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这项决定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决定之一。可是，如果我们要去相信那些有关的人批准留给后代人的文本，那么看起来应该认为，这件事是发现了日本人口是心非之后的愤怒反应。究竟是哪一件证据促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猛然彻底改变了主意，决定切实做到断绝外交交涉，从而危及美国的全部军事战略，还始终是人们猜测的问题。

新的证据出现了，国务卿和陆军部长作的解释原来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现在又投上了疑云，在作出决定使袭击珍珠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上，他们两人都是工具。

十分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的说法在侧重点上也有重大的不同。科德尔·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促使他重新考虑的是丘吉尔夜里来的电报：“首相想知道，蒋委员长在临时协议中是否只得到‘极少的一份’。他说，中国是使他担忧的原因，中国一旦溃败必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共同危险。在同国务院商讨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得出了结论，我们应该取消临时协议。而是应该只向日本人提出十点建议作为总的解决办法，临时协议本来就是这个解决办法的先导。”至于构成赫尔作出决定的其他因素，他举出美国的舆论；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要么是不赞成，要么是懒洋洋的”反应，以及“日本同意临时协议的希望不大”。

丘吉尔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竭力设法缩小他对影响这项决定可能起的作用。他在一九五○年写道：“我知道这种想法具有的危险性，说是‘英国人设法把我们拖进了战争’。因此、我把这个问题交给它应该归属的地方，也就是交到总统手里。”他还坚持：“我们直到目前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十点照会’，这个照会不仅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和有关政府的愿望，而且的确还超过了我们敢于要求的一切。”使人感兴趣的还有，他声称英国政府必须依靠美国人送来的“魔术”小组截获文件，这些文件“是向我们转述的，但是必然要延误时间——有的时候要迟两三天——我们才能收到。所以我们并不是随时都知道总统或赫尔先生知道的全部情况。我倒不是埋怨这件事。”

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亨利·摩根索来到总统的卧室时，总统究竟知道多少情况则是一件大可猜测的事。罗斯福显然刚刚收到了某些使他大为震惊的消息，因为“他不曾动过他的咖啡。当科德尔·赫尔来到时，他面前放着脑鲱鱼，正要开始吃鱼。他同赫尔说着话，一西试着用餐，不过等到他讲完了话，饭菜已经凉了，他并没有吃。”罗斯福显然答应过赫尔，他将会见中国大使和宋子文，“使他们冷静下来”。

亨利·史汀生的日记表明，是他那天上午打的电话使总统感到极为惊愕。陆军部长说到前一天的下午他怎样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开完后回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军事情报局（g-2）负责人的一份文件已经送到。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有五个师从山东和山西来到上海，从上海登船——有三、四十艘或五十艘船——有人在台湾以南看到这些船。我立即找到赫尔，告诉他这件事，并且把g-2 文件的抄本送去给他和总统。”

总统据说是没有收到他送的抄本。但是史汀生第二天早晨打电话问他“是否已经收到我头一天晚上送去的文件，是关于日本人从上海南下去印度支那开始新的远征时，他怒不可遏——可以说是跳到半空中去了——他说，他没有见到文件，又说这件事改变了整个局面，因为这是日本人没有诚意的证据，他们一面谈判全面休战——全面撤军——一面却又派这支远征军南下到印度支那。我对他说，这件事实是g-2 和海军机密情报局送到我这里的，我立即把昨夜送去的文件又备了抄件，并且派遣专差给他送去。”

这种说法（把日本人言行不一的证据说得这么具体）令人十分费解的是，这么重要的文件怎么会没有送到白宫呢。头一天下午信使在去白宫途中出了什么事？难道总统府的工作人员竟把应该属于急件的信件弄丢了？如果这件文件是象史汀生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包含着这么惊人的消息，那他为什么没有立即同总统通电话呢？答案也许可以从赫尔对他那天下午打的电话的反应中找到。史汀生并没有记载说国务卿“怒不可遏”——而赫尔的田纳西州人的炮筒子脾气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对日本人的不耐烦远远超过了罗斯福。相反，他对那天晚上发生事情的记载并未提到收到日本人言行不一的惊人消息，这个消息本来会使他对中国大使的请求更表同情。

