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同之处。我家大毛二毛对科学家和解放军特别有兴趣。倒是三毛，在南京时天天看保姆刷马桶，看得上瘾了，说是长大了就要刷马桶，‘咕咚’一下洗洗刷刷就干净了。”

在一边玩着毛线翻叉叉游戏的静雅静宜全都咯咯地笑得趴在了床边。丁子恒想起三毛天真可爱的样子，也忍不住跟着她们一起笑。

苏非聪说：“你家三毛呀，真是个人物。只要他一开口，不管说什么，都讨人喜欢。”

只比三毛大一岁的静沁说：“他才烦人哩，他抢我的糖吃。”

静宜说：“你才烦人哩，你总是欺负三毛，还要三毛喊你姐沣，你算是个什么姐沣呀。”

静沁说：“你又不是三毛的姐沣，你总是护着他，就是想要二毛哥父告诉你做算术。”

丁子恒见两姐妹为个小小的三毛争吵起来，觉得小孩子们实在是有趣。苏非聪说：“小人国的战争是连环战，连劝架都劝不清，只有采取强权政策。好了，都不许闹了。谁再开口，明天的糖果全部取消。”静宜和静沁立即都紧闭了嘴巴。

丁子恒说：“想不到你还有几下子。”

苏非聪说：“我的能力范围也就是管管家里三个小女子。你怎么样？电报叫你回来整风？”

丁子恒说：“是呀。我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所以想到你这里了解一下。”

苏非聪说：“正像吴思湘说的，可谓激动人心。看来共产党是要听大家讲真心话了。解放以来，可以说真正谈得上一点民主的就算这次了。我父亲来信说罗隆基在政协会上对一些老式的知识分子有一段精辟的分析。说是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然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政治亦有他积极的一面，比方说，‘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从来都不是甘心寂寞、不问世事的人，就看他的上司怎么能够发挥他积极的一面为国家服务。中国旧社会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众人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都有一套领导艺术，就是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旧中国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陇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罗隆基的话大意如此。仔细想想，你我这般人的心态可不就是这样？

本事是有一点，可酸架子也摆得不小，真是入木三分呀。“

丁子恒想想，确乎如此。我们总是觉得共产党官僚主义，只看重党员，不管我们干得多好，依然是拿我们当外人。可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仗着有点本事，就摆一副臭架子等你来“顾”我。现在人家共产党主动站起来检讨自己了，我们这些人还不该回头想想自己的行为吗？丁子恒想过即说：“说起来也是。其实才建国几年，人家也得有一个适应过程，对他们要求太高也不公平。我们虽然读了些书，可未免小家子气重了些，共产党到底是大家风范，人家做到这一步，我们也实在是没话可说。”

苏非聪说：“是呀。开始整风时，我还不太信，心想，又玩什么花头精。可是整风运动一深入，真觉得自己是小人之心。总院领导几次到我们总工室，谦虚得我都不好意思开口。想来想去，自己的毛病也绝不比那些党员少。结果以前一肚子的意思，真到可以说的时候，反而没有了。”

丁子恒说：“我也是呀。听吴总和你这么一说，倒觉得原先满腹意见都消解掉了。我想恐怕我们想要的就只是一份‘看重’，其它别的都可以克服。”

苏非聪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当提的问题还是要提，特别是工程技术上反映出来的事情还是应该说说。比方进材料浪费太大，都是国家财产，能省为什么不省？

还有些重要的技术岗位，应该以业务水平高低来选用人，而不能只以政治水平为准，你说呢？“

丁子恒连声道：“对抖抖，存在的问题，也应该实话实说。”

因为与苏非聪的一席谈话，丁子恒的心情甚是振奋。这天夜里，他竟一夜未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其实我一开始对共产党是十分敬仰的，可后来，见有些党员干部自以为是，好处都要自己得着，才对共产党多少有了些意见。现在想来，其实那无非是少数党员个人的问题而已，怎么能怨在共产党身上呢？不是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哪有现在这样的和平时期得以安心搞水利建设？虽说前些年有些事并不顺心，可是国民党时期就顺心过吗？所叶，丁子恒想，自己过去对共产党的要求看来也是苛刻了一点。现在共产党诚恳地面对我们，希望我们提意见，以帮助党来改正自己不足之处，这种姿态足可解开丁子恒的心结了。丁子恒觉得自己对共产党充满了信心，根本就没有什么意见好提。他想，到会上，不如就这么说好了。

