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全神贯注于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兵员、枪炮、坦克、飞机、燃料。他说： “有了坦克、飞机、防坦克炮和高射炮，我们就能打胜仗。”他把他的精力，钱财和人员全部投入军备，而忽视情报。

不论是他，还是他的最高统帅部，从来没有指示谍报局进行重大活动，也从来没有向它提供能够使它对欧洲各国进行重大间谍活动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谍报局本身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它必须努力搜集情报。它懒懒散散地混日子。它在这儿放几个间谍，在那儿放几个间谍，却不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瑞典、土耳其、法国本土的政府上层安插间谍，而这些国家的态度对德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搜集英国情报工作上是拖拖拉拉的，不得力的，完全不起作用。

在别的地区，它确实搜集了少量情报——法国的动员情况和部队番号，苏联边界沿线机场的位置，诺登轰炸瞄准器，挪威沿海的部分炮兵阵地，法国海军的一种不太重要的密码。

但它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次大的成功。

相比之下，同盟国的情报工作虽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毕竟获得过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对战争起到了间接的但却是重要的影响。德国军队密码中心的一个意志薄弱而又懒散的成员，被法国间谍机关策了反，当了法国间谍，出卖了德军的作战命令和德国主要密码机（enigma密码机）的部分密码的真正码底。有了这些码底，波兰的密码破译员造出了这架机器。当战争爆发时，同盟国能破泽enigma密码机拍发的密码，对于取得大不列颠战役和大西洋战役的胜利，对于通过欺骗来控制在英国的德国间谍，以及对于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在欧洲赢得许多战斗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最终使以上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间谍活动成就，并不是侥幸取得的。法国密切注视着德国，特别是向她自己提供了有关德国重整军备的准确情报：她担心德国人进行侵略。同样的恐惧从来没有驱促德国人去调查他们的邻国。因此他们也从来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

德国情报机构的组织状况也显示了对情报的忽视。在大战爆发以前和大战期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有好几年没有一个情报参谋机构。而英国的参谋长们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建立了一个联合情报委员会。早在战争爆发以前，英国海军部建立了作战情报中心，它在战争期间善于推断德国潜水艇的动向，因此使同盟国能够击沉德国的潜水艇，或者能为它们自己的护航舰队确定安全的航线。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然而，在战争初期希特勒取得胜利的狂热中，任何这类疏忽都没有关系。波兰、丹麦、挪威、法国、低地国家以及南斯拉夫相继被德国打败，全都证明希特勒的如下信念的合理性：决定胜负的是进攻和进攻部队。武装部队当然需要情报机构告诉它们敌人在哪里，但这些情报对胜利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德国军队到底想打到哪／l就可以打到哪儿。一位研究工作者对此作了形象的概括，他说，在战争开始的几年中，德国军队把谍报局当作一个“快活的寄生虫”带在身边，·战争初期德国的全部经验证明情报是无关紧要的。

后来，希特勒进攻俄国。随即他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

整个战争翻了个儿。德国很快被迫处于守势。情报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德国开始用各种办法寻找情报。邮件检查员以前只是抽查经过德国的邮件，从一九四二年年中开始检查所有的邮件。里宾特洛甫以前指示他的外交官们搜集情报；现在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了。哈尔德觉得再也不能忍受东线外军处金策尔的散漫工作，让精力充沛的格伦取代了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增加了一名情报军官。希特勒和他的陆海军将领们以前在形势会议上很少谈到敌人，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谈到它们。

但是为时太晚了。他们的情报仍然水平低、数量少。德国的间谍混不进同盟国的高级会议。德国的密码破译员攻不进同盟国的坚不可破的密码壁垒。以前对情报工作的忽视现在得到了报应。

