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到他们对食物的渴望。索马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的基础建设。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不幸的儿童，比如越南，但是至少他们还有能力去梦想明天，因为在那里有医院、有学校、也有公路，只要加以修缮就可以发挥作用，但是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没有医院，没有学校，也没有公路，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母亲总是说，和平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我们经常研究战争，甚至在大学里还有专门教授战争知识的学科，如果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教我们如何去创造、保持和平，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所教授和平的大学。” 每年圣诞节，当我们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母亲都会讲述她的那些故事，关于她的旅行，关于那些孩子，关于那些访谈，还有关于当她在美国国会作演讲时的紧张。 “那些议员都是很好的人。”母亲说，“想要解决埃塞俄比亚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政治因素，并不仅仅是咖啡或者椰子那么简单，不过让我感到满意的是，在我前往国会演讲之后，美国政府增加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 母亲从不会将这些事情的功劳自包自揽，通常都是罗伯特在母亲说完之后忍不住又补充，丰富整个的画面。“她只往国会议员面前一站，说了自己的看法。然后美国政府就追加了6000万美元的援助。”每次听他们说起这些事情，我们都感觉很骄傲。然而当餐后的谈话结束，大家开始总结过去的一年时，我们会发现母亲又将整整一年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份额外的工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她的疲劳和憔悴，总会试探着问她：“你什么时候会和罗伯特去度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法说服她停下来，我们只是希望她能够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抽空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然而即便是这么微小的愿望都没有得到满足。 洛杉矶的医生对母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但是他们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果，医生建议，这个时候需要使用腹腔镜检查。1992年11月1日，母亲在西奈山医院接受了腹腔镜检查，两个小时之后，医生来到候诊室告诉我们，他们在母亲的腹腔内发现了癌细胞，并且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据他们推测，癌细胞最先可能是在阑尾附近生成的。没有人能够断定这一点，因为腹腔镜无法直接看到阑尾的位置，它躲在腹腔的角落里，我们对这个人体内已经退化的无用的器官所知甚少，但是它却杀死了我的母亲。在阑尾这个小小的器官里，是积攒了我们的肉体无法消化的食物，还是堆积了我们的灵魂无法弥补的创伤？ 医生估计大约五年前母亲就已经患上了癌症，不过癌细胞在母亲的体内繁殖得很慢，在发现的时候肿瘤并不大，然而坏消息是癌细胞在母亲体内已经开始扩散。导致母亲经常感到腹部疼痛的原因是癌肿瘤压迫了她的回肠，使得这个起到吸收营养物质作用的器官受到太大的压力而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够让食物通过从而导致痉挛。医生切除了母亲的一部分回肠，希望这能够减轻她的痛苦。 这些太过专业的医学术语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手术后我们一起去特别病房探望她。我们并没有告诉她病情的真相，但是敏感的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知道这一次她病得很严重，甚至比在索马里被一种不知名的小虫咬伤那次更危险。那一次母亲被怀疑染上了当地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医生对她使用了一种药效非常猛烈的抗生素才帮助她脱离危险，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受了很大的罪，回来之后她曾经对我说，让我保证无论如何都不会在任何人的劝说下服用那种抗生素。 在为成千上万个饱受饥饿折磨的孩子奔走多年之后，母亲却发现她自己不能吃饭了。为了治愈她的癌症，医生要求她必须完全不经过消化道吸收营养，这就是说，母亲将通过静脉注射一种黄色的营养液来维持每天所需的能量。 母亲曾经向我们描述过那些在难民营中等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的孩子们，在他们眼中，一碗玉米粥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也曾经看过母亲从非洲带回来的照片，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孩子甚至因为严重脱水，不能够直接进食，只能暂时通过静脉点滴维持生命。