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规则了，在股票市场上就不存在剥削了。像美国一样，每个人都不应该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就可以退出了，为什么美国是小政府，因为美国大政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法治化。我们还没有建立法治化，怎么能跳到小政府呢？

人物周刊：那中国五千年的大政府呢？

郎咸平：那是人治。全世界法治化是从19世纪开始，法治化是任何一个强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没有法治化建设，谁控制了权力，谁就控制了财富。今天为什么有很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谁跟权力接近，谁就能获得比别人更早一步的致富的机会，这是公平现象吗？现在的产权改革是公平的吗？做了国企老总，实现了mbo，你就致富了，这是公平的吗？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去不了的民族悲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任务太重要了，要抛开这个历史悲剧前行，和国际接轨，推进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为下一代着想。这是阶段性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什么事情都要循序渐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解释苏联和文革中的中国，这也是一个强权政府，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呢？

郎咸平：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当时的政府不是我心目中的精英政府。当时的强权是人治的强权，扼杀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是齐头的平等，而不是足底的平等。每个人80块一个月，每个人都没有创造力，任何经济个体都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最大才华创造财富。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把枷锁拿掉了，但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人完全发挥创造力，没有法治。所以我们要回到中间。每个人的创造力必须受限于法治化的环境，要在法治化规定的角色里尽量发挥，不能侵犯到别人。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我绝对不是要回到人治的时代，那是错误的。

我主张的法治是以民为本的法治，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像这次产权改革，而是增进全民福利，提高国家财富。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如果牵扯到了利益团体，一定是不公平的，会造成社会动荡。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这样才能主导一个中立的法律，以大众利益为准，这是一个原则。

人物周刊：在这次产权改革争论开始时，你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郎咸平：对，一开始并没有提到，我认为太早了。但现在我发现社会大众已经有足够的水平来接受我这种更进步的理念，强国理念。（反复看窗外的十字路口）你看我们现在交通乱成这个样子，你不感到惶恐吗？慢车道跑到这里停，快车道跑到那里去右转。这个叫纪律吗？这样的国家是法治化的国家吗？不经过法治的建设，怎么能导向正统？

一定要写清楚，我主张的不是人治的强权，不要让人说郎咸平带回文化大革命。在现阶段，应该强化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个阶段过了，我们下一代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一代该做点牺牲吧。

人物周刊：你受哪一种思想影响最深？

郎咸平：我受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影响很深。哈耶克，他是中国现代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鼻祖，我在大学时代和他通过几次信，对他个人无比地崇拜。当时认为民主自由是治国的经典。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我发现这只是一个结果（连续地笑）。过程必定是1932年以前的美国大政府，俾斯麦的德国政府，法国的拿破仑时代，那才是一个开始。

人物周刊：一般人会觉得很奇怪啊，依你个人的经历怎么会主张精英政府主义？

郎咸平：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大学时代我就研读新自由主义学说，哈耶克的所有著作，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看的都是原文。我出生于台湾蒋介石时代，但一直无法解释，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一个威权统治的时代，却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这完全不合理。等到有了民主的时候，反而是台湾经济最落魄的时代，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因此我明白，自由民主只是一个结果，到了一定阶段才能实现，台湾就是过早地实现了民主，带来的是民生凋敝。

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

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这场争论到此结束了吗？

郎咸平：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

人物周刊：那你就是反对目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

郎咸平：当然是，因为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以学术成就、影响力而言，我才是主流。我是真正彻底地了解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才讲这个话，所以类似的观点才应该成为主流。我从来不承认我是非主流，我就是主流，虽然我就只有一个人。（大笑）

人物周刊：一个人的主流，不觉得力量单薄吗？

郎咸平：无所谓嘛，一个学者难道不为自己的信仰而战？我对对方也挺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辩论过，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

人物周刊：几天前你说过：“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指什么样的作用？

郎咸平：对啊，现在我不是正在谈嘛。我认为现在是谈治国理念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但是我突然想到，你这个观点是不是偏左？

郎咸平：哎呀，这个不重要了。你能说德国、法国是左派吗？你能说美国是左派吗？这只是一个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左派的味道，我是为了右派而左派，不是为了左派而左派，我追求的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主经济、民主自由。与其说是左派，不如说现阶段是左派，未来是右派，更好一点。这就是我跟左派经济学家保持那么远的距离的原因，不要让人误会我是左派经济学家。你说我是左派，那不可笑吗？（一连串笑声）

人物周刊：如果非要用一个标签的话？

郎咸平：那我是一个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家。

人物周刊：上次接受我们采访时你说，仅仅得到网民的支持，也是一种悲哀。

郎咸平：一个政策推行的话，需要得到整个国家的认同，老百姓认同了，政策不改，那不等于白忙一场吗？

人物周刊：也有启蒙的作用啊。

郎咸平：走到这一步把自己当启蒙，那不是很悲哀吗？你不能改变，只能有启蒙作用，那真的是林觉民了（笑），我何尝不想做改变呢？我想得到的不应该只是网民的支持，应该是整个国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你的治国理念什么时候能成为主流？

