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既不在于他们必须进行的计算的复杂性，也不在于为了进行分析而获取准确的原始材料的困难性，而是在于如何小心谨慎地向空军作战部部长透露坏消息。作为西线外国空军处处长，奥韦经常在形势会议上讲话，但他很快认识到“有许多事情你只能一点一点地讲出来”。他总是在上午的会议上透露一点情报，在晚上的会议上又透露一点情报。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使空军指挥部相信，同盟国已经有了续航能力很强的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可以护卫着轰炸机深入到德国领空，然后再返回去。指挥部总是怀疑情报单位上了敌人宣传的当。这些情报官自己对美国人修建前线机场的速度感到吃惊，他们常常在三、四天内削平整个山头，铺设钢筋网混凝土跑道。但是，尽管对前前后后的航空照片所作的比较使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指挥部还是不承认。有一次，戈林厉声训斥一个情报官： “我一瞧你的图表，就觉得上面只有敌人，德国力量根本就不存在！”结果他把这个人赶出了会议室。

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时候，接替奥韦担任d组组长的阿尔布雷希特·蔡茨施克上尉，一个非常聪明、具有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明确判断的罕见才能的职业军官，对空军的情报工作提出了严厉的确凿有据的批评。他写道：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年底，德国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失败了。”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情报军官的年纪太老，挑选不严，人数太少，间谍欺骗了他们，工作重复（至少有十个不同单位从事高频无线电的工作），上级指挥部的过分乐观使军官们不敢在汇报会上发表他们的真正见解。他得出结论：指挥部“不把情报工作当一回事，”“实际上毫不重视情报机构的发现，”最后主观地“作出了他们自己对敌人的判断”。

或许这根本没有关系。到盟军登陆的时候，西线强大的德国空军，这些几年前以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震慑世界的骄横不可一世的银鹰，已经减少到只有几百架可以作战。空军情报机构——西线外国空军处的三十或四十人，西线战地指挥部情报站数目大致相等的一批人，总共将近一百人——就是为这几百架飞机工作的。也就是说，每个情报工作人员为两至四架现有的飞机工作。奥韦说； “我们有时不免觉得好笑。”

由刁：空战打打停停，短期之内，空军情报对作战的影响比陆军情报还要有限，海军情报的影响甚至更加有限。这部分由于一种类似空军的情况：任何人不能占有海洋。部分由于没有出现大型舰队行动，而且这种结果也是由海军总司令部内部情况逐步形成的。因为外国海军处敌不过陆、空军情报机构中的任何一方。

外国海军处伴随着海军作战指挥部于一九三九年底成立（海军情报活动当然早就存在），不久，海军情报就开始不值钱了。本当是外国海军处的一个主要提供情报的机构无线电侦察组，几乎立即脱离了该处。在后来直至战争结束的一段时期，海军通讯情报处成功地保持了它的独立性，成为海军作战指挥部的一个自成一体的与其他处平等的机构。与此同时，应当是海军情报的主要接收者之一的作战处，竟然自己承担一项基本情报任务：判断敌人的情况。由于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报提供者和接收者，海军作战指挥部三处外国海军处的作用，实际上已经缩小到微不足道了。可以肯定地说，它是陆、海、空三军情报机构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情报机构。

除了向各舰队指挥部发行例如“美国海军和海军航空队在进行登陆作战时的任务”（五页，一九四三年）这样一些题材的简报外，外国海军处剩下的工作只不过是统计敌人有多少商船。这涉及到一个大问题：敌人船舶的总吨位是多少，被德国的潜艇击沉了多少，德国的潜艇多年来一直企图切断英国的供应线，使它不战而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小舰队指挥普劳泽海军上校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外国商船组统计出了数字。它的统计资料来源是海军通讯情报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处和空军研究部，但主要来自对外国报刊的仔细选材。有一篇报道讲，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提交美国国会众议院审批的一项拨款议案，要求拨出大约六十亿美元的款子来建造船只，这篇报道还透露了一个背景：根据这项船舶建造计划，将要建造四千四百零三艘船只，总吨位四千四百万吨。这为外国商船组提供了可以进行计算的可靠依据。这些计算是由该组的h0 llerth计算机进行的，这些在计算时发出一片卡嗒声的计算机，最初放在蒂尔皮茨沿河大街七十二号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一座沙岩建筑物内，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遭到空袭轰炸后，搬到萨克森巴特劳特的一个疏散站，约有五十人看守着，他们占外国海军处的这个分遣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些人使用机器跟踪他们所知道的每一艘远洋货轮、油船和运输船在海上的活动，这样的船只数以千计。这些机器还能作出统计，算出不同航线上——沿着美国大西洋海岸，抵达英国不同港口，横渡北大西洋或南大西洋——的船只的吨位。它们还能计算出同盟国已下水和正在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