现在母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必须等待母亲开刀后的伤口愈合，然后才可以安排她接受化学治疗。我们全家人安排了时间表，轮流去医院陪她。我经常是在早晨去看望她，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先把最急的事情处理好，接着就开始浏览各种关于癌症治疗的信息，给每一个癌症康复中心打电话，了解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最科学的治疗方法，一忙就是几小时。不幸的是，很快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现在在癌症治疗中最普遍使用的化疗法从60年代开始基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说整整30年人类在与癌症的斗争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60年代，听起来几乎和中世纪一样遥远。

第四章 他们中的一员第12节 远离家的家

星期天与母亲及安德烈在罗马的市场

一星期之后，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她最好的朋友康妮·沃尔德的家，母亲每次来洛杉矶都会住在那里。 母亲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就认识了康妮，那时候母亲刚刚拍完了《罗马假日》。后来康妮嫁给了杰瑞·沃尔德，一名高产的很有创造力的电影制作人。康妮和母亲是一辈子的朋友，我们经常去康妮家吃饭，就好像一家人，饭后她们总是互相抢着去洗碗。康妮管母亲叫“卢比”，这是当时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楼上楼下》中一个女仆的名字，这个角色相当专制粗暴。母亲对此辩解说，作为客人，她至少应该有权利去洗碗。她们总是一起做饭，大声取笑对方，也像亲人一样深深地爱着对方，对母亲来说，这里就是除了自己家之外的另一个家。这一次，回家对母亲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日子里，能喝到朋友亲手为你熬制的鸡汤，不仅是身体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心灵上也得到了难得的放松和平静，这里就是一个避风港。 接下来母亲开始接受第一次化学治疗，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们都觉得母亲可以顺利地在一周之后接受第二次化疗，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几天之后她的回肠又发生了梗阻，这一次疼痛是如此剧烈，即便她服用了止疼药仍然于事无补。白天我们陪着母亲在游泳池旁小心翼翼地散步，晚上我们则围坐在她的床边，陪她一起看电视，有时候是轻松幽默的肥皂剧，有时候是科学探索频道的纪录片。母亲说她最喜欢这两类电视节目，因为纪录片让她相信自然界确实存在奇迹，而肥皂剧则提醒她不管发生什么，生活总是充满快乐的。 化疗之后，医生通知我们，他们希望母亲能够尽快回到医院里去。 1992年12月1日，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们准备把母亲送回医院，以便更好地接受治疗。每个人都很忙碌，准备自己能做的，这让我和母亲有时间单独在她的房间里相处一会儿。我帮她穿好衣服，她当时已经非常消瘦，衣服几乎将她完全包裹住了。母亲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眶里充满了眼泪，她非常用力地拥抱我，我能听见她的啜泣。母亲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肖恩，我非常害怕。”我就那么站着，用我全部的力气把她抱在怀里，但是心里却一阵阵的无力。 我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会一直陪着她走过这些困难的，而且我还保证，如果事情真的走到了尽头，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她。我并没有绝望，只是想帮助她鼓起勇气。在我记忆中，这是母亲惟一一次在我面前那么真实地表现出她的恐惧。我还小的时候，就经常和母亲讨论生与死的问题。母亲总是很坦然，所以，当她仅仅在内心发生了丝微的变化，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作为一对好朋友和母子，精神上的脐带将我们一直联系在一起。有人说，父母和孩子在某一个时刻会发生角色的互相转换，也就是孩子有时候会充当父母的角色，我想我的这个时刻到了。 我们都知道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母亲和我不愿服输的精神让我们勇敢向前看，充满希望，坚信奇迹的发生，就像一对纯真的孩子，心怀美好。 我开着那辆1973年出厂的白色别克敞篷车送她前往医院，而狗仔队在家门口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从我记事开始，狗仔队就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外出吃饭还是周末郊游，不管是母亲接我们放学还是带我们购物，狗仔队都会跟着我们，特别是在罗马。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我坐继父的车去参加一个周末午餐会，继父从一出家门就把车开得像飞一样，我从车后窗看到后面紧追不舍的狗仔队和飞速倒退的景物，心扑通扑通乱跳，疾驰的车速和不速之客让我感觉来到了赛车场。我也不会忘记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托斯卡纳地区一个中古世纪的小镇，参加当地举行的一个芭蕾舞戏剧节。那时候我刚刚结束了我的第一份电影工作，这份工作几乎延续了整整一年，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我只有18岁，我特意蓄起了胡须。