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的疗治恰当地重视了目的因的各种因素。这种疗法所追求的是使神经症患者能对更具建设性、更无私、对社会的兴趣更大的前提作出肯定，使他能为此前提发出行为，以此前提为基础得到持久的个人满足。

我们所谈的“三大”精神分析家中的最后一位叫荣格，他同样承认人类的基本目的性。他不仅相信人的心灵是沿着一条从早期的祖先进化而来的有目的的路线，而且坚持认为里比多本身就是一个总是把心灵引向价值目标的目的能：“生活是 典型的 目的论，是对目标的内在追求；而活生生的有机体则是寻求自我实现的一个引导性目的系统。”荣格心理学独具一格的地方是如下观点：一个人“似乎”在意识中作出的任何行为肯定，其辩证对立面也“似乎”在潜意识中被作出。例如，一个在意识中企图成为主宰性意识自我的人，同时也在潜意识中形成了相反的柔顺人格倾向。自我的反面叫 做他我，或者更常见的是叫 阴影 。

当我们无法认识和承认自己的阴影方面时，人格中就出问题了。对少数民族的成员表现出性欲或过度敌意、深怀种族偏见的人，其心理发展是十分片面的。他往往无法从这些阴影特征中认识自己，把它们投射在“别人”身上，而不承认是“我的一部分”。荣格疗法的治疗方案是通过各种手段把人格的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使这个人与他自己相一致，即：使他在意识中竭力追求的部分与他实际上具有但自己并不承认的潜意识部分相结合。

用目的论术语说就是，一个人体会到了他在响应过程中所肯定的任何断言都有其 相反的 可能性（这一点弗洛伊德早些时候在他的反意志理论里就洞察到）。而且，虽然我们平时没有觉知到这个辩证过程，然而，我们选择一个尺度以便在响应中造就意识人格这一事实就表明我们也考虑了相反的可能性。这种情形出现在有自由去意愿这一心理活动次序的自由面。荣格曾经这样概括过他的辩证观：“在所发生的一切中，我都看到了对立面的作用……”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我们绝不能让精神决定即自由意志一语中的意志面掩盖这样的事实：在心理活动的自由面，对立的对立作为考虑的可能性总是 无限地 存在。人的心灵是由“非此即彼”构成的，但它绝不会受制于这些限制性抉择（除非它错误地断言了这种情形。见下述宾斯万格的理论）。

行为疗法

行为主义者采用的治疗技术仿效古典条件作用和操作条件作用的设计。他们用作基础的具体理论初时曾被用来说明较低级的动物如老鼠、家鸽等的学习过程。所以，这些理论本质上完全是外观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观察一下行为疗法的过程，记住我们在第七章讨论过的有关受试人觉知的实验发现，并注意到当这些控制技术在违背人的意志的情况下强加在人身上时所发生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对它们假定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并不是 唯有动力 因引起治疗变化，形式因与目的因在这些方法中也起了核心作用。

曾在行为疗法中应用的行为原则之一叫做 交互抑制 （reci?procalinhibition）。这一概念以古典条件作用理论为基础，以下述事实为根据：只有那些能导致内驱力削弱的刺激-反应联系才能被培养成为习惯。如果我们能阻止内驱力削弱的发生，我们就能通过有关的刺激来切断这一反应的常规引出过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华生引起儿童恐惧的实验（第三章，p.39）。假定一个儿童通过条件作用而害怕白鼠，这样，白鼠就成了引起那位儿童焦虑的条件反应的条件刺激。每逢白鼠被撤走，孩子心中的焦虑水平就下降。按照古典条件作用理论，这就引起内驱力的显著削弱。白鼠出现，焦虑上升；白鼠消失，焦虑下降。这样，这个儿童就陷入了恶性循 环之中。

要使这一循环中断，我们就得引进某种 不同的 反应，使之能对孩子的焦虑起到交互抑制物的作用。比如，如果当白鼠只在就近某处出现时能使孩子放心，就可以防止他的焦虑上升，白鼠也就不能起到内驱力削弱的作用了。假设我们使白鼠在看得见但摸不到的地方出现，同时让孩子吃饭。这样，吃饭时宽松的乐趣就成了交互抑制反应，就会使孩子避免因焦虑上升而陷入情绪困境。然后，我们可以在孩子吃饭时逐步把白鼠移近，直至耐心地把他的条件焦虑完全消除。

