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内使用了纸币——钞。全国货币实现统一，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但元朝统治者通过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起着阻碍作用。

政府对国内许多商品采取专利垄断政策，其形式各不相同，

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大罐 河北保定出土

影青瓷枕

至正之宝

部分金、银、铜、铁、铁器、盐等，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铝、锡和部分盐等，由政府卖给商人经销；部分金、银、铁等矿业，以及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天历年间，盐课钞年收入达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约为全国财政收入之半。民间贸易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

元世祖忽必烈进期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

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他们的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色目商人资金雄厚，善于经营，因而出现许多大商贾。他们发放的高利贷叫“斡脱钱”（见斡脱）。一般民间商人多为小商小贩，他们处境艰难；少数汉族大商人，也有获得巨额利润的。盐商致富者尤多，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之说。

元代海外贸易的规模超过前代，由政府直接控制。至元十四年（1277）后曾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温州、杭州、广州设立过市舶司，至治二年（1322）后定为泉州、庆元、广东三市舶司。有市舶则法，规定市舶抽分：粗货十五分取一，细货十分取一，另纳舶税三十分取一；审核批准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货物；发给公验、公凭。外国商船运载货物来华，也依例抽分；外国商船返航亦由市舶司发给公验、公凭。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中国商人到过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沿海国家和地区达九十七个之多。自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线畅通，贸易规模很大。陆上与国外贸易也很发达，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

中国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布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陶瓷器，金、银、铁器、漆盘、席、伞等日用品，水银、硫磺等矿产品，白芷、麝香等药材。从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豆蔻、檀香、木材、漆器等为主。

泰定元年铜权 陕西渭南出土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原有的一些大城市有所发展。内地出现了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边疆地区也有新兴的城镇。京师大都号称“人烟百万”，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马可·波罗说：“应知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大都城内有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骆驼市、珠子市、沙剌（珊瑚）市等，商品丰富。

交通运输 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海运航线的开辟、遍布全国驿站的设置，使元代交通运输业有了新的发展。

元灭南宋后，全国实现统一，南北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之粮食及其他物资，多由江南供应。江南物资主要依靠运河北运。由于旧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其不便，故忽必烈时有重开运河，另辟海运之议。

元代大运河是逐步开凿完成的。其中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淮安经扬州至长江的扬州运河，大抵为隋代旧道；徐州至淮安段系借用黄河下游；自山东东平境内的汶水南下与黄河相联接的济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开凿；自山东临清经东昌（今山东聊城）到东平路须城县西南安山的会通河，二十年开凿；通州至临清段为御河（今卫河），大都至通州为通惠河，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开凿。

元代海运是指国内近海航运。始于至元十三年，时伯颜下临安，取南宋库藏图籍，招海盗朱清、张瑄由崇明入海道运至直沽，转至大都。十九年始命罗璧、朱清、张瑄造平底船运粮。其路线几经开辟，至三十年形成，由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口，至直沽。

运河的开凿和海运的开辟，对商业的发展，大都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官民造船业的扩大，航海技术的提高，都起了重大作用。运河通航后，岁运米至大都五百万石以上，来自江淮、湖广、四川及海外的各种物资、旅客源源不断地运至大都；海运粮到元代中期时达二三百万石，天历二年（1329）达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据估计，河漕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三四，海运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七八。

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全国各地设有驿站（见站赤）一千五百多处，其中包括少数水站。在驿站服役的叫站户。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其任务主要是传送朝廷、郡县的文书。驿道北至吉利吉思，东北至奴儿干，西南至乌思藏、大理，西通钦察、伊利二汗国，所谓“星罗棋布，脉络相通”。站、铺的设立，有利于国内交通的发展和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文化和科学技术

元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各族人民在文学艺术（包括戏曲、诗歌、绘画等）、史学、哲学等方面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发明创造。元朝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天文、地理、农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13、14世纪的欧洲尚处在“黑暗时代”，而元代的文化科学水平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文学艺术 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和南戏先后出现繁荣局面。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

