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馨审查材料，没发现有奸夫的叙述。胡氏仅18岁，小姑才17岁。老婆谋害丈夫，妹妹谋害兄长，一定有重情，而非情非理，令人惊异。案卷里说蒋某痨病严重，胡氏谋害丈夫后即可改嫁，小姑等胡氏改嫁后就可独吞百亩地。案卷里还说蒋某被害后有盗贼剪开篾墙盗窃，捕役曾亲往查验。张集馨于是调集了捕役和验伤人员。

他特别派遣委员李象昺悉心调查研究，说：“此案实情与罪名相距很大，稍有疏忽，一定冤枉好人。”

李象昺先向捕役了解剪开的篾墙道口、盗贼出入的印痕口门尺寸高度（1尺2寸）和宽度（1尺1寸）。问了一天，盗情已经清楚。

张集馨问验伤人：“验尸单上填有‘上颚红润’，那就是捏伤肾子造成的，肾囊是否还坚硬呢？”

“不硬。”

“哪有上颚红润而肾囊不硬的事？”

验伤人交代说：“肾囊的确没伤，上颚也没红润，幕府张友说遍体无伤，哪会死呢？不如在验尸报告单上说捏伤肾子，才不会被驳回。”

张集馨接着提胡氏姑嫂来问。张集馨发现姑嫂二人都是纤弱女子，很是老实，没有一点泼妇的样子。张集馨问他们为什么害死蒋某，她们回答说，她们受了刑，书吏要她们这样招供。临起解时，县令母亲每人给了制钱千文，叫她们不要翻供。

张集馨又提地方上负责治安的团长来问，团长作了如下交代：

验尸无伤，死者所盖的棉絮失落无存。要求县令查出棉絮所在，说如果查出来案情就可大白于天下，结果被县令斥责了一番。

死者有痨病，咳嗽不已，体力很弱。平日从床边到寝室门口只几步路，他都要蹲地休息片刻。死的那天晚上，胡氏与他同床，下垫篾席，上盖絮被。三更后，胡氏在睡梦中惊闻其夫大喊一声，滚地说不出话来。她摸衣服，找不到。只见墙根有一个圆洞。是盗贼钻进篾墙把被窝、连带他们的衣服都抱走了。

胡氏开门到小姑卧室借火和小褂。小姑说：“你把我的衣服穿走了，我咋办？”

厢房住有王姓母子二人，听到胡氏喊有盗贼，儿子拿起一个棒子就要出门。母亲制止他，说：“盗不可测，我们租别人房子住，何必要替主人外御其侮？”听了这话，儿子才没出来。

蒋某叔婶住后院。听到胡氏呼喊，就提着油灯来看。只见蒋某滚在床下，墙根有洞，床上棉絮荡然无存，胡氏布褂也不见。开大门出看，杳无人影。洞口泥堆有足迹，微闻临村有逐盗之声。第二天向乡保、团长报案，他们马上到营县呈报。当时缉捕令很严，县令害怕受到四参处分，授意捕役说不是盗窃案，是胡氏与小姑谋命案。徐钧验尸，见尸体没有伤痕，就胡编什么尸体背后的指甲抓痕就是致死之伤。没有凶器，就把屋内墙上篾匠用的弯针一条指为凶器。接着县令派人把胡氏与小姑锁到观音崖，打了她们几十个耳光，又用木扁担各压一次，两人忍不了疼，就按照差役教的招供，两人被迫无辜服罪。

张集馨调徐钧到省申斥。开始他还桀骜不服。张集馨让知府怡昌、委员李象昺提集全体人证，在衙署与徐钧同审。徐钧见验尸人和差役吐出真情，才无话可说。当晚，徐钧到李象昺家里，向他求情。李象昺对他说：“如果尸体有致死之伤，不难开棺再验；如果尸体没有伤，我不能只顾友谊而让无辜受到极刑处罚。”徐钧说：“死者实在没伤，肾囊之伤是张友所为。”

