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结束之后，杨定军忽然觉得没什么事干了。

地种了，肥施了，水渠通了。工坊那边汉斯盯着，布织得顺顺当当，订单排到了秋天。瓦尔德堡那边康拉德管着，地也种上了，人也安顿下来了。格哈德每天来汇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样。杨定军坐在议事厅里，对着那些文书，翻了几页就烦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太阳暖洋洋的，院子里的树绿了，花也开了。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远处田里新翻的土腥气。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忽然想家了。

不是想盛京那个家，是想藏书楼里的那些书。想那些父亲的笔记，那些图纸，那些他还没看完的手稿。去年冬天回去，在藏书楼里待了半个月，翻了好多东西。有的是父亲早年写的，纸都发黄了，字迹也模糊了，但还能看。有的是父亲新写的，一笔一划，端端正正，讲的是这些年种地、修渠、盖房子的经验教训。他看了个大概，还没来得及细看。还有几本是从威尼斯商人那里换来的，拉丁文写的，讲罗马人的建筑，他翻了几页，看不太懂，想慢慢琢磨。要是能在那边多待些日子就好了。可这边的事不能扔，这边是他的地，他的人。他得守着。

他站在窗前，想了很久。

那天晚上，他给盛京写了封信。信写得不长，先把这边的事说了一遍，然后写道：“父亲，我想修一条路。从林登霍夫到盛京的路。走陆路，骑马一天能到。比坐船快。这边春耕完了，闲人多，正好以工代赈。我算过了，钱够，人也够。”

信送出去，等了七八天，回信来了。是杨保禄写的，字迹潦草，一看就是赶着写的。“定军，信收到了。修路的事我跟爹说了。爹说，你想修就修，这是好事。但有一条，别贪快，别贪宽。路是给人走的，不是给人看的。能走就行。还有，钱的事，你自己出。我这边也缺钱，工坊要扩，人要招，顾不过来。你那边赚了不少，该花就花。另外，爹让我问你，那条路走哪条线？从林登霍夫到盛京，中间隔着山，你是翻山还是绕路？翻山近，但费工。绕路远，但好修。你自己掂量。”

杨定军看完信，笑了。他哥这人，嘴上说没钱，真要是他缺钱，肯定不会不管。但他不想开口。去年欠他哥的钱刚还清，不想再欠了。他算了算账，工坊这半年赚的钱，加上农业税和商税，加上瓦尔德堡那边收上来的租子，修一条路应该够了。不够再说。

第二天，他去找格哈德。

“格哈德，你知道从咱们这儿到盛京，走陆路有多远？”

格哈德想了想，说：“没走过。坐船顺流两天多，逆流三天多。走陆路，怕是要绕山。这边山多，路不好走。我听老辈人说，以前有人走过，走了一天半。”

杨定军说：“你找个认路的人，去探探。从咱们这儿出发，往南走，看哪条路最好走，哪条路最近。走一趟，把路记下来。哪段好走，哪段不好走，哪段有河，哪段有桥，都记清楚。”

格哈德说：“行。我让弗里茨去。他年轻的时候走过，说有一条老路，是以前罗马人修的，好几百年了，后来没人走了，荒了。但路基还在，还能认出来。”

杨定军说：“让他去。走一趟，看看那路还在不在。能走的话，量量有多远。别光骑马，下车走走，用步子量。一步大概多远，他心里有数。”

弗里茨去了。过了五天，回来了。他见了杨定军，鞋底磨穿了一层，脸上全是灰，但眼睛亮亮的。“大人，找到了。那条老路还在，就是荒了，长满了草，有的地方树都长到路中间了。有的地方塌了，有的地方被水冲断了。但路基还在，能认出来。罗马人修的路，就是结实，几百年了，底子还在。”

杨定军说：“多远？”

弗里茨说：“我骑马走的，走了一天半。骑马不能跑，路不好，跑不起来，就是慢慢走。要是路修好了，骑马一天能到，妥妥的。我算过步子，从咱们这儿到盛京地界，大概七八十里。七八十里路，骑马走快些，五六个时辰。天一亮出发，天黑前准到。”

杨定军说：“一天？确定？”

弗里茨说：“确定。我算过，从咱们这儿到盛京，走陆路比坐船近。坐船要绕河湾，阿勒河弯弯曲曲的，绕来绕去，多走好多路。走陆路翻山，直线过去，少走好几十里。七八十里，骑马一天，稳稳的。”

杨定军让他画张图，把路线的走势、经过的地方、哪里有河哪里有山、哪里好走哪里不好走，都标出来。弗里茨画了一下午，画了张歪歪扭扭的地图。他不太会画图，但胜在实在，什么地方有河，什么地方有沟，什么地方有石头，都标得清清楚楚。杨定军看着那张图，心里算着。从林登霍夫往南，先是平地，走十来里，然后进山。山不大，翻过去再走十来里，又是一片平地。然后有条小溪，过了溪再走几里，就是盛京地界。七八十里，分段走，一天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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