在这方面，外国商船组的分析家们的计算是非常准确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外国商船组报告，一九四二年美国建造了五百九十二艘自由轮和六十二艘油轮。实际数目是五百九十七艘和六十一艘。但这是依据事实而作的报告。在预料时，他们就不那么准确——连美国的船舶建造者也不能精确地预料将会建造多少船只。最初，德国人高估了美国的造船能力。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德国估计美国在一九四二年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在七百二十万至九百三十六万吨之间。实际上有七百七十七万吨位的船舶交付使用。但是在那以后，德国人大大低估了美国的造船能力。至少有一部分原因似乎是外国商船组认为要保持所传每五十五天就建造一艘自由轮的速度是“不可能的”，该组认为建造这样一艘商船平均需要七十天。实际上平均建造时间降至五十天零几个小时。根据这样的推测，海军作战指挥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估计，美国在一九四三年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将达一千四百一十万吨，造船厂实际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几乎达一千八百万吨。

对美国造船速度的估计，大概对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部将领的头脑里常常打转的一个数字的形成起了帮助作用。这个数字就是“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德国潜艇平均每月击沉的船舶的总吨位，必须超过同盟国新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这样才能赢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这个数字一般在七十五万吨左右浮动，虽然在一九四二年，当时还仅仅担任潜艇总司令的邓尼茨，一时过分盲目乐观，把这个数字降为四十万吨。奇怪的是，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似乎同德国对同盟国造船速度的估计没有关系。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估计的数字，比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估计的数字还要高，然而所定的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却降低了。原因似乎是这个数字仅仅是一个指标，一个适合于一时情况需要的指标，一个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部的将领们在向来访的政治家或者下级作宣传时，或者在进行内部政治斗争时，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随意增减的指标。

这个数字对海战没有产生影响。此外，对美国造船速度的错误估计，同德国海军情报机构面临这个首要问题时产生错误的两个原因相比，是相当无关紧要的。德国情报机构试图确定同盟国在某一时期拥有多少吨位的船只，进行作战又需要多少船只，这是预料同盟国行动的基本情报。第一，轴心国声称击沉的船只总比实际数目要多。比如，海军总司令部相信，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潜艇和飞机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击沉的船只的总吨位是八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七吨。实际上同盟国损失的船只的总吨位是五十六万七千三百二十七吨。第二，德国人大大高估了从海上运兵所需要的船舶吨位。外国海军处推算，运一个美国步兵师，需要三十万总吨位的船只，但实际只需要十二万二千吨位。换句话说，外国海军处估计的船只吨位，比实际需要的几乎高出百分之二百五十。这意味着它相应地减少了它认为可以运到登陆地点的口币的数目，从而危险地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

这一次又一次地导致毁灭性的估计错误。 “c同盟国的）

船舶吨位……不能满足运输一支大型远征军及其后续供应的需要，”海军总司令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作出了如上的预料。三个星期之后，同盟国部队在北非登陆。雷德尔不得不向希特勒承认：这“证明同盟国尚不缺乏从事战略行动所需的船只”。但是几个月之后，德国人重犯了错误。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一份形势报告宣布： “目前的吨位情况无论如何表明，敌人极其不可能迅速地将大规模作战行动所需的大量人员和物资运出集结地域。”七个星期以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并开始向意大利半岛挺进，促成这个国家叛离轴心国集团。