郎咸平：（沉默）我不知道（肆意大笑）。

發表於 2006/12/09 11:37 pm

2006/12/09

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保障良心

2004-12-30 郎咸平

开放以后，内地曾有不法之徒来到香港，冲进金铺抢掠，洗劫一空之后从容离开，无法无天，人称大圈仔。香港警方应对之时，要求内地协助，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其绳之以法。现在有极少数国内企业到香港上市，就是白领大圈仔，相当于在股市上明目张胆巧取豪夺，两地应该加强执法的合作。

针对目前上市公司出现的问题，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严刑峻法！以史为鉴，美国1929年的股市，有的上市公司照样圈钱！就是因为有严刑峻法，终于使其守规矩,不得超越雷池。

我们的一些上市公司，无论是国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对股民都缺乏应有的信托责任。以国有企业而言，其管理者往往着重强调激励机制的不足，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国家和人民应有的责任。经营成功的管理者确实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也正因此国家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才能有今天的成就，并非他们有多么卓越的才能，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正是由于上市公司对股民缺乏信托责任，所以中国股市的问题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相比之下，英美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因为“信托责任”这个观念在英美国家有着法律上的保障。原因何在呢？像“信托责任”这样虚幻的概念，在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很难条文化，而在英美这样采用判例法的国家，其法治体系就可以保证上市公司对股民应有的信托责任。有无信托责任是股市能否发展好的惟一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比较完善的股市一个在纽约、一个在伦敦的原因所在。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因为信托责任无法立法，股市大都不能健全发达。没有法律约束，不履行信托责任就不能受到应有的制裁，股民信心屡受挫伤,一蹶不振，中国股市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像银广厦，造假之后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可经营者并没有因此受到严厉的制裁。立法落后于犯罪，类似的问题自然会相继出现，也是创维此次在香港东窗事发的根本内因。

今天，中国股市若要从美国引进什么制度，不是要引进美国的基金、战略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而是要引进美国股市严格的监管机制。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救中国股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中国的股市还是没希望。

当前中国股市很难建立信托责任，甚至连基本的观念都没有。当前股市的问题不是出在股民身上，而是上市公司对股民没有信托责任。让股民对股市有信心的话，就必须建立起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

美国股市为什么能立足于长期投资，正是基于其严格的监管机制。它不敢操纵股价，不敢搞内幕交易，只能透过技术分析来买卖股票。如果你没有数据来支持买卖行为的话，那你就是违法。而事实上，当前中国股市发生的所有问题，诸如官商勾结、内幕交易以及利用银行资金炒股等问题，这些都在1932年以前的美国股市出现过。但随后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他赋予了美国证监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美国，证监会的法力是无边的。它可以直接发传票，它可以传召任何人与任何物，而且任何单位都不能拒绝，甚至包括美国总统在内。此外，美国证监会还可以提起公诉，上至刑法。这些都是为了切实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因此，美国股市才得以从1933年开始步入正轨。

我们一直忘记了一点，这个世界的良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保证有良心。而且，光靠呼吁道德良心也是没有用的，要有严刑峻法支持才有用，否则的话，股市是永远不会健康发展的。

当前我国股市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投资者没有办法来客观地评价一个上市公司。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哪一家上市公司是好的，哪一家上市公司是坏的，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打个比方说，目前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才罚多少钱，不过50万元而已，这根本就起不了什么阻吓作用。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对中国股市没有信心的主要原因。如果你们3年前听了我的劝告，今天你们就不会被套牢了。

（此专访由薛成、韦巍采访整理）

2006/12/09

郎咸平：中国的教育摧残民族创造力

新快报记者 郝帅/文

提起他，总是有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一旦他出现在百姓面前，却总能被欢呼声所湮没。

在网上的民意调查显示，他被推举为最受人欢迎和尊敬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却连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提名都进不了；他为主流经济学界所不容，但却一直为中小股民撑腰说话。

也许你觉得他勇敢，也许你觉得他幼稚，也许你觉得他满纸荒唐言，也许你为他拍案叫绝，但他对外界的欢呼谩骂从来不在乎，他只想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想做的，他就是饱受争议的经济学家郎咸平。

对话

我们培养出的都是非黑即白“人才”

教育周刊：您曾经说过读完本科都没有创造力，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郎咸平：难道不是吗？就像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一个问题的看法非黑即白，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不能做大做强，结果我们的高材生就跑过来问我，难道要做小做弱吗？我谈的只是一个规律，只是说明中国企业太浮躁了，做大做强一定会出问题，但不是说要反过来做小做弱，难道就不可以折中吗？其实这个社会90％都是灰色中间地带。

但没有创造力不等于废物，很多岗位都不需要创造力，只要能重复就行了，因为这个社会不可能都是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

韩国的兴起是民族创造力的兴起

教育周刊：您怎么看中国的精英教育？

郎咸平：中国高考制度是一项非常能摧残创造力的制度，有创造力的人都是第一批被高考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