杂剧陶俑

河南焦作元墓出土

杂剧是中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发展而成的新的戏曲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元代创作杂剧见于名目的共约六百多种，现存两百多种，杂剧作家有两百人左右。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是元杂剧鼎盛时期。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活动中心在大都，著名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负荆》等。14世纪初至60年代，活动中心移至杭州，主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主要作品有《倩女离魂》等。其中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散曲起源于民间小曲和少数民族音乐，分小令、带过曲、套曲三种基本格式。前期散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卢挚等，后期有张养浩、刘致、张可久、乔吉等。少数民族作家也有许多成就，女真人李直夫创作了杂剧《虎头牌》，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畏兀儿人贯云石，回回人萨都剌、丁野夫等都是著名的散曲家。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宋时已盛行，元初衰落。到元朝后期，杂剧由盛转衰，南戏则得到了发展。它不象杂剧那样在折数和宫调上有严格规定，押韵和宫调都较自由，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声腔也各有发展。现存元代南戏剧本十六种，片断一百一十九种，存目三十三种，以高则诚的《琵琶记》成就最高。

元代诗词总的说来较平庸，但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被称为“元诗四大家”。萨都剌的词风格豪迈。张养浩、迺贤、王冕、杨维桢等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长篇小说兴起于元末。施耐庵和罗贯中分别于元末明初创作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

绘画、书法的成就较为突出。元代不设画院，故元代画家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前期书画家以赵孟頫为最著名，他擅画山水、花竹、人马，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后期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称“元画四家”。少数民族著名画家有回回人高克恭、丁野夫等。书法家有康里人巙巙、畏兀儿人贯云石等。龟兹人盛熙明著有《书法考》八卷。元代壁画艺术也很出色，现存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是极其珍贵的实物。（参见彩图插页第83、88页）

王冕《墨梅图》

赵孟頫《趵突泉诗》

吴镇《墨竹图》

史学 元代官私史学著作很丰富，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史学著作。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撰成《资治通鉴注》，对《通鉴》作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宋亡的哀痛，或隐晦曲折地抨击元朝统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杜佑所著《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修，所载宋制最详。《通考》材料取舍严格，注意历史变通，在治史方法上值得肯定。作者还常常通过历史叙述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抨击。

元朝按前代设局修史的传统制度，分别于至正四年、五年修成《辽史》、《金史》和《宋史》。当时的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等为总裁官。其中铁睦尔达世是康里人，参加三史纂修的还有唐兀人斡玉伦徒，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等。

成书于13世纪中叶的《元朝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乌思藏著名学者布思端（bu-ston rin-po-che）所著《吐蕃佛教源流》和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册》，是元代藏族最重要的两部历史名著。元代还有许多汉文书籍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也有一些蒙古等少数民族著作译成汉文。

哲学 元朝统治者以理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蒙古统治北方之初，北方儒士对南方理学了解极少。公元1235年蒙古军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俘理学家赵复至燕，理学始在北方广为传布，于是出现了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理学家。及统一江南，南方朱学人物张■、吴澄、许谦等，陆学人物陈苑等，均为一代理学名家。其中许衡、刘因、吴澄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元代理学在学说上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大创造，但也自有特色：朱陆之争渐变为朱陆“和会”，以吴澄最明显；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与过去空谈性命不同，比较倾向日用生理，提出“治生论”；以刘因为代表的理学家提出返求六经的主张，比较务实。元代理学的这些演变，在理学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明清理学思想的滥觞。

除了正统的理学思想外，元代还出现了邓牧的“异端”思想和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表示不列入儒佛道行列。他在《伯牙琴》中对“君”和“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揭露皇帝是最大的剥削者和掠夺者，幻想重新出现尧、舜时代。谢应芳一生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反对佛、道宗教迷信，所著《辨惑编》是反对迷信的专著。

科学技术 元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有：

1天文学。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王恂等为编订《授时历》，创制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十余种天文观测仪器，在元朝控制的范围内陆续设立了二十七所观测台、站，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察等方面取得了丰富准确的数据。至元十八年（1281）正式颁布了《授时历》。这部历法以365.2425日为一年，废除上元积年、日法，采用近世截元法，在人类历法史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2地理学。《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是元代地理学的主要成绩。《大元大一统志》由孛兰盻、岳铉主编，虞应龙等参加修撰，成书于大德七年（1303）。该书对全国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坊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皆有详述，取材多于宋、金、元地志，因而具有很大价值。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令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都实的考察经过由潘昂霄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十省地理，参阅《大元大一统志》等地理著作，以“计里画方”法，制成《舆地图》。

3农学。元代三部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