合的地租形态，维吾尔族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生产力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恢复和发展。
参考书目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乌鲁木齐，1980。
（纪大椿）
新军
新军
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用西法编练“定武军”，共四千七百人，初驻天津附近的马厂，后移驻小站，是为编练新军之始。次年末，胡燏棻调任芦汉铁路督办，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七千人；与此同时，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也编练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新军，名为“自强军”。二十四年十月，“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直接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节制。二十五年，袁世凯率新军到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翌年，袁世凯将山东三十四营旧军按新式营制进行改编，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使“武卫右军”增至两万余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倡行“新政”，改行常备军制，并于二十九年十月成立总理练兵处，以奕劻为总办，袁世凯为会办，铁良为襄办，令各省成立督练公所，由总督、巡抚或将军、都统兼任督办，负责练兵事务，拟在全国以新军取代旧军（八旗、绿营）。三十一年春，北洋常备军按新制统一番号，改称陆军，各省也按新章编练陆军，或改常备军为陆军，共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三十二年，兵部改为陆军部，随着新军编练的发展，人数又有扩充。其编制分镇、协、标、营、队、排、棚，各级军官称统制、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每镇额设官兵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人，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和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担任，士兵则采取招募制，选拔标准比较严格，对年龄、体格和文化程度等都有明确规定。三十三年，陆军部奏定《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办法》，新军编练在全国铺开。但到清亡为止，只练成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和两协禁卫军。清朝政府编练新军的目的虽在于巩固已垂死的封建统治，但对中国军制是一重大革新。后来新军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大量走向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湖北新军司令部成员合影
（陈旭麓）
《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新民丛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其前后阶段有所不同。早期即自创办至1903年2月前，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客观上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期自1903年2月至1905年末，则加紧立宪保皇宣传，逐渐暴露其敌视革命的顽固立场，影响大为削弱；后期自1906～1907年冬，主要与革命派的刊物《民报》进行激烈论战，表现了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惧，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新民丛报》第1号
（戴学稷）
《新青年》
《新青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任主编。始为月刊，第一卷时称《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大声疾呼要“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猛烈抨击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青年》开始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新青年》的宣传，在近代历史上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从1920年9月第八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对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和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它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表明该刊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从创刊到1926年7月停刊，前后十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蔡钊珍）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
1934年蒋介石在对红军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的同时，在江西省城南昌发起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因其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所以被命名为“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行动，用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政治、社会问题的不满，以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1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礼为四维之首，就是规规矩矩，不犯上作乱。2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规定要“拔上鞋跟，扣齐钮颗”；“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邻里，同谋公益”等。3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4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7月1日，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1934年7月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全面推行时期。其间，“新运总会”由南昌迁到南京，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三十三人为指导员，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