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非盈利性的机构、等等。当然，每一个人所希望以现金形式持有的美元数量一方面取决于价格水平——在2倍的该价格水平下，他将希望持有大约2倍的该美元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他的收入——他的收入越高，推算起来他将希望持有的现金余额就越大。但是，我们正努力加以阐述的是这一价格水平，而且我们已经将产量变动的影响考虑进来了。这就是我们通过公众希望持有的现金余额与其收入之间的比率来表述这一因素，而不是通过公众希望持有的美元数量来表述这一因素的原因。

大致说来，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它自己无法影响可供持有的美元总量——这主要是由货币机构决定的。分别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似乎可以这样做；事实上，某一个人通常只有通过另一个人的现金余额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减少或增加他自己的现金余额。举一个例子：如果所有的个人作为一个整体试图减少他们持有的美元数量，那么他们无法作为一个整体而做到这一点。然而，在试图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增加支出流量，从而增加货币收入的流量，且这样一来将降低他们的现金余额与他们的收入之间的比率；既然在这一过程中价格将趋于上升，那么他们的现金余额的实际价值将下降，也就是说这些现金余额所能够购买到的产品与劳务的数量将下降；这一过程将继续下去，直到这一比率或这一实际价值与他们的希望相一致。

许多方面的实证证据说明：人们愿意保持的现金余额与其收入之间的比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比较稳定的。下述两种主要因素的影响除外：（1）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或者也许是人均实际财富水平；（2）持有货币的成本。

（1）很明显）现金余额的持有被看作是与教育及娱乐一样的一种“奢侈品”。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不仅随实际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以更大的比例而增加。从美国过去75年中的证据可以断定：人均实际收入的每1%

的增加，将伴随着所持有的实际货币数量的大约2% 的增加，从而将伴随着现金余额与收入之比率的大约1%

的增加。在187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漫长的时期内，这一趋势是高度规范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一趋势尚未显现，然而，至于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还是仅仅对于战争期间所达到的、过高的现金余额比率的一种反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2）持有现金余额的成本主要取决于其它资产所能得到的利息率——这样一来，如果某种债券的收益率为4%

而现金的收益为零，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某人持有100美元的现金而不是100美元的债券的话，那么他将放弃4

美元的年收益。此外，持有现金余额的成本还取决于价格的变动率——例如，如果价格以每年5%

的比率上涨，那么，在这一年底100美元的现金只能购买到年初95美元的东西，所以，对于该个人来说，持有100美元的现金而不是100美元的货物的成本为5美元。实证证据表明：虽然第一个因素——即利率——对所持有的货币数量有着系统的影响，但这一影响相当之小。第二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率——在价格变动较小的正常时期里，对每年百分之见的成本序列没有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迅速的县长久持续的价格变动时期，这一影响是非常明显且重要的，正如极端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期一样。3一种迅速的通货膨胀将带来现金余额与收入之间的比率的大幅度下降；而一种迅速的通货紧缩将带来这一比率的大规模上升。

当然，即使我们已经对人均实际国民收入方面的变动及持有货币的成本方面的变动予以排除，现金余额与收入之间的比率仍然不是完全稳定的。但是这一比率中仍然存在的波动程度很小，毫无疑问，大大小于货币存量本身所发生的波动。

至于美国在校长的时期内这些变动的数量大小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下列比较而得到某些印象：将最近期的、完整的商业循环中各项目的平均值，与我们所掌握的数据中最早的商业循环中各项目的平均值加以比较；前一种商业周期从1949年的最低潮到1953年的最高潮，再到1954年的最低潮，后一种商业周期从1878一年的最低潮到1892年的最高潮，再到1885年的最低潮。在这70几年的时间里，货币存量增加了67倍，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9倍，所以单位产量货币存量增加了7.5倍。价格的上涨大约小于3倍，所以货币存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的比率大约增加了3倍。在最初的循环周期当中，货币存量平均为年名义国民收入的约24%

——即现金余额与大约3个月的收入相等；在最终的循环周期当中，货币存量平均为年收入的67%

——即现金余额与大约8个月的收入相等。在整个这一时期当中，货币存量以年6% 的平均速度增加，名义国民收入以年约5%

的速度提高，价格以年约1.5%的速度上涨，总产量以年约3% 的速度提高，且人口以年约1.5% 的速度增加。

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平稳地发生的。图17.1更为详细地反映了这些情况，且是以自1879年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这19个商业周期中每一周期的平均值为依据的。很清楚，在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方面的波动与价格方面的波动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唯一的主要差别在于货币存量的更为迅速的长期增长，这依次地又反映了人均实际国民收入长期增长的影响，及货币存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的合意比率的相应提高。

2.在较短时期内货币存量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前一部分中所考虑的较长时期内，在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业已排除的情况下，单位产量货币存量的变动超过了价格的变动。然而，在涉及这些波动（我们称其为商业循环）的较短时期内，尽管其一般的且平均的相互关系十分相似，但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的变动超过价格的变动的程度却较小。在这样的时期内二者之间的联系较松的原因大概在于：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价格方面的变动都比较小。在较长的时期内，这些波动累积起来，并趋于清除含意的现金余额、实际国民收入与持有货币的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伪任何偶然因素；在正常的商业循环当中，尽管从绝对意义上讲这些偶然因素可能并不更为重要，但相对于货币及价格方面的变动来说这些偶然因素要重要得多。

