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借……”寻求经济出路是明诸生下山、出门参加科考的主要原因。

老考生

在封社会，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无疑是一条灿烂诱人的道路。考上秀才，在乡里就会被另眼相看，考上进士肯定就有官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千上万，而统治阶级提供的资格名额却很少，有人把科举描绘为知识分子的羊肠小道，是十分形象而准确的。为了实现理想，有的读书人考了一年又一年，由黑发考到了白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封建社会白发考生不知有多少！下面是清代一些老考生：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广东考生黄章，年已百岁，还参加顺天乡试。进考场时由曾孙打着书有“百岁观场”4字的灯笼前导。黄章是40岁才中秀才83岁选为岁贡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西李炜100岁，参加会试。

道光六年（1826）广东104岁老人陆云从应会试，没考上，道光帝恩赐国子监司业衔。

据王建辉、易学金主编的《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的统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参加乡试的考生，八九十岁以上的有94人，第二年会试的，90岁以上有4人，80岁以上的有73人。嘉庆七年（1802）参加会试的举人70－90岁的有180人，95岁以上的有6人。

桂林一枝

桂林王城正阳门上，一块巨匾嵌入墙内，“三元及第”4字赫然可见，此匾标榜嘉庆十八年（1813）中解元，二十五年（1820）中会元，并于当年就中状元的临桂人陈继昌。4字为两广总督阮元亲自书写，让人刻的。

陈继昌参加廷试时，抱病勉力对策，仅得完卷。阅卷大臣始评为第二。曹振镛（1755－1835）说：“本朝百年余来，三元尚只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结果改为第一，于是陈继昌便三元及第。他的座师（主考官）刊刻“桂林一枝”图章一枚相赠。

曹振镛说的三元“尚只一人”是指江苏常州县钱启。他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解元，四十六年（1781）中会元与状元。

“桂林一枝”是出类拔萃之义，语出《晋书·邹诜传》：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昆山之片玉。”

“桂林”双关，指桂林府，又指桂树林。“桂林一枝”说陈继昌是桂林府（临桂县属桂林府，桂林府治所在）的出类拔萃者。

陈继昌是东阁大学士陈宏谋之孙，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会试同考、直隶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署江苏巡抚。

考场·作弊·科场案

考场，我们这里单说考举人的乡试考场。乡试每三年一次，时间是八月。乡试考3场，每场3天。第一场是八月初九，第二场是八月十二，第三场是八月十五。地点在省会的贡院。京师、山东、江南（康熙六年分为安徽、江苏两省）、浙江、江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各有一所。围以高墙，种植荆棘，故贡院又名“棘闱”。贡院内有监视士子考试的明远楼，贡院的两旁是考生住和考试的号舍，一人一间。号舍高6尺，深4尺，宽3尺，只容1人起坐。墙的两侧有坎可支当桌凳的木板。木板拼起来就是晚间睡觉的床。巷尾有厕所。有号军取水生火。

考场有极严格的搜检制度和监考制度。考生手提装有食物、蜡烛、笔墨的篮子进场。入场时首先要点名识认，防止顶冒。查检严格，设两门查检，2人搜检1人。考生要打开被褥，脱帽，脱鞋，解衣，散发。乾隆时规定，考生的衣裤、帽子、袜子都是单层，糕饼要切开，砚台不许过厚，衣缝拆开，鞋底单层。搜身后，领卷按号入闱。监考人员逐一核对考生的年龄相貌。写有考题的题纸由监临、知贡、提调等官分发到号舍。士子入号舍后即封门，查号。每号都有号卒看守。墙外日夜有人巡逻。

考生在号舍不许交谈、换号、换卷。交卷后从甬道出去，不许驻足。

对违规人员处罚很重：嘉庆规定，发现夹带，枷号一个月。

如此严格的考试，是不是就没有作弊现象了呢？有，有的还很严重。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清朝较之前代更甚。方式主要是三种：

