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率又一次地上升，这部分地起因于财政部所担负的、更为广泛的中央银行职能的恢复。在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后，这一比率再一次上升，原因在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既降低了法定准备要求，又给银行以信心：在需要的时候，在其它一切都失败以后，它们还有一个现成的、最后的贷款人可以依靠。1930－1933期间的货币崩溃，深刻地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使得存款-准备比率从其1929年的全期最高水平，下降到（10年以后）略高于我们的时间序列开始时的1867年水平。1930-1933期间的经历使银行知道了不能在流动性方面依靠联邦储备系统；银行根据它们在流动性偏好方面的相应变化来调整它们的准备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1936－1937期间法定准备要求的连续提高使银行在其偏好方面发生了又一次变化；同样，它使银行用了大约3年的时间来进行调整。从那时起，随着存款保险在消除银行挤提风险方面的作用之逐渐被认识及早期经历的影响之逐渐消失，存款-准备比率持续上升。如果调整是针对法定准备要求方面的变动而作出的，那么这一比率将回到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水平上。

尽管在影响货币存量的力量方面存在着这些明显的变更，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经确定下来，则很小存在任何改变。对货币存量有冲击作用的那些外部力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货币存量变动对经济生活的其它方面的影响作用似乎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3.货币方面的变动的独立性问题

货币存量的变动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二者择一的影响方向的起源问题。货币方面的变动可能是在随其它经济变量方面的、独立产生的变动而应声起舞；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不能是在随货币方面的、独立产生的变动而应声起舞；这二者可能是相互作用的，每一方面都可能拥有某些独立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随此以外的、第三种影响因素系列所发出的共同之声而起舞。对在货币历史上非常重要、范围广泛的定性证据加以分析所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在于：它为对这些关于所观测到的这一统计协变性的各种可能解释加以区分提供了依据。我们可以超出这些数字本身，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对引起下面这种特殊变化的先前情况加以分辨：在我们将有关这些特殊变化的统计数字输入计算机时，这些特殊变化变得如此地缺乏个性特征。

从我们的论述来看，有一件事情是充分明确的。鉴于货币方面的变动通常不是商业情况方面的同期变化的直接或必然结果，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货币方面的变动事实上通常是独立的。

最明确的例子可能要数1897－1914期间的货币扩张，这一次货币扩张是世界性的，且反映了黄金产量的增加。黄金产量的增加部分地是前十几年中价格下降的结果（价格的下降促进了黄金生产），也可以说反映了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清楚，这次货币扩张不能归结为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提高。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提高单独地促进了世界黄金产量的普遍减少，而且在一金本位的世界里也促进了黄金从任何个别国家的流出。如果货币与国民收入的共同变动不是完全同步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次主要的货币存量增加大约是同样清楚的。在两次大战的早期阶段，随着交战国将它们业已可以流通的资源用来购买美国的战争物资，黄金大量地流入美国，而这一期间的货币存量的增加则反映了这一流入。因为黄金的流动在1914年以前的年份中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一时期黄金的流入不是经济活动方面的同期变化的副产品。它们是两次战争之爆发的结果，是交战国家的政治当局有计划的政策决定的结果。在两次战争的晚期阶段，这一增长反映了美国当局关于为战事支出筹集资金的政治决定。这些决定涉及到了强力货币的大规模扩张，由此来继续为黄金的流入所开始的工作。同样，如果货币存量的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变动不是同时发生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硬币支付的恢复及一系列白银事件反映了所发生的货币变动方面的巨大独立性，也反映了货币变动与商业变动之间的、相当复杂的作用与相互作用。19世纪70年代对恢复硬币支付的各种赞成与反对压力，及19世纪90年代银币的自由铸造压力，是决定事件进程的主要因素。尽管这两种主要因素当然地并不独立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进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二者都独立于同期的经济活动进程。这二者也深深地受到了这些事件的进程的影响；反对恢复硬币支付的压力及赞同银币自由铸造的压力，极大地为商业活动进度的减慢或下降，或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的收成状况，19世纪70年代铁路部门的发展及19世纪90年代伦敦货币市场的发展等此类的同期事件，对那些政治压力引起货币波动的特定时日有着重大的影响，依次地又将反作用于商业情况及政治态度。

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为研究货币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替代物（与社会科学家通常可以得到的相比），以替代为确定影响方向而进行的有所控制的实验。这一系统有时仅仅是其它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一种途径——正如两次大战期间及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时，联邦储备系统所遵循的是一个大致被动的进程；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时，其支持政府证券价格的政策使联邦储备系统几乎没有发挥独创性的余地。但是，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使一小部分人具有了通过审慎的过程，以明显的且可证明是同一的方式，改变事件进程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所行使）——这里所描述的过程与有所控制的实验的行为相类似。的确，货币当局的行动极大地为他们行使其权力的社会中的舆论及知识水平所影响。货币当局的态度，他们所进行的实验，及他们对实验结果所作出的解释等，在很大程度上为同期的事件进程及关于货币现象的同期知识水平所决定。这一点对于自然科学家决定进行何种实验，根据以前的实验及同期的知识体系对实验结果加以说明等活动来说同样是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况中，对现有知识状态的这种依赖，并不改变科学的独立性，即独立于引入控制变量中来的这些变动的早期或同期事件进程。在这两种情况当中，上述说法的含义仅仅在于：后来的学者可以根据改变了的知识体系而对这些实验结果重新作出解释，并得出与原先的实验者所得出的不同的结论。