七

1957年5月14日，总工室整风讨论记录：

召集人：吴思湘 金显成记录员：柴启燕旁听：副院长皇甫白沙 政治部主任谢森宝 宣传处处长肖纪 总工会主席张成中吴思湘（总工程师）：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心情十分激动。共产党如此真诚地请我们提意见，实可谓大家风范。其实，共产党之伟大，于这几年国家的飞速发展中，一眼可见。现在我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解放后，我是有明哲保身的打算，以第三者的态度看现实，不是工人阶级立场。

思想上很矛盾，并且很空虚，不愿自己努力跟上去，不愿丢掉旧的想法，怕人说投机。因此在工作上不主动。第三者态度就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组织不敢靠拢，对党员也看不起，认为他们是靠组织吃饭，而不是靠本事吃饭。总是认为一个社会应该倚重有本事的人才能进步，而不是倚重有组织的人。经过几次运动和学习，有了些变化。尤其肃反后，自己对党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觉得思想改造很有必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主人翁”思想，而不能只抱有“做客”思想。我的缺点很多，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善于联系群众，对群众思想也很少关心，很少同群众交谈，认为那是党的事，与我无关。第二，好面子，做老好人，对不正确的事喜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三，自己政治学习不够，毛主席写的许多文章都没有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读过，心里的基本想法就是自己是搞技术的，看这些也看不懂，不如看看技术资料，也许修水电站时用得着。这看来是不对的。

皇甫白沙（副院长）：不是看来不对，而是肯定不对。

吴思湘：对抖抖，肯定不对。我一定改。下面谈几个院里存在的问题：第一，院领导有贵远贱近作风，对于别人提的意见，采用两种态度。比方，苏联专家提的意见就总认为是正确的，而对中国专家提出的意见不光不重视，甚至怀疑其能力。

同样的问题，中国专家提出来便行不通，而通过苏联专家瓦西连柯提出来，立刻就采纳了。这是什么作风？第二，院领导明是非，辨真理的能力差。无论在工作或生活中，以及有些磨擦事情的处理上，群众和党员之间，从来没有公平过。第三，既不鸣也不放。整风这么长时间了，院领导鸣放过什么？

苏非聪（工程师）：对苏联专家过分依赖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但是我们自己也不够积极，我们这里留学欧美的是多数，很多人在心里都这么想，既然你们请了他们，那就让他们搞好了。苏联专家对坝址判断不准，大家也不吭气，有从旁看笑话的倾向。院领导明知大家有这些想法，却也不去沟通。现在的领导架子也大，有几个人跟技术人员交朋友了？他们知道技术人员都在想些什么？工作作风还不如解放初期时。

董凡（工程师）：党员和非党员中间有距离，可以说有一道墙。非党员也有自卑心理，觉得自己不是党员，做什么事上级都不会信任。所以有些非党员的处长科长，什么事都不敢做主，动不动就要去找党。

潘心源（工程师）：解放初时，见党员个个艰苦朴素，我们非常佩服。现在呢，许多党员都蜕化了，好像觉得这江山是自己的，你们这些人算什么？看到有些党员做坏事，比方个人作风不正、多吃多占这些事，谁敢提？谁不怕打击报复？肃反时我是被整得厉害的一个。整了也白整，一个人被冤枉的痛苦，真是受不了。而领导不是想帮助你把问题搞清楚，反倒是想办法给你找一个罪名来肯定他们的所作所为不错。接着这样的逻辑，全中国人都可以找出罪名来。

董凡：在生活待遇方面，可以在同级的党员和非党员中做个调查，党员工程师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条件，而非党员工程师是什么样的条件？就连借家具，党员都比非党员要多好几件，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同等对待，更何谈其它？

金显成（副总工程师）：院里宗派主义肯定是存在的。比方在北京水电局看丰满电站的材料，一定要党团员去要才给，这是什么意思？而听报告会，群众就必须参加，一些高级党员就可以随便不参加，这也不对。救济费多发给老干部，他们薪水本来就高，怎么还要领救济？