这就是神经症学家、第一批最成功的行为疗法医生之一的沃尔普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在治疗的初期，沃尔普教会病人采用?雅可布逊发展完善的深肌锻炼法使肌肉放松。沃尔普在开始肌肉放松训练时叫病人用一只手紧抓椅子的扶手，而另一只手则放松。病人能否感觉出紧张的手与放松的手之间的区别？如果感觉到了，就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如使双臂完全处于松弛的状态并放在大腿上，然后放松双肩和双腿，等等。通常，从脸部和舌头肌肉的紧张程度是很容易辨认出一个人的焦虑水平的。通过跟随治疗者在各疗程中以及各疗程之间自己在家进行细心练习，病人就学会了放松身体肌肉的方法。

接着，沃尔普就询问病人，查找出令他焦虑的事物种类。让我们假设有一个病人害怕进入幽闭的地方（幽闭恐怖症），要他进入电梯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可是，任何类似的地方都会使他的神经紧张加剧。使他焦虑程度最低的地方是进入室内；可进入屋子后，屋子里的某些地方又比 别的地方更可怕；看不到有通向室外的窗户，病人的焦虑就增加。因此，百货商场或现代的办公大楼都会使他心烦意乱（因为没有窗户），尽管这些地方非常宽敞，等等。沃尔普把这些不同的情景从使病人焦虑程度 最低 （走入室内）到 最高 （被锁在狭小、黑暗的衣橱里）按等级排列好。这种排列叫做 焦虑等级 。交互抑制的基本治疗方法就是带领病人一步步地在这个等级的阶梯上攀登，使他在亲历这各种不同的情景时放松自己。这个过程叫作系 统脱敏 。通常的做法是，在引进5到10秒钟的情景之前让病人放松大约15秒钟。在取得一定进展以后，病人甚至会被带到现实的生活情景之中进行“现场”放松练习，直至最终能够乘坐电梯或站在黑暗的衣橱之中而不感觉到如前的恐惧为止。

沃尔普的行为疗法取得了高度成功，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问题，他取得这些成就是否严格地以动力因操纵为基础？病人对这些能引起自己不同程度忧虑的情景的列举和反省能力应如何解释？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位有才智的人士来作出评价，特别是沃尔普还没作出过什么努力来从经验上确定一种情景 是否 真的比另一种情景更可怕。在作这种实验时，我们肯定要极大地依赖人的想象力，因此受试人可以简单地装作处于某种情景之中而依然取得治疗效果。最后，治疗的效果还来自这样的事实：受试人知道条件刺激（幽闭的地方）和他的条件反应（心悸、呼吸加重、冒汗等）之间的关系，并行使意志力来控制事情的发展。这种意志力完全是（有意识的） 精神的 ，它很容易会被受试人否定，如果他果真倾向于这样做的话。

以古典条件作用理论为基础的行为疗法更具感觉论意义的应用之一是 厌恶法 （the aversive technique）。这种方法使阅读过《装发条的橙子》一书或看过以此书为蓝本改编的电影的人回想起其中的情景。在那本书中，一种“反”交互抑制法被用来对一个犯罪的惯犯进行反条件作用，使他看到一幅幅犯罪、强奸、人伦堕落的情景，同时对他施加一系列的电击并用化学药物使他恶心。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引入恐惧和恶心作为交互抑制物来压制他的敌意反应（强奸、凶杀），类似于孩子与白鼠玩时发出一个可怕的噪音使他产生对白鼠的恐惧那个例子。不过，行为疗法医生并不完全以这种方式运用厌恶疗法。他们有较为和缓的方法来帮助人们控制进食以及类似的行为。有时，行为疗法医生甚至把这些方法称为自我控制法。

