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拉尔迪的商队是七月中到的盛京。

五辆马车，十几匹骡子，驮着硫磺、硝石、意大利羊毛、几桶橄榄油、一小袋钴料，还有一箱书籍。带队的是吉拉尔迪手下的一个老伙计，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会说几句磕磕绊绊的德语，夹杂着大量意大利词和手势。他姓贝纳托，在吉拉尔迪家当了三十年伙计，从吉拉尔迪的父亲那一代就开始跟着跑商。

他这辈子翻过阿尔卑斯山的次数自己都数不清了，问他山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容易塌方，他能蹲在地上用石子摆出整条路线来。他在盛京码头边卸货时，先蹲下来摸了摸码头的石板地。石板被河水泡了多年，缝里长着青苔，但砌得整整齐齐，没有一块松动的。他站起来对旁边的人说，走了这么多地方，盛京的码头是最稳当的。没人听懂他的意大利语，但他竖大拇指的样子大家都看懂了。

朱塞佩蹲在码头边上，把那袋钴料接过来。袋子不大，用粗麻布缝的，袋口扎着皮绳。他解开皮绳，在掌心里倒了一点钴粉，对着阳光看了看颜色。钴粉在阳光下发蓝发紫，颗粒极细，沾在指腹上像碾碎了的靛蓝花瓣。他的嘴角咧开了，抬头用意大利语问贝纳托，这袋东西是从威尼斯买的还是从米兰买的。

贝纳托说是从威尼斯，一个阿拉伯商人手里拿的货，那商人说是从东方一个叫科罗珊的地方运来的。朱塞佩把钴料袋口重新扎紧，小心翼翼地放进怀里。他说了一句，这袋钴比上批的纯，烧出来的蓝色会更深。没人听懂，但杨定军站在旁边，看了一眼钴粉的颜色，点了点头。

小乔治上一趟南下时，把杨定军整理的草药手册和杨亮去世的信带到了米兰。吉拉尔迪收到后，没有拆，用油布裹了两层，单独装在一个木匣子里，安排人骑马专程送去了罗马。米兰到罗马走了将近十天，路上换了两匹马，信使回来时带着保罗的回信和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教廷那边有人接应，信件安全送达。

这一趟商队从米兰出发前，吉拉尔迪把回信交给了贝纳托，用油布裹了两层，捆在车上最稳当的一辆马车中央的货袋夹层里。贝纳托出发前吉拉尔迪特意交代他，这封信比那几袋硫磺值钱，路上别压着别沾水，睡觉的时候压在枕头底下，过河的时候举在头顶上。贝纳托拍了拍胸口，说信在人在。

贝纳托把信交到杨定军手上时，油布还带着骡马身上的气味，干燥的，温热的，混着米兰货栈干草和阿尔卑斯山尘土的气息。外层的油布用麻绳扎着，解开麻绳，里面还有一层细布包裹。杨定军接过信，站在码头边上就拆开了。

河风吹过来，把信纸的边缘吹得微微颤动。远处船工们正在卸硫磺袋子，扁担压在肩膀上吱呀吱呀地响。朱塞佩还在码头边跟另一个意大利车夫聊天，语速飞快，手势夸张。杨定军没有在意这些声音，他低头看着手里的信。

信是用厚实的羊皮纸写的，折成三折，封口处盖着教廷的红色火漆印章。印章在路上被蹭过，圣彼得交叉钥匙的形状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信封上用拉丁文写着收信人：盛京，杨定军。字迹是保罗的，一笔一划很清楚，不带连笔，每一个字母都独立站着，像他做人一样不绕弯子。

杨定军见过保罗的字，在父亲的笔记里夹着几封保罗早年从亚琛写来的信。那些信纸薄而脆，边缘泛黄发脆，墨迹褪成了灰褐色。这一封是新写的，墨迹发黑，是罗马的墨水，比盛京自产的炭墨颜色浅一些，在光下面微微泛着铁锈红。罗马墨水用的是铁盐和鞣酸调的，时间久了会变色——父亲在笔记里写过这个。杨定军心想，这封信再过十几年，也会变成灰褐色，像亚琛时期那几封一样。

他拿着信回了藏书楼。父亲的樟木箱子放在书架旁边，箱子盖半开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五十六本笔记和那本《杨氏技术纪要》。窗外水力工坊的铁齿轮嗡嗡地转着，阿勒河的水声从远处传过来。父亲的藏书楼里很安静，墙角放着一盆炭火驱潮，炭火上面架着一个小陶壶，壶嘴里冒出极细的水汽，空气中有一种旧纸页和樟木混在一起的干燥气味。

他在父亲常坐的那把旧椅子上坐下。那把椅子的扶手已经被父亲的手掌磨得发亮，坐垫上的羊毛毡压出了凹印，凹印的形状还留着父亲的身形。杨定军每次坐在这把椅子上都觉得自己太大，椅子的扶手刚好到他的手肘，父亲坐在上面时扶手大概在他手腕的位置。

他把信展开。保罗的字还是那样，每一笔都稳稳当当，像是用尺子比着写的。信的开头，保罗说草药手册收到了。他从吉拉尔迪的商队信使手里接到那个用油布裹着的包裹时，包裹外面沾着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尘土和罗马城外驿站的干草屑。他拆开油布，看见那本用薄木板做封面的册子，封面上用拉丁文写着书名，下面是杨定军的名字，字迹工整得像是印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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