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稽首者”，都是魏冉的功劳。后来又任用范睢，睢对外主张远交近攻，对内则主张要清除贵戚大臣之有势者。昭王采用其谋，使秦更为强大。到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所攻占。秦又南灭巴蜀，建立巫郡、黔中郡和汉中郡。其疆土之大，六国中罕有其匹。特别是“天下之枢”的韩魏，是当时经济、文化上最先进的地区。而秦占领了不少韩、魏的领土，两国之君甚至入朝于秦，“委国听命”，秦对中原已起到主宰的作用。

到秦庄襄王时，东周、西周都被秦所灭，“秦界至大梁”，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46年，秦王政（见秦始皇）即位，吕不韦仍为相，招致天下宾客，准备灭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执政，以李斯为佐，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为配合军事上的攻势，秦又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以分化其内部。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到辽东。次年，秦决河水灌魏都大梁，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人攻楚，虏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而虏代王嘉，燕、赵两国亡。次年，灭齐，中国统一。

经过战国，全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各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性减少，彼此间的联系加强，相互的依赖关系更为密切。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政治方面，各国经过变法，建立了百官必须服从君主法令的新的中央官僚制度；地方上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从而消除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秦能够统一中国的客观原因为：秦据有富饶而又易守难攻的关中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秦变法比关东六国更为成功，对旧势力、旧制度的铲除较彻底，故在经济、政治方面比其他各国更为先进。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去过。他说秦实行法治很成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较少，政治清明，故秦从孝公至昭王，军事上屡能获胜，决非偶然。

边境内外各族

春秋时期中原的戎、狄，到战国时都已和华夏族融合为一了。但在离中原较远的地区仍有许多其他民族，这些民族居住在燕、赵、秦、楚等国境内或境外。

胡貉和氐羌 胡貉是当时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分布在今东北或蒙古大草原上者为东胡和匈奴，分布在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山西北部者为林胡、楼烦。这些民族主要以畜牧为生，善骑射，是各族中武力最强者，中原各国受其威胁较大。赵国从襄子时起就不断和其北面的胡貉人作斗争。武灵王时，赵曾经大破林胡、楼烦，把所占领的土地置为赵的郡县，但双方的斗争并未结束，到战国末年，赵将李牧又“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

战国后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地千里，燕乘胜而进，在边境上修建长城，又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

匈奴长期受东胡的控制，和中原国家的关系较少。

貉人分布于今辽宁境内，他们以渔猎和农耕为业，不同于以畜牧为主的胡貉各族。在今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过不少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青铜的短剑、匕首、戈、工具和马饰等物，还有铁器、金银器和燕国的刀币。这些遗物当是貉各族所遗留下来的，因为其中有些器物或花纹具有浓厚的畜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但里面也有些器物是仿自中原，或者就是从中原流入的。这表明当时这些民族和中原各国有来往关系，甚至受到中原文化明显的影响。

氐、羌族分布于今西北，和秦邻近者为大荔、义渠，“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于战国早期灭大荔，和义渠相周旋时间最长，到公元前272年才灭义渠，并将所得到的土地建立了陇西、北地郡。

巴蜀 战国时蜀人分布在今川北和川西一带。巴人分布在川东的嘉陵江、长江沿岸。秦惠王时，秦派司马错率兵灭蜀，同时也灭巴。秦将蜀王降为蜀侯，派陈庄为蜀相以监督蜀人。公元前301年，蜀起来反抗，秦又派司马错定蜀，后来就开始在蜀、巴设立郡县。蜀人的历史很古老，从出土的铜器来看，它早期受商、周文化影响，到战国时则受秦、楚影响较大。在蜀人和巴人的青铜器上，常见有属于他们自创的象形的文字。青铜器制作甚精，和中原各国所作者可相媲美，可见其文化程度之高。

越 越人分布地区颇广。今浙江、江西和两广、福建等地都是越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战国文献记载中已有“百越”、“扬越”、“瓯越”、“闽”等名称不同的部族。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在浙江和广东、广西一带，战国时期越人在青铜器制作方面已进入发达的阶段，能冶铸出精美的钟、鼎和戈、矛或多种工具。器形、花纹带有地方特色，但也能看出有楚文化的某些影响。在广东的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铁器，尽管数量不多，也表明中原的先进文化已进入到今岭南地区。