而且，的的确确，要想确定货币当局的行动所具有的准确影响，这通常是不可能的，一且永远是困难的。货币当局的行动通常是在许多其它情况之下而采取的，所以，至于所观察到的结果是由货币当局的行动所产生的呢，还是由某些其它情况所带来的，这二点根本不可能搞清楚。对于自然科学家的实验来说这一点同样是正确的。没有任何实验是可以完全控制的，而且大部分实验对于与实验课题有关的、经过检验的、且业已得到证实的知识的增加来说，贡献甚微。正是那种不同寻常的、决定性的实验为这一实验课题洒下了一束强光——一束使我们对于那些较不重要的、然而在这一决定性的实验得以作出之前又十分必需的实验视而不见的强光。

在自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的货币历史记录中，存在着三种这类决定性实验的类似物。有3次，联邦储备系统有计划地采取了大规模的政策措施，而这些政策措施不能被看作是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变动的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果。同自然科学家的决定性实验一样，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如此之一致，如此之明晰，以致于在其解释问题上所存在的疑虑微乎其微。这3次决定性实验的日期是：1920年1月-6月，1931年10月，1936年7月-19

37年1月。这是联邦储备系统实行具有极强约束力的委员会法令的3个时期（且是仅有的3个时期）：1920年1月，当会员银行向联邦储备银行的借款超过其法定准备余额总额时，联邦储备系统将贴现率由4.75%提高到6%，后来到了1920年6月，又进一步提高到7%；1931年10月。当倒闭的浪潮席卷商业银行（正如前一年的情况一样），且对联邦储备系统的负债不断增加时，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联邦储备系统将贴现率由1.5%

提高到3.5％；

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当财政部实行黄金冻结时——这等价于大规模的、限制性的公开市场业务——联邦储备系统宣布将法定准备要求提高一倍，分3个阶段进行，最终有效期是1937年5月1日。除了这3个时期以此在联邦储备系统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其它时候，曾采取过具有类似规模的、明确的限制性措施——我们甚至不能提出类似的建议。

与这些行动相联系的、精确的货币变动是同样地剧烈与明晰。1920车及1936－1937年期间所采取年的行动在几个月之后为货币存量的急剧下降所伴随；而1931年所采取的行动立即带来了货币存量的急剧下降，这是在联邦储备系统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在12个月的期间内的3次最急剧的下降，分别为：下降9%（1920年），下降14%（1931年），及下降3%（1937年）。对于1920年第1次下降及1937年第3次下降来说，这些数字未能充分地反映货币方面的反应的严重程度。1919年及1936年，货币存量再一次地以飞快的速度增长，所以接下来的下降代表着从一个不同寻常之高的增长速度到一个不同寻常之快的下降速度的减速。1931年的下降——即这3次下降中绝对下降最严重的一次——按减速度来表示则是最温和的一个；前一年中的货币存量一直以略低于14%

的比率而下降，所以在以1931年10月为开始的这一年度内下降比率大约增加了一个百分点。

与这些货币行动相联系的经济变动是同样的剧烈及同样的明显。1920年及1936-1937期间的货币行动在几个月以后，为工业生产的急剧紧缩所伴随；1931年的货币行动立即带来了工业生产的急剧紧缩。在12个月期间内的下降幅度分别为：30%（1920年），24%（1931年），及34%（1937年）。此外仅有两次工业生产的下降具有可比的严重程度：一次是1929-1934期间的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涉及到；另一次是1945年的下降，这时的急剧下降代表着战后产品构成从军事产品向其它产品的转向。而不是象其它

4个时期那样，代表了经济活动的普遍紧缩。其它指标也证实了工业生产方面的这一情况，不论是从批发价格、货运量、普通股股票价格或百货商店销售额等哪一方面来看，随这3次货币行动而来的下降趋势，都是联邦储备系统历史上仅除1929－1931年下降以外的、大幅度的、最严重的下降。

由这3次准控制的实验所提供的这一证据的有力程度也许可以通过类比而使之更为清楚。假定我们拥有42对夫妇的医疗记录（与联邦储备系统1919—1960期间的42年历史相对应。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联邦储备系统尚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包括在内）。假定我们发现3个男子及4个女子患有某种特定的疾病；假定这

4个女子中有3个被发现是患有同种疾病的那3个男子的妻子。那么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的证据毫无疑问地是很有说服力的——如果第4个女子的丈夫被发现是唯一的患有一种与此病具有生物联系的、但并不完全一致的疾病的人，那么这一论据将特别有说服力。同样地；前面所描述过的那3个事件建立了同样强有力的证据：这些经济变动是有计划地采取的货币行动的结果，从而，我们关于货币存量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密切协变性问题的发现，反映了从货币到国民收入的这样一种影响的存在。的确，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一类比本能充分反映该证据的有力程度。它没有对事件的时间先后加以考虑。

经济变动是货币变动的结果这一推论，为对1929-1931期间的紧缩所作的检验得到极大的加强.1929－1931期间的经济紧缩是不与联邦储备系统的明确的约束措施相联系的一次大规模紧缩，而且是1929－1933期间的特大紧缩的第一部分。1929—1931期间的紧缩可能比任何其它经历更适于用来加强这一观点：货币按照商业的曲调而起舞。原因在于：联邦储备系统事实上并没能阻止货币存量的1/3下降——这是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