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兵的同时保持了自由；瑞士与瑞典在实行征兵的同时保持了自由。在征兵方法与来自军队的政治威胁z间，很难找到任何历史性的联系。

对自由的威胁来自这样一些军官，他们现在、而且一直是一个职业志愿军团。不论我们怎样征募士兵，采取这样一种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政策将防止效忠于他们自己的、与国家脱离联系的军官集团这种政治危险的产生。值得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避免了这种危险。军事学院召收新学员的广泛依据（包括地理因素，以及社会与经济因素），大学中的后备军官训练队计划，从士兵中选拔军官，及类似的种种措施，都促进了这一结果。

至于将来，我们需要继续实行这种广泛吸收的政策。我们还需要鼓励从民事活动中横向吸收新成员的做法——而不是主要地依赖于军队内部的提升。同行政机构一样，兵役也需要而且也将会从内外交流中得到好处。为了这一政治利益，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承担因非常高的人员调整比率及相当短的军官平均服役期限而导致的经济上的代价。我们应该遵循这样的人事政策：继续使至少一个时期的军官兵役生活能够吸引各界的年有人。

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政治危险。但不论是对于志愿军来说，还是对于由征募来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来说，我们都可以同样容易地使这种危险最小化。

结论

废除征兵，并用自愿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军队，在我看来，这种情形似乎已势不可挡。

我们应该立即提高军人的薪金，改善服役条件，并促进军队对人力的更有效使用。我们应该继续提高军人的薪金，直到“真正的”志愿者的人数如此之多，从而使强制的驱使得以消除。同时，为了避免军队方面的拖延——军队方面很想继续依赖于征兵的支持——我们应该确定一个明确的征兵中止日期。

版权说明：摘自《纽约时代杂志》， 1967年5月14日.版权1967，《纽约时代》公司。经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8.对外经济援助：手段和目标

在美国目前正卷入其中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对外经济援助被普遍地看作是一种斗争手段。它所肩负的使命，是要帮助把那些独立的，然而同时也是不发达的、贫穷的国家，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按照这一观点，这些国家被确定要在济经方面得到发展。不论是否借助于我们的帮助，它们都会力求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将会转而求助于苏联。所以，帮助他们实现其目的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帮助他们的方式，是使其得到基本上免费的资本与技术援助，而成本则由美国和——我们希望—一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它的那些同盟国来负担。

这种论断将两种全然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一个是美国政策应该指向的目标问题。一个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应采取的适当的手段问题。我完全赞同对外经济援助的支持者们关于目标问题的看法。那些不发达国家选择民主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它们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尽可能充分地满足它们对经济发展的渴求，毫无疑问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而且我们的国家利益与我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是相互一致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当中，自由的人们可以和平地、尽可能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智能、能力与资源来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不可能长久地希望在一极权主义的世界中保持一个自由的小岛.

但是，在目标方面的一致意见并没有解决手段问题。象现在这样进行的，或者象人们所提议的那样进行的对外经济援助，能够确保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吗？当前的大部分讨论中都提到了这一问题。一旦阐明了这些目标，人们通常简单地认定：对外经济援助是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适当的手段——如果不是唯一的适当手段的话。这一结论在我看来是根本错误的。尽管对外经济援助可以为我们赢得一些暂时的盟友，但长此以往，它几乎肯定地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共产主义的胜利。这种援助落入了我们的敌人之手，从而应该予以废除.我们应该致力于通过与美国的传统本身相一致的手段来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如加强较不发达国家的国内自由市场经济，排除私人国际贸易的障碍，促进一种有利于私人国际投资的环境等。

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开宗明义：我的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只是美国对外援助支出的一个特定类别——经济援助，而且所涉及的只是赞成这类支出的一种理由——即它们在促进别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问题。对于《耶鲁评论》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是对欧文·克里斯托尔在1957年夏天的那期《耶鲁评论》上发表的、题为《经济援助的意识形态》的精辟分析的补充。克里斯托尔的文章讨论了与经济援助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也讨论了我简单地认定的那些一般目标中的某些疑难之点。

联邦预算中列出的、用于经济援助的数额，只是所有记录在案的外援支出中一个很小的份额。在截止于1957年6月30目的财政年度中，外援总支出接近40亿美元.在这一总额当中，大约有25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军事援助——主要是对美国各盟国的军事装备转移支出。另外10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国防支持——在其他国家（主要有南朝鲜、越南等）的支出或对这些其他国家的支付，以用以供给那些被认为有助于他们的军事努力的活动。此外，总统有权对某些国家（原则上是中东国家）进行支付，其目的是要诱使受援国支持被认为符合美国利益的某些特殊政策——实质上，这些就是直接的军事补贴或政治补贴。最后，还有大约5亿美元用于所谓的经济援助，它包括对受援国的技术援助（第iv点援助）及经济发展基金援助，而这些援助中并不带有任何直接的军事或政治附加条件。

