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所以能够发展延续至今，在民族品格上确有他可取的一面，如聪明、自强不息、能忍辱负重等。但也时不时地表现出他弱点的一面，而好大喜功、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为要脸面不惜文过饰非、甚至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明显的弱点。从王莽时代的各封国编造民歌、民谣，纷纷颂扬功劳德行到大跃进时代的“六亿人民六亿诗”、“三面红旗万万岁”，能看出歌功颂德的形式有什么明显的区分吗？从古代的“功德巍巍”、“不世之业”、“自古以来未尝有也”到近现代的“丰功伟绩”、“人间奇迹”、“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能看出标榜业绩的用词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从隋炀帝乘坐巨大彩舟巡游江南到现在许多官员乘坐豪华骄车到风景名胜旅游，能看出贪图排场奢华的风气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吗？
每当危机时刻，我们这个民族确能做到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确有很强的自我牺牲精神，以至于能干出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来。但在危机过后，这个民族在日常建设中却缺乏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精神，而急功近利、得过且过、华而不实、自欺欺人、自我张扬、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投机取巧的作风却随处可见。官员求政绩、老百姓求富裕唯恐不及，恨不得有变魔术的手段，却少忧患意识、远大目光、博大的胸襟气度。
在抗洪问题上就是这样。抗洪抢险时领导干部和民工、战士能共同出生入死，但平时却疏于搞防洪建设，更不要说建设永久性的防洪工程了。正如水利行政执法人员对《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反映：“他们（指地方领导干部）平时根本不把《防洪法》当回事儿”，以致“有的地方根本不进行防洪投资而出现一座一座不设防城市……”。更难以容忍和值得深思的是，就在98'洪灾威胁即将过去还没有过去、退田还湖已成为灾后重建的共识时，长江中部一些地方却仍在大肆填湖造地，用作招商开发，建造别墅。而对灾后披露出来的水利部门大肆挪用水利建设资金，包括挪用荆江大堤建设资金的卑劣行径，就不仅仅是深思的问题了。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祖先品格中的一些弱点几乎以千年一贯制的执着一直遗传到现在；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除了随着世界性的进步、我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比古代大有提高外，就政治思维、经济思维、文化思维看，我们至今并没有超越祖先的水平。我们至今的政治思维仍然在官本位中打转转，我们至今的经济思维仍然在官化色彩很浓的商品经济中打转转，我们至今的文化思维仍然在引经注典中打转转，我们至今的治国思维仍然在古代著名的《六条诏书》中打转转。南北朝时期北周大臣苏绰为太祖宇文泰起草的《六条诏书》，第一条就是端正思想，相当于现在的提高思想认识；第二条是加强教育感化，相当于现在的抓好精神文明；第三条是发挥土地潜力，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组织好生产；第四条是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选拔好领导干部；第五条是慎用刑法，相当于现在的依法治国；第六条是均平赋税徭役，相当于现在的促进税负公平，减轻人民负担。思维水平有什么提高呢？
没有提高也罢，问题是在一些方面还比祖先褪化了，特别是和祖先中优秀的思维与做法比更是如此。例如在治水方面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据《史记》记载，禹治水“随山浚川”，根据地理水流规律进行疏治，“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后代”。大禹治水获得成功，得益于他按水的规律进行疏导式治水的方略。大禹之后古代比较杰出的治水者，大都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治水方法，并十分注意河、湖、“漕渠”的综合治理，配套发挥作用，保持自然通达。而建国以来的治水则主要依靠工程性堵蓄，将水库的调控作用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鼓吹“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人水之间展开互争之战，不但基本放弃了古代疏浚治水的方法，也无视湖泊森林对水的天然调节作用，堵河、填湖、毁林一起上，治水思维及行动趋向片面化、极端化和绝对化，洪灾焉有不频发之理。
经济思维也有褪化的问题。司马迁认为人民追求享受、荣利、财富是俗成天然，所以治经之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而几十年来搞计划经济恰恰就是采取的被司马迁列为末流的“整齐之”、“与之争”的办法，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从这种办法中跳出来。政治思维及机能褪化的问题也很明显：如对官员的弹劾批评方面，古代弹劾和被弹劾的官员可以说很多，各朝代都有一批，受同僚弹劾和批评被视为平常之事，现在的领导干部罕有弹劾和被弹劾的，同级干部即使相互批评也是难得之事，甚至被视为不正常。许多干部脆弱到经不起任何批评和不敢批评任何人，只能听好听的和只会说好听的。在官员的节操方面，古代不少正直的官员十分讲究为官的节操，不仅不贪脏枉法，而且勇于挺身而出对朝政提出批评和谏议，即使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敢于冒犯，所谓“忠臣不怕死”。有些大臣甚至敢于“驳旨封回”。现在敢于犯颜直谏特别是敢于向高层领导犯颜进谏的干部几乎找不出来。98洪灾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和这些褪化有直接关系。
西汉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德之君。司马迁曾评价说：“从汉朝建国到孝文皇帝四十多年，德业兴盛达到了极点”。考察汉文帝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他一生谨慎、谦虚、时时反省自己分不开。他曾多次下诏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汉文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连续发生两次日食后，文帝便下诏检讨：“我听说上天生育了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养和治理他们。君主不仁德，施政不公平，上天就以灾异相示，来告诫他天下没有治理好。（出乎意料）竟然在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上天向我显示了谴责之意，灾异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我对下不能治理和养育万物生灵，对上有损于日、月星辰的光辉，我的不仁德实在是太严重了。我的命令到达时，都要思考一下我的错误，以及我所知、所见、所想都达不到的地方，请求你们告诉我。并且推选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纠正我的过失。趁此机会各自整顿自己担负的职责，力求减少徭役和费用，以便利百姓”。诏书中表现了对日食的无知和迷信，但这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封建帝王，面对灾异的自责态度，和98洪灾中的一些领导干部把灾害的主要责任纷纷往老天爷身上推的做法，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
作为盛唐开创者的唐太宗，勇于纳谏的美德为后世共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唐太宗还曾下诏明确告诫官吏：“天子的诏令如果不适合于时世，就应当坚持上报，不得顺旨施行”。正是由于唐太宗这种态度，才发生魏征说服唐太宗撤回已下达诏令的事。作为一国之主，这种勇于及时纠正错误、不怕丧失威信的胸襟气概，建国几十年来曾经看到过吗？
站在新旧千年之交，必须彻底反省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直面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清洗民族性格中的污垢，继承和发扬那些可以称得上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少一点豪言壮语，多一些脚踏实地。
华盛顿领导殖民地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可谓劳苦功高。当人民一致推选他出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时，他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和春风得意，更没有构思什么未来国家的宏伟蓝图，而是忧虑重重地表示：“我将带着无异于囚犯走上刑场的心情走上总统的宝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在离开弗吉尼亚庄园前还清了所欠的债务，这个堂堂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东挪西凑才借足一百元现金，勉强能支付到临时首都上任的路费。
我们这个民族要真正在新世纪、新千年焕发青春，或者换句话说能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就必须像华盛顿当年赴任一样，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如履薄冰的心境接受新世纪、新千年的检验。
这个古老的民族需要转换的决不仅仅是治水的思路，治水的行动，而是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体制模式，中华民族背负的精神枷锁太沉重了，面临的任务太艰巨了，需要排除的荆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