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宣传的片面性、强调夸大成绩的误导性何止林业和水利，还有不少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搞农业的只说扩大耕地增产了粮食，不说垦了多少森林、湖塘、湿地和草原，搞工业的只说增加了多少产值利税，不说负了多少债，浪费了多少资源。而且方方面面各强调各的工作和成绩。农业说增产多少，林业说造林多少，水利说搞了多少水库，土地说保护了多少耕地，环保说治理了多少污染，有多少领域就有多少机构，有多少机构就出多少政绩，而不少政绩又是用平面递进推算法推出来的。诸凡植树面积、水土保持面积、人均纯收入、产值产量，都可以用这种办法推出来。还有的“政绩”是不计代价“干”出来的，但宣传或汇报时却往往不提付出的代价，而只说干出的“政绩”。就像宋朝苏轼批评当时一些官员邀功请赏的办法：“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隐瞒而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功劳成绩”。诸如此类的一些做法加上一级抓一级、一级向一级负责的体制，是不可能不出政绩、又是不可能不掩盖问题的。从一定意义说，98洪灾就是有关方面长期突出政绩、掩盖问题积累的苦果。

问题是，即使是在灾后很多年了，人们也没有看到那个有关部门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作过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过一定责任。相反，却仍然时不时地看到标榜有关部门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重要贡献的报道。一些新闻报道仍然围绕植树造林面积每年以“多少万公顷的速度推进、累计植树造林面积已达到多少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已由“某某年”的“百分之多少”增加到现在的“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的水土流失面积和沙漠化面积得到控制等很难得到证实、更难和进一步遭到破坏的生态面积进行比较的“部门化”的数字大作文章，继续为某些部门的脸上贴金，宣扬其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绩。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史，突出政绩又往往和搞工程连在一起。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水利工程。几十年来，全国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以及建造了难以计数的泵站、水闸、涵洞、灌渠等。其中一些工程规模很大，如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长江葛州坝水利工程、在建的三峡水利枢纽，还有不少省级大型水库。无庸置疑，这些水利工程在抗旱、防洪以及其他方面的确发挥了大的作用，中国农业有今天，水利建设功不可没。但也必须看到：第一，长期以来，上水利工程主导思想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而很少从水是自然基础、立国基础角度去考虑，这就容易使水利建设走向片面和追求急功近利的误区。多少年来，一方面是年复一年地大上水利工程开发水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不重视节水造成水资源的巨大浪费，以至于出现水资源开发得越多、缺口越大的现象。第二，工程性治水自身具有局限性及副作用。如修建水库对自然生态的不良影响；水利设施容易淤积（截至目前，在8万多座水库中，废库病库已占三分之一）；上游大修水库、中游截潜打井对下游水资源造成大的破坏，是导致泾流干涸、地下水枯竭的重要原因。第三，多年来一些地方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上高难水利项目，以显示“改造大自然”的“雄伟气魄”，却往往得不偿失。第四，当许多人还仍然痴迷于水库的功能时，西方国家却早就开始了治水的战略性转移，由依靠工程治水转向非工程治水。

其实，工程治水只是工程治国的一种表现而已，建国以来走的就是一条工程治国的道路。铺摊子、上项目、搞规划，成为治国的主旋律，而且热衷于铺大摊子、上大项目、搞大工程、订大规划。这样一来，工程治国往往又和好大喜功搅在一起。几十年来，被冠之以“人间奇迹”、“史无前例”、“举世罕见”、“宏伟”、“伟大”、“跨世纪”的工程、项目、规划、蓝图究竟搞了多少，恐怕难以统计。然而细细缕缕，实实在在够得上这种称号的又能找到几个、实现了几个呢？

集几千年的经验教训，中国早就需要两大“跨世纪”工程。一是能达到“百年一遇”标准的大江大河堤防工程。在日本，一级河流的重要河段、次要河段和二级河流的城市河段已分别达到100-200年一遇、50-100年一遇的标准，在美国，密西西比河达到150-50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其他河流的城市和重要经济区堤防段达到100年一遇的标准。而我国主要江河的主要河段却只能达到10-20年一遇的标准，一般中小河流的防洪标准更低。近半个世纪河道堤防建设一直没有摆脱应急性的修修补补，结果累年下来耗费了大量资金，每次大汛、抢险救灾再投入大量资金，而被动抗灾、疲于奔命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观。二是强基固本的全民性节水工程。对中国来说，旱魔的威胁比起水患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方面因为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另一方面因为水资源严重短缺。且由于气候变化加上水源涵养条件遭到破坏、自然水补给量呈减少趋势，而用水量的不断增大又加剧了这种短缺。所以从长远看，干旱缺水更是中国的心腹大患，因而建立全民性的节水工程势在必行。但恰恰是这样的工程很长时间内未被摆上议事日程，甚至连这种工程意识都缺乏。不缺乏的是耗资愈来愈大、开发愈来愈难、工程愈来愈宏伟的水资源利用项目。造成越开发水越少、水越少越要开发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作为立国基础的水本条件便越来越薄弱了。