海军作战指挥部作战处作出这些预料所依据的统计数字，来自外国海军处。在一九四二年被任命接替戈特弗里德·克吕格尔海军上校担任外国海军处处长的前驻莫斯科海军武官、圆圆胖胖的诺贝特·冯·鲍姆巴赫海军上校认为，虽然向作战处提供有关敌人情况的情报是他的最重要的工作，但只是他的工作中相当少的一部分。他的统计数字，总是得不到间谍或截收材料的纠正，如果间谍或截收构·料对同盟国的计划有较深刻的洞察，本来是可以作些纠正的。因此，作战处谋求根据一般战略原则，或者根据吨位数字，从地理角度上预测同盟国的行动。但是前一个根据由于同盟国出其不意的行动而站不住脚，后一个根据则已证明是灾难性的错误。

虽然希特勒式的估计逐渐渗透到形势报告中，非常亲希特勒的邓尼茨取代了雷德尔之后尤其如此，但并没有澄清海军对外界形势的看法。作战处在一九四三年说： “美国对德国和苏联采取同样敌视的态度。”但事实并不是如此。鲍姆巴赫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调到陆军参谋总部海军联络处（部分是为了保护这个反纳粹分子），以及比较投合邓尼茨心意的奥托·舒尔策海军少将取代了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倾向。

结果是外国海军处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产生了几乎完全消极的影响。它的虚假的吨位数字，尽管是它对了解敌人的情况所作的仅有的重要贡献，却使海军得出了致命的错误结论。要说外国海军处有啥最好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没有它，海军总司令部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或许就是鲍姆巴赫在别人问他那个处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作了什么贡献时，他的答复“贡献就在于有这么一个机构”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

21.第四副参谋总长和武装部队

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处库特·冯·蒂佩尔斯基希将军是一位参谋官，四十五岁，矮个子，粗脖子，留着平头。他出身一个老的军人家庭，他父亲也是一位将军。他一九零八年参加了精锐的伊丽莎白女王禁卫步兵旅。一九一四年，他在马恩受伤被俘，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被关押在法国。大概由于他学会了法文，或者按理说他学会了法文，军方在一九二四年安排他到军队部三处工作。两年以后他离开三处到野战部队，但在一九三二年返回，一九三三年担任三处意大利组组长和主任参谋。一九三六年，他再次回到三处，这一次他担任三处处长。三处是陆军参谋总部情报处。蒂佩尔斯基希相当孤僻，至少有一个下级认为他软弱，但权欲熏心，不切实际地乐观，有一个外国人认为他没有志气，仅仅满足于能够对敌军进行分析估价。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担任参谋总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却喜欢他，信任他。不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当哈尔德把研究情报的机构分为两个处，并且设立一个副参谋总长来监督这两个处的时候，他任命蒂佩尔斯基希担任这个职务。副参谋总长的职务首先是在一八八二年设立的。已经有了三个副参谋总长；第四副参谋总长负责情报，哈尔德让担任此职的人领导以下机构：两个情报处（西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军处），武官处以及后来成立的另一个处，这个处主要调整军方同纳粹党的关系。

身任第四副参谋总长，蒂佩尔斯基希处理的是高级军事情报，这是要牵涉到政治的。他本人并不分析原始情报，也很少写报告，而是谋求工作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处理各个处解决不了的问题，协调它们的工作，并把它们的工作归纳成一个完整的形象。战争爆发以后，他有时在每日形势会议上向哈尔德提供情报，有时私下提供。比如，蒂佩尔斯基希在不同场合向参谋总长汇报了如下的情况：东线的总的形势，俄国显然对巴尔干不怀意图，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布伦内罗的会晤，法国的作战方法和战术，在德国进攻法国的前一天法国将显然是三个师的兵力从东部调往巴黎，比弗布鲁克勋爵被任命为英国空军生产大臣，以及法国陷落后欧洲的形势。此外他还忙于非情报工作。他到罗马尼亚视察驻那里的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就宣传工作提出建议，向陆军总司令汇报在波兰枪杀妇女和儿童的情况。

在波兰、挪戒和法国战役期间，蒂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