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西南搞建设搞得热火朝天，北京城里的魏忠贤也没闲着。

他是主持完皇极殿（后来改叫太和殿）的落成大典，

看着天启皇帝高高兴兴接受完百官朝贺，才动身离京的。

这次南下，排场不小，薛邦奇带着三千京营步兵、五百骑兵护卫，文官方面由王之臣领头。

钟擎不太放心这个老魏，怕他在江南人生地不熟，

被那帮恨他入骨的东林君子们打闷棍，

特意把大内高手方正化和李若琏塞进了队伍，明里暗里保护他。

魏忠贤这一路，可不像以前出京那样耀武扬威。

他脑子里清楚得很，这次南下，是钟擎给他指了“另一条路”，是来办事，更是来“扎根”的。

到了南京，他也没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立刻对东林党举起屠刀。

此时的南直隶，从表面看，早已是魏忠贤的天下。

南京守备太监是他的铁杆杨朝，兵权在抚宁侯朱国弼、丰城侯李承祚这些投靠他的勋贵手里，

南京兵部尚书之前是王永光，现在换成了胡应台，都是他“自己人”。

南京都察院、六部等重要衙门，也都被阉党或依附阉党的官员把持。

用一句话说，从上到下，关键位置都换成了“魏家”的烙印。

可魏忠贤到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让不少等着拍马屁的人跌破了眼镜。

他没纵容手下这帮鹰犬变本加厉地胡来，

反而让跟着南下的东厂、锦衣卫番子，暗中加紧了对这些“自己人”的监控。

他放出狠话：

谁要是敢打着他的旗号，在地方上残害忠良、欺压百姓、胡作非为，被他知道了，有一个算一个，绝不轻饶！

好几个平日里嚣张惯了的家伙，还没来得及收手，

就被魏忠贤抓了典型，或撤或杀，一时间，南直隶官场风声鹤唳，

那些依附他的官员这才反应过来，九千岁这回的玩法，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第二件事，他下令全面叫停各地给他修建的生祠。

那些已经建了半拉子或者筹了款还没动工的，钱款全部清点没收，

不是进了他魏忠贤的腰包，而是明发告示，用作地方赈济灾民、兴修水利的专款。

这一下，老百姓有点懵。

虽然谈不上对魏忠贤感恩戴德，毕竟他名声太臭了，

但实实在在拿到救济粮、看到水渠开工的百姓，

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提起“魏阉”就咬牙切齿的破口大骂了。

偶尔在茶楼酒肆，听到有书生士子愤愤不平地诋毁魏忠贤“假仁假义、收买人心”，

还会有得了实惠的平头百姓小声嘀咕两句：

“假仁假义咋了？总比光说不练、还要咱们勒紧裤带给他修庙的强吧？”

老百姓这边口碑稍有缓和，东林党人和江南的士绅豪强那边，可就把魏忠贤恨到骨子里去了。

恨得夜不能寐，茶饭不思。

为什么？因为魏忠贤对他们，那是一点没客气。

明面上，他借着朝廷整顿税收、清查田亩的由头，督促各地加紧对士绅豪门征税，

特别是那些田连阡阡却想尽办法逃税漏税的大户。

这可是直接割他们的肉。

暗地里，魏忠贤指挥手下的爪牙，发动了他最擅长的舆论攻势——造谣。

不过这次造谣的对象是东林党。

什么某位东林名士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私德不修，扒灰养小；

什么某个清流官员看似廉洁，实则家财万贯，来路不明；

什么东林党人结党营私，妄议朝政，甚至暗通关外……

各种真假难辨、耸人听闻的传言，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江南各地流传。

这盆盆脏水泼下去，不管有没有证据，先让你臭大街再说。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东林党在江南的声望大跌，

以往动不动就搞的讲学集会、清议时政的活动，能停的都停了。

最惨的是秦淮河上的文人诗会，

以前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展示才学、结交同志、议论时政的重要场合，现在谁还敢大张旗鼓地办？

搞不好就被扣上个“结社营私、诽谤朝政”的帽子。

诗会一停，连带秦淮河上的“文化产业”都萧条了不少，乐户歌姬生意惨淡，

惹得不少老鸨龟公私下叫苦不迭，暗骂东林党人没事找事，连累他们没了饭碗。

这还不算完。

钟擎早就叮嘱过魏忠贤，江南有个叫张溥的，是复社领袖，善于鼓动舆论，是个祸害，得找机会弄掉。

魏忠贤记在心里，但他想得更深：弄死一个张溥，会不会又冒出个李溥、王溥？

堵不如疏，治标不如治本。

所以，他没有像历史上可能发生的那样，兴起“丙寅诏狱”。

（注：历史上天启六年，魏忠贤曾大规模迫害东林党人，因该年为丙寅年，故有此称，牵连甚广，周顺昌等人即在此案中被捕，引发了后来的苏州民变），

也没有对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如周顺昌、周宗建等）下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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