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一数额很小的预算类别竞会引起如此之多的纷争。部分答案是：这里所引用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有令人误解之处。国会对直接与间接军事援助所抱有的、一般说来更为有利的态度，可以理解地导致了政府将尽可能多的支出列入这两个项目的名下。而且，形式上的直接军事援助，实际上可能等价于经济援助，通常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如果a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一笔数额固定的资金用于购买军事装备，而美国代之付款，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将这笔钱用到别种用途上去；其结果与以直接经济援助的形式来把这笔相应的资金授予a国是完全一样的。但还远不止这些：经济援助的扩大已经成为更大的国家支出的拥护者们所侧重的目标。切斯特·鲍尔斯，保罗·霍夫曼，沃尔特·鲁瑟，阿德莱·史蒂文森等人，不论是在文章中还是讲话中，都一直在竭力主张经济援助的扩大。在最近的一本书名叫作《一个建议》的著作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米利肯与罗斯托教授提出：美国应该责成自己在5年的时间里提供大约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联合国，对于为了这一目的而设立一种特别基金，即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存在着强有力的支持。简而言之，经济援助既不象目前用于经济援助的预算支出所显示的那么少，也不象它所显示的那么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在美国应如何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这一问题上，经济援助是整个争论的风暴中心。

与经济援助相比，军事援助及国防支持明显地基于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考虑。军事援助与国防支持的取舍通常依据它们在下述两个方面的贡献：（1）对我们实际军事力量的贡献；（2）对我们直接的政治目标的实现的贡献。原则上我看不出对这些支出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对它们的任何批评指责，或者对其扩大的任何支持，都必须以这样一种极为现实的问题为依据：与其它支出方式相比，以美元对美元来计算，这些支出所得到的收益较小还是较大。将这些类别与经济援助混淆起来所带来的一种严重的危险就是：对本文所考虑的经济援助的支持，有时会被用作一种合理的说明，从而允许在另外一种招牌下进行直接的军事或政治补贴。我们所关心的，既不是这些支出的类型，也不是经济援助论据的使用。

经济援助本身提出了一些更为广泛的、且毫无疑问的截然不同的问题。与对这些问题现有的争论相比，它们还值得进行更大范围的公众争议。我们几乎使自己献身于这样一种政策：在我看来，这种政策对于我们的国家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出自对所涉及的问题的深思熟虑，而几乎是出于粗心大意，出于沿着阻力似乎最小的途径行事的目的。

在对政府的经济援助加以评判时，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第一，经济援助实际上有可能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吗？第二，经济援助在这些国家中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否促进了民主与自由？

第二个问题——尽管讨论的不多——很容易回答，而且可能存在的分歧很小。就目前的实施情况而言，我们的援助计划主要由直接对受援国政府的补助金、贷款或人员物资供给所组成，以用于那些被认为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特定计划。所以，它趋向于加强政府部门相对于私人部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除大部分经济活动是通过私人企业来组织的社会（community）以外，在其它社会当中，民主与自由从未得到实现或保持。

当然，这一问题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同时它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有些补助金或贷款直接给了受援国的私人部门，而不是直接给予政府。去年，约翰·b·霍利斯特在他以国际合作管理处领导人的身份退休之际，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即资金总额中应有更大的份额流向私人企业。这一变更——它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而且不可能得到深入的贯彻——将削弱经济援助计划加强政府部门这一趋势。然而，它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一趋势.我们几乎不可能使与它们的政府不相一致，或为它们的政府所反对的企业得到资金。所以最后的结果几乎没有多大的不同。

许多对外援助的支持者们认识到：其长期的政治影响与自由和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以一些特殊的、情有可原的情况为借口。例如，某一特定国家的当权集团可能暂时地处在一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中。而这个政权的被推翻却可能意味着反民主势力的上台。而经济援助可能会帮助这样一个政府渡过暂时的政治危机。然而，他们的主要回答是：在不发达国家当中，经济的发展是自由与民主的前提条件，而经济援助将促进这一结果，所以，总的来说，经济援助促进了政治自由。这种观点把第一种影响，即经济援助的经济影响看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使对于政治影响来说亦是如此。

对外援助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一信念，依次地是以下述三种基本主张为依据的：第一，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的获得。第二，不发达国家过于贫穷，以致于不能为他们自己提供所需要的资本；第三，政府广泛的中央经济计划与控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所有这三个主张充其量不过是使人误解的、部分真实的陈述。资本的增加对于发展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是资本越多越好。但资本的提供方式却会对其它方面产生影响。古埃及的法老们筹集了巨额资本来建造金字塔，这是大规模的资本形成。然而，从促进埃及人民生活水平的自我提高这一根本意义上说，这种资本的形成明显地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现代埃及在政府的领导下修建了一座钢铁厂，这也涉及到了资本的形成：但它是对埃及经济资源的消耗，而不是对经济实力的贡献，原因在于：在埃及生产钢铁的成本，要比在其它地方购买钢铁的成本高得多；它不过是金字塔的现代等价物，所不同的只是维持费用更高了。这种现代不朽之作绝不是什么例外情况。当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给予那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压力从而导致这种现代工业主义的象征的政府时，这种情况几乎毫无疑问他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现在很难有哪个不发达国家不在政府所拥有的、或政府所补贴的国际航空公司这一象征上面浪费钱财,而且很难有哪个不发达国家不想要它自己的钢铁工厂，以作为另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些不朽的功业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作为一种有形的、激动人心的变革标志，在政治上的确可能是需要的。如果对不朽功业的欲望马上就如此之强烈，以致于使得它们拥有对国家资源的第一要求权，而同时这种要求又是如此地有限，如此地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从而它们的限度不依赖于可以得到的资源，那么，不朽功业的建造可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严酷的生活现实，但与国外经济援助几乎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