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无希望”的防御，这种防御已在冲绳岛上造成巨大伤亡，还将抵挡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他建议使各个地区饱尝芥子气，而使美国部队“站在一旁”。然而他承认不得不考虑公众舆论，虽然他本人相信，“这种武器的性质并不比喷射器和火焰喷射器更不人道，不应该用来对付人口稠密的老百姓居住区。”但后来，警告和另一种化学战都被放弃了，因为认为都不足以使日本最后投降。这是在六月份在华盛顿作出的决定。

格罗夫斯将军向总统的临时委员会报告说，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相信，他们正在制造的武器将发挥出惊人的力量。

这个原子弹即使爆炸了，也不足以结束战争。于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设计了第二颗原子弹。这个更加奇妙的武器，正在距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一百九十英里远的新墨西哥偏僻的沙漠地阿拉莫戈多装配，准备试验，洛斯网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以奋勇前进的劲头要赶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限期之前完成任务。

如果“三位一体”试验成功，那么到八月就有两颗原子弹可以用来对付日本。这两颗原子弹将由保罗·蒂贝茨上校的第五百零九特种部队的b-29去投掷。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正当冲绳岛上的战斗达到高潮，美国总统会晤了他的顾问们，要作出主宰战争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他已经答应国会，美国促成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需要“大规模集中可使用的舰只，飞机、装甲、大炮以及其他一切物资。我们有人力、物力、技术、领导、坚忍不拔的精神，得以取得全面胜利。”六月一日，即杜鲁门将文件送到国会山的同一天，他按到临时委员会的报告，该会一致提出，尽快使用原子弹，加速结束太平洋战争。

陆军部长史汀生的特别委员会在作出这个极为重要的决定以前，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安全的勘测。参谋长联席会议判定，虽然轰炸和封锁可能最后使日本人饿得只好无条件投降，可是敌人在太平洋战争的每一个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拚命到底的顽固狂热性，将使投降过程拖得很长而且艰准。

美国除了进攻以外没有选择余地，即使冲绳岛现在已使一百万伤亡的严峻景象成为事实。马歇尔认为“原子弹将是保护和准备胜利登陆的了不起的武器”的意见甚占上风。和曼哈顿计划有关的一些原子科学家已经开始对从他们的工作瓶塞中逃出的技术魔鬼的破坏产生怀疑。丹麦的伟大理论物理学家尼尔斯·伯尔曾经想警告丘吉尔；另外一名移民詹姆斯·弗兰克，原子弹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委员会主席，已经草拟了一份论证严谨的报告，也己于六月十一日送达陆军部长。报告强调指出原子武器的无限破坏力以及国际控制的问题，报告告诫说“早日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否适当日益可疑——倒不是从人道角度来考虑”，因为正如委员会所说的，它将“促进武器竞赛，损害达成今后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议。”

安排一次表演以显示原子弹的可怕威力，以便吓吓日本人，会上讨论了这一点，作为一种抉择。这种意见被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在内的临时委员会所否定，他们的报告说：“我们认为除了在军事上直接使用原子武器，别无抉择。我们提不出，足以结束战争的什么技术上的示威。”他们向总统提出的成熟意见是，“只要做得到，马上用原子弹来对付敌人。”

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使用原子弹的这个全体一致的意见，是总统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白宫举行的那个重要战略会议上难以不顾的。“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杜鲁门总结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衡量了形势的各种前途并考虑了所有方案后，仍然一致认为，进攻九州是目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史汀生赞助道，进攻是使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唯一办法，除非，用他的话说，能够“采取某种行动去影响他们。”只有李海海军上将提出这个某种“行动”也许就是降低无条件投降这个要求。“为什么不肯扔原子弹呢？”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问道，他说那个预计将招致惊人伤亡的进攻方案“纯属狂热”。

由于尚未确定原子弹是否确实可用，杜鲁门意识到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现在已成为国会和全国人民的信念，因此默然地支持了进攻九州的计划，希望陆军和海军的首领们找得到避免”在日本从一头到另一头”又被拖入另一个冲绳岛的“某种办法”。因而虽然并未曾有过关于使用原子武器的正式决定，由于总统决定了不去干扰事态的进展，他已为投掷原了弹扫清了道路。“他是独立自主的，”他后来说，达到跟临时委员会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办法使美国能够实现他觉得确实必要的“惊人之举”，以便“逼得天皇及其顾问们真正投降”。