多少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从一个划时代走向另一个划时代、从一个新局面走向另一个新局面。当然也有教训，有过严重挫折，但那差不多都是事过境迁后才总结出来的。就当时看，正面的、公开的提法几乎没有一次决策不是完全正确，没有一次贯彻决策的行动不是取得重大胜利。

当然，泼冷水的评论并非没有出现过，切中弊病、具有重大价值的意见也并非没有提出过，但由于体制思想的偏好，这些评论和意见不是被公开粗暴的压制，就是被淡化式的压抑。马寅初控制人口的意见曾被粗暴地压制，压制的结果是后来人口的膨胀，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泼冷水论调被粗暴地批判，批判的后果是20世纪60年代初老百姓被大批饿死。这还一个是北京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的意见，另一个是政治局委员、战功赫赫的元帅言论。改革以来，对不同看法公开批判、打倒的粗暴压制很少见了，但对揭露式的言论，对能切中时弊、颇有价值、然而属于“歧议”式的意见，还是禁忌重重。不是难以说出来，就是只能说一说拉倒（包括发表）。来自民间小人物的“歧议”更是如此。

据我所知，有这样三篇和生态环境有关的文章本来很应当引起社会重视却被忽视了。一篇是1988年发表在《新观察》第2期题目为《伐木者，醒来！》的报告文学，作者是徐刚。1988年第3期《新华文摘》节选了第一章，笔者看到的就是这一章。单就这一章看，便足以令人惊心动魄。文中描写了地方官员、有关部门、无知或贪婪的群众如何肆无忌惮地破坏森林植被，以至“无论在阳光下还是月光下，只要屏息静听，就会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中国的滥伐之声，正是这种滥伐的无情、冷酷、自私组成了中国土地上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越穷越开山，越开山越穷；越穷越砍树，越砍树越穷”。可以看出，为写这篇文章，不！为了警醒世人对肆意破坏植被的关注，作者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劳苦，字里行间充满了忧患感、悲愤感和深沉感。我在十年前看了这篇文章，而十年来每当接触到有关生态环境的问题时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这篇文章。再一篇是1991年12月13日发表在《中国科学报》上题目为《治理太湖、淮河三大要害问题尚需深入论证》的文章，1992年第2期《新华文摘》摘要转载。这篇文章对治水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治水思想，如“深淘河，低作堤”的思想，保护天然湖泊、按照自然水态规律治水的思想，历史地、全面地研究各大河、湖建设的思想。更可贵的是明确提出：“国家应该改变重救灾、轻防灾的精神状态。不可救灾轰轰烈烈，防灾颇觉冷清，以促使我国进入防灾胜于救灾的科学时代”！据《新华文摘》介绍，这篇文章的作者杨联康曾花费1111天的时间第一个徒步考察了黄河、长江全程，此外还考察过嘉陵江、汉水、淮河、京杭运河、海南三大河流全程、中国沿海全线，涉及全国279个地区和1065个县（市）。还有一篇题目叫做《中国林业：“双增长”背后的隐忧》，发表在1996年第7期《了望》上，由三篇文章组合而成：一是《热忱，还能支撑多久？》，二是《中国林业的三重窘境》，三是《中国林业该向何处去？》。作者是浦树柔、沈照仁。这篇文章发表之际正是宣布中国森林面积、蓄积量“双增长”的消息后不久，一些人的自我感觉还在风光之时。可作者在这组文章中揭露出来的却是“忧心忡忡”的内情，“巨大反差”的真相。包括森林职工的惨境、森林生产力持续衰退和质量大幅下降以至无林可采的窘况，造林运动存在的致命误区，林业投入惊人的低下等。特别是提出中国造林和外国造林的主要差距就是差在种苗上的观点，更是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