同盟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尤其是英国，他们一开始处于守势的境遇，迫使他们建立起情报机构，以便预告侵略者的意图。他们派了较多的人到情报机构，在情报工作上花的钱也比较多。情报有助于他们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作用——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尤其是如此，那时英国似乎除了情报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后来，当德军处于守势，盟军转入进攻时，同盟国尝到了广泛建立情报机构和较多的经验所带给它们的甜头。同希特勒的情报相反，同盟国的情报水平高，数量多，而且可靠。他们利用情报加快了胜利的进展。 不过德国人不能把轻视情报工作的责任推给希特勒一个人。轻视情报有着久远的历史。普鲁士——德国承认，她被夹在潜在的敌国之间，自然资源贫乏、人口稀少，这使她不能在消耗战中取胜。这些因素，加上国内种种困难问题（压制这些问题的最容易的办法是奉行对外侵略政策以达到民族的统一），注定了她要以战略进攻作为她的军事学说。一九一四年席卷中立国比利时然后击败法国的施利芬计划，就是这种军事学说的最残酷的体现。经过四个恐怖的年头，德国在一九一八年遭到失败，这使全体国民意识到在下一次战争中必须以进攻战迅速取胜，希特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结果，他创造了闪电战，给情报工作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不列颠的领袖们也不配得到因为建立了情报机构而给予的各种赞扬。英国的环境使他们在开始建立情报机构的时间上大大占先。她的岛屿的位置，使她很难象法国那样依靠陆军直接统治欧洲。她把国家的力量投入到欧洲大陆上冲突双方的任何一方，就可以决定谁输谁赢，以此来间接统治欧洲。这种力量均势政策，无论是主动办法，还是被动办法，都需要情报才能获得成功。情报也有助于经济扩张，而经济扩张是英国的另一个力量源泉。因此，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开始，或者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更早的中世纪末英王爱德华三世时代开始，英国就注重情报工作了。

那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国家对待情报的态度，可以被看作是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动态的反映。英国是个海上国家，基本上是要防守：皇家海军未被称作英国的矛，而被称作英国的盾。她需要情报。德国是个大陆国家，国内局势异常紧张。她的军队是进攻型的，不需要情报。因此，她没有能发展情报工作。

这种根本忽视情报工作的状况，完全适合德国军官团中社会精华的胃口。他们相信，侵略——他们就是靠侵略起家的——保护德国和他们的生活免受外来威胁。 而在德国内部，在军队里，他们不仅仅忽视情报。他们同情报工作作斗争。因为情报工作威胁着他们的职业。

技术的进步自然产生技术人员。比方，在军事上，就有炮兵专家、铁路专家和研究外国军队的专家。他们的知识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主要是他们可以拿保留自己的知识相威胁，从而削弱他们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样的权力使他们能够首先要求至少在军事部门内找到工作，然后进入军官团，然后再往上爬。现有的军官抗拒这种侵犯，因为它夺走了一度属于他们的职业。

普鲁土一德国军官团比别的军官团要强硬得多。它的年轻德国贵族更害怕被免职，因为他们既不能靠自己的土地生活，也不愿经商，他们别无去处。此外，自从十七世纪末勃兰登堡选帝侯让这些反叛的贵族在他的军队里当军官，以便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享受军官职位的世袭垄断权。只要他们来到人世，就能获得军官职位。他们认为：唯恐丧失荣誉，指挥官们才不当怕死鬼，只有贵族才享有荣誉，因此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领导部队；资产阶级炮兵专家，不论受过多好的训练，顶多只能干瞄准大炮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年轻贵族正谋求禁止他人争夺军官职位，尽可能不费力地将职位留给他们自己。用社会学术语来说，他们坚决反对将权力世袭制度改变为论功行赏制度。

如同整个军官团那样，参谋部对技术专家在它自己的令人眼红的领域里争夺职业的威胁进行斗争。在有些情况下，技术的压力太大，它只好屈服：铁路专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参谋部反对情报比较成功。在整个十九世纪，它似乎使自己的一方拥有一些权利。四千年的军事史告诉我们，情报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参谋们相信，赢得战斗的胜利，要靠士兵、武器和意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是，当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看到法国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使事物发生变化，因而它们在自己的参谋部内建立专门的情报机构的时候，德国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参谋部照旧对情报采取利己的反对态度。