案子平反后，胡氏与小姑脱去囚衣，交亲属领回。

徐钧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忍心害理，陷害两个弱女子。案子大白后，他不自责请罪，却担心弹劾，就到处找关系替他找出路。学使彭咏莪写信给张集馨，说徐钧是他亲戚，能容就容，不能容就让他病退；山东巡抚陈庆偕也要求对他格外优容。上司没有深究，结果徐钧以病为名退休回家。

此案如果不是张集馨的认真负责，不是他把百姓当成一回事，如果不是委员李象昺的深入调查研究，徐钧一定纠缠不已。张集馨深深感到：“州县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

第二组

陈树屏解纷

光绪十五年(1889)，中丞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制军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二人地位相当，个性都很强，经常发生口角。

一天，在武昌黄鹤楼举行公宴，相互敬酒。主宾都有几分醉意。座中突然有人问到面前长江水面的宽度。谭说是五点三里，张说是七点三里。双方争得面红脖子粗，谁也不肯服输，一时又无人判断谁是谁非。张突然想起江夏县(武昌)县令陈树屏。张说他应该最了解。于是立刻派了一名军士请他。

陈树屏是名进士。听到二人请他回答长江水面宽度的问题，便立即跟军士走。他足一迈入屋，张、谭异口同声地问。陈应声道：“水涨时是七点三里，水退后只有五点三里。您二位说的都不假。”听后，张、谭哈哈大笑，争辩立刻停了下来。

片言解纷

康熙十年有个规定：军队将官因为发饷迟了，或扣发军饷，或对士兵暴虐，引起士兵鼓噪，就要革职。顶头上司及提镇都要降两级调走。另外，河营士兵喧哗，提督徇情不检举，或检举不实在，也要降两级调动他处。如果顶头上司唆使喧哗，就要革职审问。

道光三年的一天，南河中军副将军裘安邦（字古愚，嘉庆武进士）操练士兵，因为要求过严，士兵不服，喧哗起来，裘安邦认为士兵“鼓噪”，要求河督（河道总督）查办，但河督不答应，双方产生龃龉。

江督孙制府（疑为两江总督孙玉廷。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四年孙玉廷担任两江总督。）知道了这事，决定让双方重归于好。做到这点，必须让裘安邦放弃要求。

孙制府在“鼓噪”二字上做文章。他问裘安邦：“当天演武场中只是人声喧哗呢，还是又有击鼓声呢？”裘安邦说：“只有人声，没有击鼓声。”孙制府说：“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噪杂。一定兼而有之，才叫鼓噪。你说的情况不叫鼓噪。”听了这席话，裘安邦再也没说什么，与河督的纠纷马上平息。

袁枚解纷

乾隆时期，文人袁枚（1716－1798）曾在溧水、江浦、江宁（今南京）担任知县。以他渊博的才学和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了不少纠纷。下面是其中的三个。

一

有两人争方山溪洞外的一块地。两人打官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于没有契券，官司久久断不下来。袁枚接手后，望着成堆的案卷说：“这与左丘明讲的‘宋郑之间有隙地’差不多。（按，《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两国之间有几处可垦而未垦之田，双方展开了长期争夺。）我认为你们把官司了结了吧。”说完把他们的状子烧了，发给双方田契，让双方开垦，双方不再争执。

二

一天，江宁一条战船停在江边，一个老兵蹲在舵楼拉屎。一条小船扬帆而过，老兵被撞，坠水而死。士兵跑出来，把小船的帆斩断，系住小船，把船夫打得死去活来。

官司打到袁枚那里。袁枚查验了尸体，对船夫说：“你把帆挂起来试开一下，看为什么会撞别人的船。”船夫说是风大，非人力所能控制。袁枚说：“你的话不可信，再张开来给我看看。”船夫按照袁枚的话做了，乘风破浪。船一下子就走远了。士兵见小船走了大嚷。袁枚结案说：“这是误杀，不是有意的。法律上没有因误杀而赔命的规矩。埋葬费由我出好了。”