夹带。夹带就是将有关考试内容的材料带入试场。举子把有关材料用绳头小楷抄在衣服里层，或抄在纸上，放在竹篮、酒罐或靴里。有的买通差役，公然带进考场。这种情况在同治之后尤多。

代考。代考就是请能人代替考试。光绪九年（1883）举行考职试，有人托浙江举人马星联代考，马星联说：“给我八百两银子，我包你得第一名。”发榜后那人果然得了第一。

合谋。考官与考生合谋。考生向考官行贿，送上自己的字体，或在考卷中作记号。某科诗题为《所宝惟贤》，考官与考生商定以“水烟袋”3字散见诗中以为关节。考生在卷子里写道：“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考官轻易地认出试卷，判为佳作。

考官对考生更直接的帮助作弊是派人代考。

清王朝对舞弊案进行过查处，曾给予严厉的惩罚，也抖出了一些幕后的高层丑恶，反映出清代科举的腐朽。这里讲5个案件。

第一个：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张我璞受贿，社会上盛传“张千李万”。2人录取爵高厚贿者田耕与邬作霖为举人。顺治帝指示吏部、都察院会审。结果李振邺、陆贻吉（科臣，行贿者）、田耕等7人立斩，7家老幼家产籍没入官，妻儿子女百余人流徙尚阳堡（辽宁开原东40里），另有25人受牵连，被流徙。

第二个：与此同时，江南乡试也发生严重舞弊现象。主考官方猷、副考官钱开宗与同考20人录取120名举人。其中很多是通过关节录取的。事情因一部《万金记》泄露。“方”去一点为“万”，“钱”去右半为“金”。“万”、“金”指两主考官和副考官。顺治闻之，令将2人与同考杀头，妻子家产籍没入官。

第三个：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营私舞弊，受贿或凭关系录取举子。工部尚书熊一潇为儿子熊本，左都御史蒋宏道为儿子蒋仁锡能够中式而“直献囊金满万”。熊本只14岁，他们就由魏嘉谟为他代笔3场。督捕右堂刘国黼，考前几天晚上跟姜宸英、李蟠打了“招呼”，他的儿子就中了。考场正门没打开，题目就已有人知道了；还没放榜，状元就预报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御史鹿祜疏参。康熙帝说：“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代考）之人亦复混人，着将举人齐集内廷复试。”经过复试，原来中式的举人有的取中，有的落第。最后姜宸英被逮捕下狱，死在牢中；李蟠谪戍。

第四个：康熙五十年（1711），顺天乡试。试榜一公布，无名者大哗。因为录取的多是盐商弟子。主考官为左必蕃，副考官为赵晋。盛怒的举子把“贡院”改为“卖完”。贡院门前贴对联一副：“赵子龙浑身是胆，左丘明有眼无珠”，直刺两主考官和副考官。康熙帝令尚书张鹏翮、总督噶礼和巡抚张伯行共同审查。想不到噶礼与张伯行竟互劾。康熙令尚书张鹏翮与穆和伦先后审查噶礼与张伯行，均认定张伯行有罪。康熙帝相信张伯行清白，对张、穆结论怀疑。于是又令九卿、御史、给事中会审，才查出噶礼与左必蕃勾结，胡作非为。结果噶礼与左必蕃革职，赵晋等人处决。

第五个：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主考是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都察院左副都史程廷桂，同考官是编修邹应麟、浦安等人。考试结束后录取了一名戏子平龄为举人，引起议论。御史孟传金报告议论，咸丰帝命令复查试卷，发现50份试卷有问题，如朱、墨2卷（举子考卷用墨写，叫墨卷；让人将墨卷誊写一遍，编号而不书姓名，给阅卷大臣看的叫朱卷）不符。咸丰帝大怒，剥夺了柏葰职务，令载垣、肃顺等会审。查出沟通关节、改动朱卷等违法行为。此案涉及面广。直接参与者有柏葰家人、邹应麟、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刑部主事罗鸿绎等人。还涉及到兵部尚书陈孚恩儿子。肃顺素与柏葰不和，坚持严办。最后柏葰与李鹤龄、罗鸿绎、浦安处死，朱凤标革职，陈孚恩降一级，程廷桂发往军台效力。