诸子的思想与学说

战国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是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随着私学的出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齐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连一些贵族、官僚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招徕慎到、邹衍等知名之士，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议论国事，从战国初到战国末，稷下一直是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秦相吕不韦也“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氏春秋》一书即由其门客撰写而成。养士之风的盛行，为文学之士提供了活动的环境和条件。他们可以潜心于学术，著书立说，使文化学术获得空前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说明众多学派的产生是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国君主不仅对各家“兼而礼之”，不主一家，还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相互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显学除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一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如韩非说战国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他们确实“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作出一定的贡献。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家的出现较儒家略晚，但墨家对儒家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儒、墨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派。流传至今的《墨子》一书，其中保留着墨子的思想和主张，也有部分为其后学的作品，书中提到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种主张，是墨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学带有较强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在战国时为显学，但从秦汉开始，墨家某些观点渐被儒家所吸收，其余则因不合世用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故渐趋于衰落。

孟子，名轲，邹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之门下，是战国中期的儒学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图象

大师。孟子主性善之说。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努力使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扩而大之。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主去注意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处境。他还提出“民贵君轻”的说法。孟子的学说对后代的思想文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仁政和重民思想，对后代开明君主或进步思想家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北宋以后，孟子的著作也成为儒家的经典。长期以来，孟子因仅次于孔子而被称为“亚圣”，人们也把儒学称之为“孔孟之道”。

老子，事迹不详，流传至今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即道家思想）的主要依据。书中提出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的观点。以为天地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而运动的。老子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认为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对立转化的联系。他在治国方面则强调“无为”。即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要逆理而动。特别注意宽减农民的租税负担。《老子》书中的许多哲学原理，对后来中国社会有过深远的影响。如统治上层常用“无为”来缓和国家与人民的矛盾，而象小胜大、弱胜强之类的思想，又成为下层人民展开反抗斗争时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庄子，名周，宋人。他曾作过漆园吏，约与孟子同时或稍晚，是战国时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流传至今的《庄子》，涉及了许多有关宇宙万物的探索和讨论。《庄子》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体。道是自然无为，人只能顺从它而不能超越它或违背它。故崇尚道实际上就是崇尚自然。《庄子》还提出了避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相对主义，即“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彭祖为夭”。但相对主义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则认为儒墨孰是孰非无法回答，从而导致认识上走向不可知论的倾向。由于《庄子》崇尚自然，故而强调人的活动必须和客观规律相顺应。但另一方面，只强调适应自然却又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是战国末儒家之中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他接受了道家的自然观。所不同的，是荀子以为人定胜天而不应单纯顺应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

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与孟子正相反，他主张人性恶，认为经过后天的教育才能使人为善，以至变成圣人。但孟子的重民思想，也为荀子所继承。他还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一贯的崇礼主张，在强调礼治的同时，又提出实行法治的重要性，这是他和以往儒家的不同之处。王霸并用，礼治与法治相辅而行，是荀派儒学的一大特色。

韩非，战国末韩人。和李斯都曾师事荀况。他是战国末法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一书，是其思想之集大成。他以为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来制订政策，即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当今就必须依靠暴力和法治。在此基础上，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法固然重要，但君主要有一定的权力和威势，否则法令难以贯彻下去。除了势以外，君主还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他又以申不害、商鞅为例，说明只有法或只注重术都是有缺陷的。故韩非成为战国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荀子的人性恶为韩非所继承。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因此治国就离不开刑、赏，而且用刑越严越好。他又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即不允许法家以外各个学派的存在，彻底否定德化和教育的作用，使极端的专制主义贯彻到文化思想领域。以上的一些主张为促进秦统一和速亡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有关法治若干基本准则，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为许多王朝所采用。

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当时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诸子的学说，是当时人智慧的结晶，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荣曾）

《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见合纵联横）。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扜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