把事情全部推翻

罗斯福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曾经收到过某种惊人的情报，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有关临时协议的政策而论，能促使赫尔“把事情全部推翻”，情况当然是糟透了——如果没有总统的同意，他显然决不会作出这个决定，不论他内心对丘吉尔看重蒋介石的抗议感到多么刺痛。

现在可以颇有几分把握地断定，的确重要的并不是史汀生的报告。那份“失踪”的文件已经在最近解除保密规定的陆军部长机密档案中发现了。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五比《致总统备忘录》，题目是《日本船队驶向印度支那》，谈到有一支“十艘到三十艘船只组成的船队”结集在“上海以南的扬子江口附近”。船队载有一支估计为五万人的日本部队。史汀生说得十分清楚：“军事情报局有关的军官们认为，除非我们收到其他的消息，这种事多少要算是正常的调动，也就是说，是他们事先通知过维希政府的合理后续行动。”

报告一次“多少要算正常的调动”，又是已经从六周前“魔术”小组截获给维希的电报中预料到的行动，不会是那种日本言行不一的大暴露，使得哪怕是道貌岸然的赫尔也跳了起来——当然更不必说很是深沉持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了。史汀生的日记说得好象是炸弹般的东西，经过检查证明只不过是一枚受了潮的炮竹而已。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综合估计显然已随信件送到白宫，其中也没有什么惊人的透露。其实，这是英国密码无线电报的正式文本，在四天前从伦敦发出时被陆军情报局截获。破译（截获的英国秘密信件！）的副本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已送交国务卿，用的标题是：“为了保护情报来源，不要向英国人透露你收到过下列材料。”这是一个事例，陆军部的先生们可以事先看到“别的先生的信件”而感到心安理得。一直到十一月十八日，英国情报机构对东京意图的一致看法是：“日本将作最后的努力求得同美国达成协议。有关是否采取动用主要力量的侵略行动的决定，要在会谈失败之后作出。”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作出这种决定，泰国可能将是第一个目标，是在重大的冲突中招致危险性最小的..。对俄国采取行动很可能要推迟到俄国在远东的地位遭到严重削弱之后..。中国的战事在与美国没有总协议的情况下将继续下去..。早日向缅甸公路发动袭击是不大可能的..。”

陆军部长看到这些材料一定感到十分放心，也会使国务卿解除忧虑，他担心继续谈判将威胁到中国人。至于总统有什么反应就只能推测了——因为这两个文件在送到罗斯福的办公室之前肯定并未遗失。总统的心腹助手、机要秘书埃德温·沃森少将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把这些文件退回陆军部，前面附有他的措词极为隐晦的短函：

亲爱的部长先生，

随函送上英国人的估计和您星期二下午送呈总统的报告原件。

我们是在一位极其显赫的先生衣服内层的口袋里及时发现这份文件的。

我是您十分忠诚的

“老爹”·沃森[签字]

人们很难相信史汀生的说法，他说他那封谈到警卫森严的“魔术”小组材料和内中有截获的英国情报的绝密信件并没有送到收信人手中——特别是由于信件是总统最信任的助手、主管他在白宫的私人办公室的人退回的。因此可以作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这位“极为显赫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自这种猜疑还有进一步的道理，因为原件以及那封奇怪的短函并没有归入史汀生的白宫公函档案。不知是事出偶然，还是由于另有考虑，这两份文件都埋藏在有关菲律宾的数量庞大的一般信件中间。可是，陆军部长与总统的往来信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档案里却有第二封信用复写纸打印的副本。信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信中告诉罗斯福，他随信附上“有关日本人从上海向南推进的另一份备忘录”，还附有英国方面的估计。史汀生很细心地为文件加了注释，“这份文件己把原来的口头材料大加压缩。”把这两个备忘录作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他试图加上这一行字来增强第二个备忘录原有的紧迫性。“后来收到的报告表明，这项行动已经付诸实行，有人在台湾以南见到了这些船只。”可是陆军部长显然是在那天上午与军事情报机构通过电话之后匆匆写下的记录中，他明确地写道：“自从这五条船的船长上次从上海发来报告后，未收到过各位出海船长新的直接报告。”

