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当前永久性收入之间的平均时间跨度大约为2.5年。

相应的总消费函数为：

这里c * 代表总的或人均的消费量，而y * 代表总的或人均的收入量，t代表问题中的时间单位，t 泛指时间。这里的t 不过是一个积分变量，在最后的函数中并不出现；而k * ，α,与β均为该函数的参数。k * 将被解释为永久性消费与永久性收入之比率，α将被解释为收入的长期增长率，β将被解释为衰减系数，它描述了从当前及过去的测得收入中，对预期的或永久性的收入加以估计的过程。产值越高，则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权数的下降速度越快；而永久性收入与平均收入之间的平均时滞就越短。就19o5－1951这一期间而言，根据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的人均储蓄及人均个人收入数据（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这些参数的估计值为：

k * ＝0.88

α＝0.02

β＝0·40

α与β的值对于所使用的数据的精确性应当是相当不敏感的，预k*的值将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引证的这些数值是相对于这样的消费概念而言的：它只包括主要的耐用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而将耐用消费品存量的累积视为储蓄；同时，它还将社会保障储备的增加包括进来，作为个人储蓄与收入。

4.该假说的研究意义

永久性收入仅说的含义所得到的广泛接受，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影响了人类的科学探索：（1）对消费行为及收入结构的研究；（2）经济理解与政策。

消费研究既涉及到总消费，又涉及到对某一特殊项目的消费支出。这一探索的主要部分指向了消费对收入的回归的决定问题。这一侧重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当前收入是当前消费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对各种回归情况所作的比较是消除收入影响的一个途径，从而也是将其它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来的一种方式。这一部分相关方法决定了大部分的数据收集与表述；同样，它说明了消费者购买研究作为曾进行过的最大的、计划最周密的预算收支研究，为什么从一个有所控制的而不是有代表性的样本中收集支出数据；它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对预算收支数据编制表格时，测得收入是用来对单位消费者进行分类的主要的，且常常是唯一的变量。这一部分相关方法也决定了对消费者行为所作的大量分析研究的理论特色：从恩格尔的名字与消费对收入的回归联系在一起的、著名的恩格尔法则的首次发表，到当前自觉的、复杂的计量经济研究；从对单位消费者的一小部分所作的数据检验，到以某一国家整体及许多不同的消费品的时间序列数据及预算收支数据为基础的需求函数的计算。研究的周密性业已具有了下述表现形式：增加越来越多的变量，及使用更为准确的统计方法来对这些变量的影响加以估计，并对选样及测量度差加以考虑；然而，它并没有改变这一研究的基本方针与方向。

永久性收入假说所得到的接受，说明了这一研究中的许多或者说大部分内容都具有方向性错误。一直保持不变的不是收入（这里的收入与消费者行为密切相关），而是收入（含义同上）与偶然性因素的一个混合作，而这一混合体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定的任意性。用来反映消费者行为方面存在的各种差异所具有的影响的那些统计数字，事实上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特征。所以，消费者行为之规律的发现，业已被消费者行为同收入分配的那些没有直接联系然而并非不相关的特征之间的混淆所破坏。其结果就是给为使这些数据在这同一总体系中具有合理性所作的分析，带来不断增大的复杂性。

这一复杂性时常被这一领域中的研究者们自豪地提及，意在说明他们的分析的敏锐性。下述观点完全是为了创造一种必要的美德而提出的：消费者是一个复杂的生物，他将受到太阳之下一切事物的影响，从而，唯有一包含大量变量的分析才有希望从消费者行为中抽象出与事实相符合的模式来。事实上，引入大量变量的必要性正是该分析失败的预示，而决不是该分析成功的象征；这只能说明该分析者还没有找到一种确实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他的研究对象加以阐述或理解。这是因为，简洁正是一种富有成果的理论的关键所在。似乎可以这样说，消费分析家一直在为他在增加更多的周转圆方面的成功而感到骄傲。当然，免去这些变量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他的实证发现是错误的，并不意味着他所发现的与消费者行为有联系的那些变量是没有联系的，这比接受哥白尼提出的天体运动不存在的学说则需要引入其它的天轮来进行解释的观点更为错误。免去这些变量的可能性的真正含义在于：它说明了这些实证关系可以从一更为简单的结构中推导出来；它们都可以被看作是某一单一的且更为简单的力量体系在不同的伪装下的具体体现，而不可以被看作是那些基本上无法删除的最终变量的结果。

永久性收入假说所受到的广泛接受说明了关于收入的消费回归问题应大大减少受重视的程度，而在总消费及总储蓄的分析中则更应如此.在我们目前的知识阶段中，这一领域中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决定k

的主要因素，并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加以衡量。至少就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初抨击而言，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数据资料包括：各类单位消费者的平均消费与平均收入，而在这些数据中，暂时性要素大致地可以被期望为由平均所消除。例如，来自下述各类单位消费者的数据资料：同一地区的全体居民，或各城市中职业性质大致相同的各类集合体。我本人只知道一种这方面的研究，是由多萝西·布雷迪所作的。这项研究是以同一地区的全体居民作为观察单位，而主要涉及的是平均值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需要确定的是，这些平均值之间的比率（即我们所说的平均消费倾向），是否且如何与下述变量相联系。正是我们的这一假说使得我们将这些变量放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之上：利率，收入的暂时性要素的相对离差，消费的暂时性要素的相对离差。财富与收入的比率，单位消费者的年龄及由这一年龄所决定的特征。尽管由于现存数据在方向上各不相间，使得同一地区全体居民的平均值或者无法得到，或者难有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够计算，但是，沿着现有数据所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仍然大有文章可作。就数据的将来收集而言，这一方法的广泛接受将从许多方面使问题大为简化，因为这一方法使得我们可以将重点几乎全部地放在那些可以给出较好的均值估计的样本上面。与为了对多变量关系（包括单位消费者的当前收入，作为一个主要变量）加以准确估计所要求的水平相比，这一方法可以通过较少的样本来进行，且样本的设计也可能较为简单。