平均说来，在一商业循环的扩张时期内，价格将会上升；而在收缩时期内，价格将会下降。在自1879年以来和平时期的通常相当温和的周期内，从低潮到高潮，批发价格平均上涨了大约10%

，而从高潮到低潮，批发价格下降的幅度大约小于这一数字的一半。除了上升与下降之间的关系以外，这个一般模式没有很大的变化。在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价格通常为下降的时期内，收缩期间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扩张期间价格上升的幅度；在接下来的这一价格通常为上升的时期内，情况刚好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在部分收缩期间内价格继续上涨；在20世纪20年代，价格的上涨与下降与此大致相同；在战后的这两个周期，当中，价格的上涨幅度绝对地大于价格的下降幅度，正如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一样。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些温和的商业周期本来可以产生出一总体向上的价格趋势的。在和平时期内未能产生出这一趋势，这是时常发生的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的结果。在紧缩最为严重且可以称作大萧条的这5个商业周期内（1891－1894，1904—1908，1819—1921，1927—1933，1933－1938），扩张期间内批发价格平均上涨了大约10%，与温和的商业周期内的情况大致相同，但在后来的收缩期间内批发价格的下降幅度为这个数字的2倍以上，最后停留在平均低于循环开始时的价格水平大约12%

的位置上。正是这些大萧条时期内的价格下降，作为一种经历，抵消了温和的商业周期内的上涨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爬行式的通货膨胀”决不是一种唯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现象。

对于较长的时期来说货币存量所表现出的与这些周期性的价格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图

17·1中所描绘的完全一样。在温和的周期当中，不论是在扩张时期还是在收缩时期货币存量都几乎一成不变地增长着，但扩张时期的增长速度快于收缩时期的增获速度。另一方面，在前所列出的这些大萧条周期内，在收缩的过程中货币存量一成不变地下降着，且只存在着一种这样的其它周期：在这一周期内，在收缩的任一期间内，都存在着明显的、绝对的下降（1894—1897）。货币存量的周期性波动与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之间的这一类似，不仅平均说来是这样，而且在每一周期当中也是这样，尽管对于单个周期来说，毫无疑问，变动性会更大一些。

在较长的时期内及在商业周期完成其运行过程的较短时期内，以及在主要的战时事件期间内，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手这一方面的证据人们几乎深信不移。但是，如果不想让这一事实错误地指导政策的话。我们还必须牢记下述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与较长时期的波动相比，商业周期内货币存量，与收入、与价格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较为不清晰和较为复杂。我们的货币与银行体系的性质意味着：收入的扩张促进了货币存量的扩张，这部分地是通过使银行更紧密地调整现金准备。部分地是通过使公众手中持有的现金相对于存款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实现的；同样地，收入的缩减促进了货币存量的减少或增长较慢，这是通过对银行准备比率及公众现金比率的相反影响而实现的。这样一来，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既是收入与价格变动的结果，又是收入与价格变动的一个独立的原因（尽管一旦发生了货币存量的变动，它们会依次地对收入与价格产生更进一步的影响）。这一考虑混淆了货币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并没有颠倒二者之间的关系。原因在于大量的证据说明：即使在商业周期当中，货币存量也是发挥着一种基本独立的作用（一个重要的计时问题将在下一段中予以讨论）。对于大萧条期间来说，这一方面的证据是极为直接的且极为清楚的。例如，在下列问题上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之处：1920年1月及1920年6月（1920年1月开始紧缩5个月之后又一次地紧缩），联邦储备系统急剧提高贴现率的行为，在接下来的货币供给减少及史无前例的价格迅速下降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联邦储备政策在1929-1933年期间内货币存量下降1/3这一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次货币存量下降是有据可查的整个时期内最大的一次下降。

第二个问题（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不得不涉及到货币供给变动与收入及价格的变动的计时问题。货币供给的这一普遍上升趋势使得从货币供给本身的增减变动来判断这些时间关系成为困难；货币供给的这一普遍上升趋势说明了不仅在扩张期间内货币供给是持续增长的，而且在经济活动的大部分收缩期间内货币供给也是持续增长的，尽管增长速度较慢。由于这一原因及其它原因，我们发现：以对货币供给变动率的波动情况的检验来替代对货币供给的波动情况的检验，这将是最为有用的。货币供给的变动比率表现出了界线分明的循环周期，而这些循环周期一般说来约经济活动的变动周期紧密吻合，且前者的发生早于后者，其中的时间间隔很长。平均说来，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其高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高潮大约早16个月；而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其低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低潮早12个月以上。

这一证据是货币变动之独立影响的一个虽则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强有力的证据。然而它还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它意味着：货币变动的影响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感知——很明显，现在所发生的货币供给变动率的变动，年均说来，在12到

16个月的时间里是不会从价格或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而且，在不同的周期当中，时效问题变动很大——自1907年以来，货币高潮期超过商业循环高潮期的最短时间间隔是13个月，而最长的时间间隔是24个月；而低潮期相应的时间间隔是5个月到21个月。从意在以历史记录为依据而建立起经济规则的科学分析这一角度来看（这正是人们对这些数据加以计算的目的所在），这是高度一致性的行为；它证实了所引证的这些平均值及方法具有相当的可信程度，以致于无法轻易地将它们简单地归因于机遇的偶然变动。但是，从意在控制某种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