而且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已经加盖印章归档，原件是奎克中士的手笔（填写的），还细心地加上收信的时间是十二时二十分。在这份文件的上端有铅笔写的附注，“要看全份材料（？）请看白宫档案”。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非要说总统未曾收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原件呢？其中透露的只不过是日本人在执行预定的行动计划这种并不十分惊人的消息。史汀生传递同一情报的电话和副本在送到后的当天就被退回了——这些消息促使人们放弃为同日本人达成协议而作的任何进一步的企图应该是很惊人的——说明这么做很可能起了方便的伪装作用。显然，假如陆军部长有关那一天的事情说法能够成立，就不会有这封信的两个副本仍然留在总统的档案里了。史汀生认为这些文件特别重大，从这些文件被深藏在他的最机密的档案菲律宾文件的卷宗里而得到证实。可是他的“公务”日记里关于罗斯福如何“勃然大怒”的事是在一九四六年国会提出珍珠港事件报告时才公之于众的。

于是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统和陆军部长编造了一个似乎有道理的故事，用来隐瞒那天早上送到总统早餐托盘上的那份情报的真正性质和来源。既然史汀生的说法特别与据说是一份未曾投递的某个报告的情况密切相关，就说明对从陆军和海军渠道得到的、可能说明日本意图的其他情报就更不受重视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魔术”小组截获材料说明，入侵泰国的行动在即；同一天有消息说，看来是运送部队的船只在台湾南部集结，而前一天荷兰的一艘潜艇发现一支远征部队乘船向帕劳群岛驶去。

看来史汀生的信件，或者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的情报总览，都不大可能竟会成为足以促使总统作出惊人反应的有效推动因素。几个小时之前，袭击珍珠港的部队已从他们在千岛群岛的秘密会合点驶出，但是由于他们严格遵守不得使用无线电台的规定，他们这次的日本作战计划的开头行动不可能——也的确没有——被美国的监听站发现。已经得到的证据表明，日本部队继续南移，但是前进的速度可以预料是不会过分惊动美国的军事分析家的。荷兰的潜艇经由伦敦提出的报告作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有关这种行动的方向或实力尚无明显的迹象，情况必须加以监视。”

的确，这两项临则建议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制止日本有任何进一步的南进。所以，凡是能说服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把事情全部推翻”的事，必定严重到足以使他们相信，避免冲突已经没有可能了。如果他们那天上午得出的结论是，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而且很快就会爆发——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决定放弃为取得三个月的和解而作的任何谈判努力了，这种和解肯定会被人们指责为姑息，而且在日本发动攻击时削弱美国政府，甚至使政府丧失信誉。

因此，如果推断，不论总统那天上午得到了什么消息，都必然是某种正面的战争警告，这是合乎逻辑的。再者，消息一定十分明确，绝对可信，来源可靠，而且是通过完全秘密的渠道传给他的。关于也许能指出消息可能的来源和渠道的线索，可以从威廉·斯蒂芬森的叙述中找到，他是英国当时在美国的秘密情报网的负责人。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上校把已经放弃试图达成临时协议的消息告诉了他。斯蒂芬森便在第二天电告丘吉尔：“对日谈判己经停止。”还说：“各军预计在两周之内即有行动。”

罗斯福委托自己的儿子作他与斯蒂芬森之间的中人，丘吉尔称斯蒂芬森为“无畏者”。他是首相和总统之间交换绝密情报的沟通渠道，那些情报是不能用通常的渠道传递的。看来他经斯蒂芬森的手转来了答复，据说是因为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到弗吉尼亚州去了，这说明总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收到的不论何种战争警告，可以肯定都是来自丘吉尔的。“明确的证据”

从已经公布的记述，或者是迄今可以看到的首相文件中都没有迹象表明，他一定是提出警告的来源。只有丘吉尔自己的一个叙述，看来他在其中作了十分详尽的说明，甚至否认他前一晚发出的电报曾打算影响美国的决定。他还离开主题，否认英国人能及时得到有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