丁子恒（工程师）：内业外业生活太不平均。外业队工程师工作辛苦，待遇又低，有些内业的人还看不起外业的人，觉得没本事才去外业队，这简直是一种可笑的想法。叫内业的人到外业工作试试，他根本就担当不起来，而叫外业的人到内业来，每一样研究都能接着去做。所以，都是工程师，内外应该一致对待。

邱传志（工程师）：同是一个院的人，外勤费也不一样。大门森严，而后门洞开。认识的人就开得高，不认识的人就压得低，哪有规矩可言？

张云庭（工程师）：我觉得整风计划和动员是脱节的。叫畅所欲言，可是只扯一些本单位的房子问题救济问题，这算什么整风？应该谈大一点的事。下面我要说的是，一，科学进军叫得响，执行起来有偏差。科学进军只知道依靠几个党团员，而没有依靠老工程师。二，工作作风拖拉。长江防洪标准至今未定，总工室没有起到集体领导作用，各位老总也不统一思想，应该解决的技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总工程师和专家是什么关系？七个专家七个观点，听谁的？三，工作制度和工作关系不明确，对技术太不重视。有人说我们院是一个梁山泊，好汉太多，不能发挥作用。

叫我看我们还不如梁山泊。梁山泊分工好，大家称兄道弟也团结。四，肃反遗留问题为什么拖到今天也不解决？领导高高在上，你上门去找他他都不理。五，政治学习过于呆板，枯燥，走形式。这样学，能起到什么作用？徒增反感。六，院里对沿江各省失去信用，一未完成任务，二未培养人才，这怎么能不使各省失望？七，宗派主义亟待解决。院里有多少派？内业、外业、上游局、下游局、荆江工程处、党员团员、技术人员，等档档档。形成这些宗派，院领导有责任。我就讲这些。

邱传志：可用两句话概括：上面是官僚主义，下面是宗派主义。

皇甫白沙：听了大家发言，我也很受教育。我们的许多工作的确没有做好，正如邱工所说，官僚主义严重。同时，对知识分子尊重也很不够，过于保护和信任党员，而忽略了应该一视同仁。今天大家提出来这些问题，正是基于对党的信任，是希望党能听到大家的声音，以便改正。

八

民主党派的整风活动多是安排在晚上。丁子恒刚加入农工民主党并没多久，是他的大学同学规划室李琛明死活把他拉进去的。丁子恒几次会开下来，始知开会无非学习讨论，外加东扯扯西拉拉，无甚意义。他原本对政治呀、党派呀什么的就没有兴趣，如此见识一番后，更觉索然。于是但逢有会，便脚底抹油，溜之乎也。而这次，丁子恒想了想，觉得事关重大，便去了。

会议开始了好一会儿，林嘉禾才进来，丁子恒忙热情招手示意。两人平常虽然认识，但也只是点头之交，并无私人往来。发生大毛落水事件后，远在四川的丁子恒给林嘉禾写了一封热情的感谢信。从情感上，他觉得同林嘉禾之间多了一份亲近。

林嘉禾搬了椅子坐在丁子恒附近。林嘉禾说：“信我收到了，干什么那么客气？”

丁子恒说：“你儿子救了我家大毛一命，哪有不谢之理？”

林嘉禾说：“你和你太太都太客气了。好了，这事就到此为止了，我们都别再提，免得我儿子把一件天然应该做的事情当成自己了不起的事迹，容易令他自骄。”

丁子恒惊异地看了他一眼，想了想，方说：“怪不得你家孩子都教育得那么出色。”

林嘉禾说：“过奖了。你搞土壤调查去了？情况怎么样？”

丁子恒说：“工作倒好做，只是中科院那些科学家太难打交道。本来同中科院方面商量好，由我们总院领导，他们那边的王先生和刘先生分别任正副总队长，我们派技术队长。说定后，就正式宣布了‘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土壤调查总队’成立，并且正式行文通知了有关单位。可两位科学家不干了，提出抗议，说土壤总队不应该冠以我们设计总院的名字，这是不尊重科学家的行为，要求我们这边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