如果说道义问题在总统、首相和陆军部长的脑海里只占不重要的地位，他们现在“深思熟虑”的是投掷原子弹的势头至此已不可逆转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应该从这次战争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犯有前所未有的屠杀和凶暴之罪。面临迅速结束战斗这个压倒一切的愿望，杜鲁门就把他的决定立足于简单的血淋淋的算术上，他算计着原子弹“所能挽救的美、日两国的生命，将会超过它将杀死的。”

波茨坦会议上的“王牌”

他的算计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是陆军部长史汀生提醒他的，陆军部长称为核武器在即将到来的同盟国最高会议上美国可以打出的“王牌”。杜鲁门的外交顾问兼他在临时委员会中的代表詹姆斯·贝尔纳斯清楚地看到，拥有这样一种有威力的武器，将大大抬高美国同俄国人讨价还价时的实力。这时候即将上任的国务卿看到了，对于红军占领大块东欧土地，原子弹却是一个筹码。他对总统说，原子弹“会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专断我们的条件。”苏联人已经不顾雅尔塔协议，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共产党制度将在波兰以及他们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其他国家建立。

丘吉尔看出了俄国领土野心的危险性。他于五月六日发电报要求举行最高级紧急会议，以便“在我们致命地削弱军队或缩小占领区以前，同俄国达成谅解，至少要搞清楚我们在俄国面前处何劣势”。美国开始把军队撤到太平洋，让筋疲力竭、在军事上战线过长的英国人面对在欧洲的坚如磐石的苏联时，斯大林只会更加强硬。

疾病缠身的哈里·霍普金斯飞到莫斯科去完成最后一次使命，去说服斯大林同意在七月再举行一次三大国首脑会议。他报告说，俄国人仍然愿意遵守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有关波兰选举和联合国的保证，并将在八月参加对日战争。斯大林还赞扬美国准备对战后的中国恢复“门户开放”政策，他答应帮助说服北方的共产党人，在南方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与之统一。这使得美国国务院松了一口气，因为它一直接到报警报告说，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开始朝南向海岸推进，那么中国大陆将爆发内战。如果这样的话，事情就难办了，因为总统还需要取得蒋介石同意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签署了的秘密议定书，这个秘密议定书要把满洲铁路和旅顺港的控制权让与俄国人。

但是，华盛顿对苏联意图的信心很快在六月份又消失了，当时同盟国的军队正撤退到他们被指定的欧洲边界。这时候美国对于即将到来的最高级会议，手中的牌又少了一些。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三大国应该在波茨坦举行俏皮地称为终端会议高峰的会议，而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却处心积虑想把会议拖延到试验原子弹以后，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会议桌旁，打出“王牌”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当总统登上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横渡大西洋前往安特卫普时，格罗夫斯将军向他保证，经过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小组昼夜不息的努力，当杜鲁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使用钚元素的“大块头”原子弹将会已经爆炸。当七月十六日，总统的专机载着杜鲁门从比利时飞迸柏林的坦帕霍夫机场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准备工作的递减计数已经在进行了。当社鲁门会晤了丘吉尔，查看了柏林的废墟之后，回到皇帝路二号的时候，他接到一份绝密电报：“确诊尚未完成，但结果满意且超出预计。”

这正是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等着收到的好消息。格罗夫斯将军打来的暗语告诉他们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了。那天早晨准五时四十三分，阿拉莫戈多山上的日出已被人类抢了先。这位将军的正式报告如实描述道：“刹那间，周围二十英里内出现一道亮光，犹如正午出来了儿个太阳；一个大圆球喷散成蘑菇状，升到一万英尺以上的高空，然后逐渐散去。”

美国现在掌握了如此巨大的实力的消息，使得杜鲁门在第二天的私人午餐会上第一次走近斯大林时，信心百倍，那天下午将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当他在波茨坦华丽的赛西林宫就座的时候，丘吉尔立刻注意到总统的变化，他“简直要指挥整个会议”关于在由苏联解放的欧洲需要建立民主政府这一点上，他对斯大林采取了强硬的方针。会议以后，英国首相得悉美国总统所以会这样的原因。