三

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刮大风，白天都变黑了。江宁有个韩姓姑娘被风吹到铜井村。该村离江宁90里。第二天村里人将姑娘送到江宁。姑娘与李秀才的儿子早已订婚。李秀才认为风不可能把人吹到那么远，姑娘被送回，一定有奸情。他把官司打到县里，要求把婚约解除掉。袁枚说：“古代有风把人吹到60里外的事，你知道吗？”李秀才不信。袁枚便把载有此事的元代郝经《陵川集》给他看，并说：“郝公一代名臣，能说骗人的话吗？当年风吹的是吴家女，后来嫁了宰相，只怕你儿子没有福分。”秀才听了大喜，把状子撤了。

清朝文字狱

在其整个统治时期尤其是在康熙至乾隆期间，清王朝在思想上的专制是十分严酷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从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来镇压对自己不满的知识分子。中国最早的文字狱是崔杼杀大史，事出公元前548年（据王彬《禁书·文字狱》26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齐庄公与大夫崔杼妻子通奸，崔杼杀了庄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大史杀了，大史弟又这么写，崔杼又把他杀了。二弟又这么写，崔杼为他们的正直折服了才没杀。后世文字狱屡屡为统治者用作思想统治的工具，而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常把文字狱当作手中的紧箍咒，用来威胁迫害怀念明朝、对清朝有反感情绪的汉族知识分子。有清一代，文字狱达160多次。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顺治二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革职，交刑部论罪，最后的一次文字狱是清末“苏报案”。

在清朝160多个文字狱案例中，实际上只有极少诗文勉强说得上有思念明朝、不满清朝的情绪，而大多数与此根本挂不上钩。例如下面讲到的雍正二年的查嗣庭狱，起因是一个“维民所止”题目。这本是诗经上的句子，但统治者挑出首尾二字，并牵强附会地说这是“雍正”断头的意思。再如下面讲的《徐述夔诗集大案》，作为罪证之一的是诗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指明天，“清都”当指天帝住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表现的是一种理想，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但讦（jié）告者和统治者把这里的“明”“清”二字硬说成是“明朝”与“清朝”。乾隆朝杭州有个叫卓长龄的，写了一本《忆鸣集》，仅因为“鸣”与“明朝”的“明”谐音，“忆鸣”就说成是“忆明朝”，指为图谋不轨。多专横的统治者！

大多数的文字狱不仅要严惩诗文作者，还要株连大批无辜的人，包括家属、出版者、参订者、抄写人、装订人乃至买书人和当地官员。告发者往往得以升官发财，于是告讦成风，人人自危。一般文人不敢研究和反映现实问题，一头钻进故纸堆，搞考证去了，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下面是康熙到乾隆朝的一些文字狱案。

《明史》案

《明史》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决谳于康熙二年。

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明史》一书。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鑨。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有指斥清朝词句。庄廷鑨是个瞎子，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当作是自己写的书。修订完后便于顺治十二年病死了。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明史辑略》，请崇祯十三年进士，在南明弘光政权中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

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顺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

好些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碍之处向庄允城敲竹杠。庄允城都用钱财堵了他们的口。康熙二年（1663），归安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吴之荣，罢了知县，想借告发立功，以图东山再起，将此事报告杭州将军松魁。松魁与巡抚朱昌祚讨论了这事后，朱昌祚以书面形式报告督学胡尚衡。庄廷鑨知道后，通过贿赂免于起诉。之后，庄廷鑨将指斥清朝的话稍加修改重刊。吴之荣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败，但未死心，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吴之荣向来怨恨南浔（吴兴县东）富人朱佑明，他乘机嫁祸于朱，他说庄书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利用此书大做文章，下令严审，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庄廷铖（24岁）与李令皙杀头。李令皙四个儿子也处以死刑，朱佑明有五个儿子，都被杀。参校该书的茅元锡（刚任命为朝邑县令）与吴之镛、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吴炎等人都被处死，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虽受牵连，但因为合词检举，加上广东提督吴六奇的救援，才没判罪。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带上脚镣手铐解赴京师。同时解赴京师的还有其幕客程维藩。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免了官，而程维藩被杀了头。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案发后，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刻书、印书、订书、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斩首。浒墅关（吴县西北）货物专卖主事李希白听说阊门（吴县西北门）书坊有此书，派人去买。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书商都被杀头。李希白所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