例如，每当一个人具有吃的欲望时，他就会被诱想到一些令他恶心的东西，如类便或呕吐物。如果行为疗法是以操作理论为基础，紧随吃东西之后的事件就会受到某种方式的控制。如果一个人违反自己的节食计划吃了东西，他就可以闻一种刺激性气味（称为负面自我惩罚），也可以采用在家里悬挂自我批评条幅的方法；或者，每天当他 不能 坚持节食计划时，节食者就可以把自己超重的画像挂在电冰箱上。把这类贬抑性条幅或画像除去，是一种反向（即由负面转向正面的）自我奖赏形式。这样，节食者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操纵条幅或画像的出现，以“控制”自己坚持节食。在对付酗酒方面，一些特殊药物已经研制出来，使一个人喝酒时产生恶心的感觉。在这一方面，摆在行为疗法医生面前的挑战是 如何鼓励酗酒者“吃药”。

上述这些向我们表明，病人的意向、他的执意练习，以及他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对于行为疗法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行为疗法只起着辅助的工具作用，即帮助有目的有机体，使它内在寻求发生的东西出现。很多行为疗法专家认识到一个人的意志力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不幸的是，由于理论观点的缘故，他们还是退回到中介理论上去，以此来解释这类因素。他们不了解人类行为的响应性，所以，他们依然认为“行为矫正”是一种对人施加影响、不需人的配合而产生效果的东西。由于意识觉知是任何人类条件作用的前提条件（见第六章），所以很清楚，没有人的合作就没有所谓的行为矫正。至少，行为矫正不可能从动力因控制的意义上发生，而动力因控制正是被行为主义者用作他们疗法的科学根据。

70年代中期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联邦监狱里发生的事就是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的证明。那座监狱的官员们实施了一次称为斯塔特（start，即特殊待遇与自新培训）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罪犯们的行为将得到改造，他们的操作反应将回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开始时，罪犯们被禁锢在孤独的牢房中，监管人员根据犯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遵守监狱制度的好坏情况逐步给他们增加特殊的权利（较好的生活设施、特殊的食物、较多的自由等）。?计划的自新时期是一年。参与斯塔特计划的囚犯只是极少数，但这也没能阻止联邦监狱里22500名囚犯对此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计划的实施。他们在法庭上争辩说这个计划违反人权。这个案子还没 有被依法判决之前，计划就被监狱的官员中止了。这并不是说其他依赖较少戏剧性情境的计划现在就没有了。但是，问题的要点是，有那么一群人在体现价值的 原则 上据理力争，向他们认为是公然违反了所谓 人权 的东西提出挑战。

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在第五章（p.94）讨论过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我们现在就可以体会到，单纯从动力因意义上谈论价值是不可能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像随风飘落的树叶那样按照常恒原理或能量守恒原理的能量分配到处运动的无生“物”，（见第三章） 永远不会 按照人们“应”如何做这样的价值原则运动。像白鼠和家鸽这样的较低级动物可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行为主义方法受操纵，但它们却不可能相信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违反原则的事情。然而，当一个囚犯或一位精神病人在受到他的“管理人”操纵，又决定 不 按规定的要求去做或决定通过法庭作出反击时，他所反映出来的行为就与无生物或较低级动物所反映出来的行为全然不同了。

即使一项行为矫正计划在一所监狱里“行得通”，那也仅仅因为要么是囚犯们相信这种计划的目标而把这些目标作为行为规范的标准， 不然 就是他们受到恐惧或恐吓等的胁迫而采取顺从的行为，或者是安心“应付一下”直至能完全摆脱这个计划。

这些操纵必然包含着一个断言：从囚犯的“对，我们的确有所得益”到“入国问禁，入乡随俗，‘否则，哼，就不好办了’”之类的想法，应有尽有。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从这些前提里显露出来的响应性都可以被行为矫正论鼓吹者们衡量到，但他们却站在这个过程之外，从外观上把它当作 自 己的 而不是囚犯的操纵记录下来，一点也不承认其潜在的目的性。

人类行为这一有前提的方面一直为斯金纳这样的行为主义者所忽视，他们把他们的受控社区，第二十、第三个……沃尔登第二看成笛卡尔式幻想变成了现实，在那里动力因的自然流动方向必须被拨正。斯金纳理论的信徒和别的行为主义者们从来就没有理解人类的本性。人们需要有所信仰；他们需要一个有价值的“那个”以作为生活的寄托，并给他们提供某种尊严的尺码，而斯金纳却把这种尊严称为幻觉。这绝不是幻觉，因为当他们觉得失去自尊时，他们就会垂头丧气，失去信心，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