这原因在于格罗夫斯将军关于前一天他亲眼看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报告。当丘吉尔读到美国陆军部长递给他的绝密备忘录的副本时，他立刻抓住了它的无比的重要性：“史汀生，火药算什么？小事一件。电又是什么？毫无意义。这颗原子弹是第二次罪有应得！”正如他后来写的，他意识到，美国现在有了可以结束太平洋上的屠杀的工具了；它看来会是“在历尽千辛万苦，冒死牺牲以后的一个可以得到挽救的奇迹。”

来自阿拉莫戈多的消息，也改变了美国认为需要俄国来帮助赢得对日本战争的想法。虽然正如马歇尔所说的，斯大林前去进攻满洲本来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但这已不再是总统外交上主要担心的问题了，因此会议长时间地争论德国赔款和控制东欧的问题。

杜鲁门不慌不忙地一直不向斯大林暗示美国有了原子弹，直到七月二十四日当会议结束时。他故意装得漫不经心地走到苏联翻译帕夫洛夫跟前。“请你告诉大元帅，我们已经完善地制造出了威力很大的爆炸物，准备用来打日本，我们想它将使战争结束。”他注意保守美国的秘密，谨慎地避免谈到那是一个原子弹；他也不寻求俄国的合作来建立对原子武器的国际管理制度，以免战后再进行武器竞赛。

即使他坦率地说了出来，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为到了现在，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已经公开表示怀疑。斯大林粗略地回答，他希望总统“会很好地利用它来对付日本。”这个回答掩盖着他已经知道有关原子弹的事情了。苏联情报机构早已招募到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科学家给他们提供一切资料，以发展苏联自己的原子弹，并且打听美国的进展程度。

俄国人也极不坦率，他们并没有说出来当时日本为了磋商和平所作的努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无法忍受的局面

天皇对和平谈判进行得曲曲折折很不耐烦，同时日本的城市还在被燃烧，他又建议，应该把近卫亲王作为他的特别代表立刻派到莫斯科去。

七月十一日，佐藤从一份要求“试探出利用俄国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的“极为紧急”的指示中得到这个消息。外务大臣东乡对近卫的使命有多大成功的希望抱悲观态度，他对御前会议说：“通过谈判缔结和平条约一事不可能赢得苏联的支持。”佐藤在当天立刻作出的答复证实了东乡的看法，佐藤说：“我坚信，目前当我们的战争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要想同苏联恢复友好关系是要失败的，也会令人失望的。”正如他预言的那样，苏联外交部不接待近卫，因为天皇提出的和平建议条款“无法弄清”。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注意力集中在莫斯科的幕后紧张活动，斯大林只暗示了一下。而英美通过窃听时刻注意着苏联的推托拖延，日本外交人员却变得越来越发狂似地急躁。七月二十一日，日本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向东京的外务相提醒日本所处的“无法忍受的局面”，提出立刻进行和平谈判；可是通过以瑞典为中间人所进行的这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七月二十二日，英国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佐藤的一份出人意料的有力预测，说是美国要用b-29 轰炸机在十一月份一俟日本的收获节到来，就去燃烧成熟了的水稻。“如果我们失去今年的秋收，我们将遭到绝对的饥荒，仗就打不下去了，”他这样报告说，敦促内阁“放下武器，拯救国家和人民”。外务相直截了当地附和这个报告，他的回答在形成事态的高潮上也同样重要：“即使战争拖下去，并且肯定要付出更多鲜血，如果敌人要求无条件投降，那么整个国家，也会象一个人那样，遵照天皇的愿望奋勇对敌。”

当提到无条件投降的问题时，在波茨坦开会的各盟国认为，现在连日本的外交官们，也不肯动摇。佐藤奉命必须把保留皇位作为先决条件，其含意是，低于这个条件就等于东京一再告诉他的绝对“不能接受的”投降。从这些窃听来的内容，总统顾问中以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为首的强硬派当然就从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些来往电报，认为这意味着东京内阁的主和派在对投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