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的观点，与当前情况相比，不仅消费对收入的回归在消费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应大大减少，而且这一回归所具有的作用及用途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回归的作用主要在于为收入的总变动的分解提供手段，从而将收入的总变动分解为由永久性要素所带来的变动及由暂时性要素所带来的变动两部分。这一结果对于消费研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提供了暂时性要素的相对离差的估计值，而暂时性要素的相对离差可能被看作是影响k的变量。然而，这一回归的主要用途却完全不在消费研究方面，而在于收入分配的分析方面。它使得关于消费者预算收支的大量数据可以被用来解释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并将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转化为对永久性收入状态的分布情况的估计。

永久性收入假说在将收入的消费回归转化为收入分配分析的工具的同时，又对这一回归在消费研究中的重要性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而在这之前这一回归几乎完全为人们所忽略。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这一回归使我们得以对消费的总变动加以分解，分解为由永久性要素所带来的部分及由暂时性要素所滚来的部分，从而使我们得以对消费的暂时性要素的相对离差加以估计。我们应从任何可以进行这种计算的现在数据出发，对消费的收入回归加以计算，而在将来的研究中，这两种回归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

该假说在研究方面最后一个值得提及的意义在于：它对同一单位消费者在不同年份中的消费或收入数据赋予了较大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给出了同一单位消费者在消费与收入两方面的情况的数据。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这样的数据目前虽然存在但还未被发掘出来，所以，这些数据是那些在将来的数据收集中享有最高优先权的消费数据种类之一。

5.该假说的实际意义

永久性收入仅说所受到的广泛接受，必然对那些储蓄的决定因素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经济理解问题及政策问题产生影响。至少就最近几年来说，业已出现了两大类这样的问题：一是那些与经济的发展过程有关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与所谓的未充分发展的经济的发展过程有关的问题；二是那些与经济波动有关的问题。

a.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人员趋向于对形成资本的资源的可得性赋予主要作用。当然，来源之一是国内储蓄。从而，国内储蓄的可得性业已被看作是：一方面主要地取决于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

实际国民收入水平被认为具有双重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国民收入水平限定了可用于消费及储蓄的总收入量。按照某种标准，如果收入总量小的话，则可用于消费或储蓄目的的潜在的可得数量就少。当然，这在数学上完全是不言而喻的，而并不受这一业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总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划分的决定因素问题的假说的影响。第二个作用是，绝对收入假说所得到的广泛接受，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低实际国民收入不利于储蓄，这是因为低实际国民收入使得储蓄对收入的比值较低。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拥护的相对收入假说，抛开了低实际国民收入与低储蓄率之间的直接联系，代之以二者之间的间接联系。该假说认为，诚然，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里，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对储蓄率没有影响。但在一个与世界其它部分相联系的社会中，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必然会对储蓄率发生影响。杜森贝里对相对收入假说所作的理论证明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接受。按照杜森贝里的证明，由于模仿效应及优等产品的可得性及实用性的示范效应，在一个社会中相对收入是重要的。但这些效应在社会与社会之间同样起作用。高收入国家中消费水平的“示范效应”，或居住在不发达国家的高收入国公民的“示范效应”，将使得不发达国家的公民将他们低水平的收入中的过高份额用于当前消费，并且，特别地，使得不发达国家的公民将收入的任何增量用于当前消费。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永久性收入假说的成立，既破除了低实际国民收入与低储蓄率之间的直接联系，也破除了二者之间的这一间接联系。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的观点，储蓄率是独立于国民收入水平的。相对收入（如我们所测得的）与一国的储蓄率有着实际联系，这不是由于模仿或示范效应，而是因为测得的相对收入是相对永久性收入状态的一个有偏指数。如果在一社会中不存在模仿效应及示范效应，那么也就没有理由预期这种效应存在于社会与社会之间。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某一实际国民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或集团其总储蓄与收入的比率也较低；但它们的比率也可能较高，在任一情况下，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解释不能从国民收入水平中获得，而只能从其它因素中去寻找。

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虽然实际国民收入水平不能对低储蓄率作出解释，但收入的高速增长率（而不论其水平如何）却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原因是这样的：收入的预期持续增长，将使得永久性收入相对于测得收入而增加，从而使得消费相对于测得收入而增加。我猜测，一这一影响是否会自己显露出来主要地取决于实际国民收入这一增长的来源问题。如果这一增长反映了至少部分地由国内资本所供给的经济发展。而国内资本的供给又起因于较好的投资环境，即国内资本的收益率较高，那么，储蓄收益率的提高对于永久性收入与当前收入之间的高比率将是一个抵消因素，从而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外部刺激，而国内资本的作用很小或毫无作用，那么，则可能不存在抵消作用，且储蓄率将可望下降。冲绳岛作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而得到的发展，带来了当地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也许可以作为这第二种可能性的一个事例，然而我对此情况了解得太少，所以还不能十分肯定。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关于这两种发展的事例的话，那么，这些事例可能会提供一种相当好的检验：检验我们目前所进行的这一分析，检验永久性收入假说在国与国之间的可接受性.

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