尽管清王朝对作弊行为严肃查处，但舞弊行为在整个清朝科举考试中不断出现。同治朝就不严格了。《异辞录·考试公然犯规》说，同治四年（1865）会试，有举人把携带入场的书掉在地上，有人捡起来交给检搜王大臣。王大臣放进袖里，说：“为什么带账本进场？”光绪年间，考生把满装书籍的藤箱拉进试场，这样公然的犯规都没有人禁止。

考场是监狱

科举时代，考场是监狱，很多考生视为畏途，有的听说与考试有关的人和事竟吓得魂飞魄散。

首先，不论什么考试，考生都要受遍身搜查之辱。考生被视同囚犯。

如果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得考三场，要挨一天一夜的苦，受三十多个小时牢房的折磨。考生须于考前一天入场，对号入号舍。随身携带之物除文具外，还有餐具、茶具、被褥、食物乃至煮饭、汲水的用具。号舍只4尺长、3尺宽，卧时只能缩着头。第二天子时发试卷，考生就得点蜡烛考试，顾不得闷热、蚊咬。

监考，有的是在楼上居高临下监视，有的是在试场上走来走去，特殊的考试则由士兵持刀夹着考。

考试时间有严格规定。考试终止时间一到，就要立刻交卷，不允许稍停片刻。

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得以录取的名额是很少的。能否成名，荣华富贵取决于一场文战。考生思想紧张可想而知。成功的考生，不仅要在寒窗10年里将大量的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善于八股文、试帖诗的制作，还非得有龙马般的精神、驴骡筋骨、蝜蝂呆气、骆驼毅力不可。

考规的威逼，吏卒的监视，时间上的催促和搜查的凌辱，使很多考生视考场为畏途，每到考期，都有戒心。有个年近50的士子叫齐升甫的考了20次童试还没过关。一天他与几个与他同遭遇的人饮酒。忽然有人跑来大喊：某日学政（负责考试的人）要来视察了。几个饮酒的人马上停杯，窜逃一空，而齐某不动。原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吓得魂飞魄散，手足僵硬了。

清朝文化简史

清代文化成就辉煌，现分哲学、考据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几个方面简述。

清初有三名著名哲学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都参加过抗清。黄宗羲（1610－1695）哲学著作主要有《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哲学上主张理在气中，政治思想上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认为民重君轻。顾炎武（1613－1682）哲学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兵书》。他有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气构成的。他赞赏黄宗羲的思想，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对君权进行限制。他反对理学，认为理学空言心性，不是学问。他主张学以致用。王夫之（1619－1692）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10种。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继承宋代张载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思想。乾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戴震（1724－1777）。哲学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他对“气在理先”、“理生气”等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理是气之理，“非生物之外别有理也”。他还批判了天理人欲的程朱理学，指出“存天理，去人欲”是杀人的观点。

鸦片战争后积聚的社会动荡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新时期。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都是代表人物。龚自珍（1791－1841）、魏源（1794－1857）都注意研究现实问题，反对脱离实际，学习西方，提倡改革。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哲学上，龚自珍在《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批判了长期流传的天人感应论，否认天象与认识的必然联系。他那“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告诉人们清王朝已从“治世”进入“衰世”，提出了“更法”思想和“心力”说。魏源的重要哲学著作是《默觚》。他强调“知”在认识中的作用。康有为哲学著作有《万木草堂口说》、《春秋董氏学》、《大同书》等。他提出“元气论”和变异、进化思想。他把元气看成万物的本原，晚清的中国村落认为变异是普遍现象，生物是不断进化的。谭嗣同（1865－1898）主要哲学著作是《仁学》。他用“以太”作为宇宙本原。“以太”是西方物理学概念。认识论上，他认为认识对象和真理是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