德军的参谋部认为采取这种态度是合理的，它说，既然有关敌人的情报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指挥官应该把它当作自己整个任务中的一部分来处理。情报工作被列入作战行动之中。既然参谋部指挥作战，它就负责情报方面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情报工作是否应该作为一个专门部门分出去，参谋部排除了分出去的可能性。它不需要军官学校的学员上情报课；有关敌人情报的种种问题一并列入战术教案之中。它强调了超脱个别部门的特殊问题的重要性，把这些问题看做整个作战形势的一部分。它认为，在战斗期间敌方出现不明情况时，激烈的作战将会澄清这些情况。它排斥同间谍打交道的军官，理由是同这些骗子的交往已经毒害了他们；一个研究工作者曾经说，它宁可要“高尚的无知，也不要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有用情报。”它贬低情报，为了弥补，就过分强调指挥官的作用。因此陆军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康特·冯·施利芬宣布， “要确定敌人将从集结地域开到哪里去是困难的。骑兵和飞艇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告一般都来得太晚。指挥官必须猜测或估计敌人的意图。”

然而，情报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惊人的发展以后，即使德国军官也不能再压制它了。他们看到，如果继续压制，将危害国家，由此而危害他们的地位。因此，他们在野战参谋部设立情报军官，在司令部建立情报机构。但是他们是勉强这么做的。他们的更大的保守性，既迫使他们，也使他们得以尽一切可能抓住他们旧的权力不放。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继续拒绝给予情报工作以正式地位，而在别的国家的军队里，情报工作早就有这样的地位了。他们为了使这种态度形成制度，把情报参谋置于作战参谋之下。为了维护这种态度，他们几乎不开设讲授情报工作方法的课程。

而且他们认为必要时就大力宣传这种态度。专家们取得的进步加剧了他们的紧张不安，使二十年代的陆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把施利芬的观点更尖锐化了。 “捉摸不定和碰运气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特点，任何了解也把握不了它们，任何聪明才智也看不清它们，只有指挥官的意志才能支配它们。……明确的意志是驱散黑暗的迷雾和照亮不可捉摸的未来的唯一光明。”真正使他烦恼的是，如果情报机构能赢得战争，那就没有人需要将军了。

现在毫无疑问，情报只不过是整个工作中的一部分，由作战参谋控制自己的人员和物资，比由情报参谋提供的有关敌人的情况更为重要。

但是德国的制度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它自己的情报的质量。因为德国人觉得情报是战术的一部分，他们常常让一般参谋担任情报官。由于作战参谋的职责更重要，他们让比较优秀的军官担任这种职务，于是担任情报参谋的都是些次等军官。如果他们奉行不同的原则，本来是可以安排受过训练的专家担任情报工作的，作战参谋本来可以在估计整个作战形势时参考这些专家提供的情报。比方，同盟国甚至让召募来的文职人员担任集团军群的情报军官而获得很大的成功。

第一流的智囊成为研究敌人的专家；由于用不着担心前程，他们既能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职位，也能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德国人蔑视技术人员，称他们是“技术负担”，他们觉得技术人员妨碍了作战（比如，装电话线耽误了指挥官的时间，使指挥官丧失了主动权和势头）。他们没有认识到搜集和筛选情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情报参谋从属于作战参谋，这就进一步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因为这样就迫使情报要千方百计地通过一个额外的指挥层次，而且削减了情报参谋在同作战参谋观点不一致时可以向参谋长表达他的观点的权力。同别国的军队相比较，整个德国制度不重视情报工作，在别国的军队里，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都是参谋长的地位相等的直接下级。

有两个因素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战时缺乏一般参谋，促使军队让预备役军官担任许多师的情报参谋，这些人实际上发展成为情报专家了。格伦极力要求情报参谋至少同他们的作战参谋地位相等。不过前者总是被认为违背准则，而且从未占据军以上情报参谋职位，后者并不调整作战参谋同情报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