狗仔队发现了我们，一晚上都在追拍我们的照片。第二天，照片登上了报纸的版面，下面还配上了说明文字：奥黛丽·赫本和她生命中的最新爱人。当看到这份报纸时，我和母亲都笑了，好在这些狗仔队没看出来我是谁。母亲开玩笑说：“如果把‘最新’两个字去掉的话，他们这次的报道倒也不算错。” 这次事件之后，母亲开始担心狗仔队频繁的出现会影响到她和整个家庭的私生活。母亲也知道对付这些记者不能太和善，但是她又觉得这些全都是因为自己最初的选择，责任在于自己。因此你从来看不到母亲粗暴地对待这些新闻记者，反而母亲在他们面前永远保持着礼貌和优雅。 自从母亲患病以来，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总是毫无根据地胡说我母亲是多么地垂危，没有康复的可能等等。这些让我们，包括母亲都格外地愤怒，连我们这些她最亲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那些狗仔队是怎么知道的？幸运的是，我们这次成功了。之所以选择开我的车送母亲去医院，是因为我们确定没有人相信奥黛丽·赫本会乘坐如此一辆老迈破旧的老爷车去医院。我们的冒险成功了，母亲躺在车的后座上，狗仔队们只看到了我和我妻子坐在车里，他们目送着我们开上了前往医院的公路，并没有人跟踪我们。 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又开始了一次等待。手术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医生就把我们叫进了紧挨着手术室的手术准备室。他告诉我们，癌细胞繁殖得非常快，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手术不能进行，他只能将母亲的刀口缝合。他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母亲没有多少时间了。当这些话从医生的口中说出的时候，我们感觉似乎时间都停止了。罗伯特不由自主地喃喃念叨，“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能够感觉到内心的抽搐，但是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母亲应该已经从麻醉中醒过来了。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推开了特别病房的门。她看起来很平静，母亲从来不怕死，她只是不想经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们曾经有过约定，必要的时候会选择安乐死，我一直都相信，痛苦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我坐在她的病床边，她看着我，微笑，告诉我刚刚有几个疯狂的妇女来过，她们把母亲摇醒之后问她是否参加了总统大选的投票，那时候克林顿已经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母亲告诉那些女人，她不是美国公民，并没有选举权。后来一个医生讲师带着他的学生也来了，他们吵醒了母亲，一群年轻的未来医生还对母亲的刀口指指点点。 医院对于母亲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养病的地方了，甚至连安静都没办法给她。听完母亲的诉说，我感觉我的血液都涌到了嗓子眼，不过我知道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平静下来之后，我把医生告诉我们的话都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很平静，只是说：“有点让人失望！”我握着她的手，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渺小。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天就是母亲去世的日子。我们一起平静地坐在那间特别病房里，手握着手，谁都没有说话，但心里想着同样一个问题。 也许现代医学能够提供最好的帮助就是：及早检查及早诊断。这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完整地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而不是突然得知深爱的人逝去时的震惊和悲痛。 所有人的情绪都跌入最低点，接下来的两个月是痛苦的，同时也是幸福的。我们不再等待什么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疑虑或者苦闷。我们所做的就是把相互之间的爱表达出来，每一天都显得那么宝贵，我们全情地付出，也许是知道任何一天可能都是最后一天了。 我们在瑞士的家庭医生经常说：“如果你活得快乐，那么你也会死得安详。”这两点母亲都做到了。 我们回到了康妮的家，几星期后，母亲另一位好朋友休伯特·纪梵希送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他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送我们回到了瑞士的家中。母亲一生中都不喜欢炫耀，这种高调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其实母亲完全有能力也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但是她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不管如何，这次飞行让我们很兴奋，因为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母亲出院之后我们一直想回到瑞士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