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六月十五日,在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圣母院开的。九十五个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只参加过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议。他是一个山区的主教,平时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和自然环境接近惯了,他觉得他给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迪涅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去得那样仓促,他回答:“他们见了我不顺眼。外面的空气老跟着我跑到他们那儿去。我在他们的眼里就好象是一扇带不上的门。”
另一次,他还说:
“有啥办法?那些先生们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只是一个干瘪瘪的乡下主教。”
他不时作怪,确是惹人嫌,有一晚,他在一个很有地位的同行家里,说出了这些话,也许是脱口而出的:“这许多漂亮的挂钟!这许多漂亮的地毯!这许多漂亮的服装!这些东西好不麻烦!我真不愿意听这些累赘的东西时常在我的耳边喊‘许多人还在挨饿呢!许多人还在挨冻呢!穷人多着呢!穷人多着呢!’”我们顺便提提,对华贵物品的仇恨也许是不聪明的,因为这种仇恨隐藏着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对教会中的人而言,除了表示身份和举行仪式之外,使用华贵物品是错误的。那些东西仿佛能揭露那种并非真心真意解囊救贫的品行。教士养尊处优,就是离经叛道。教士应该接近穷人。一个人既然日日夜夜和一切灾难、苦痛、贫困相接触,难道在他自己身上竟能够不象在劳动中沾上一些尘土那样,一点也不带那种圣洁的清寒味吗?我们能想象一个人站在烈火旁而不感到热吗?我们能想象一 个工人经常在熔炉旁工作,而能没有一根头发被烧掉,没有一个手指被熏黑,脸上没有一滴汗珠,也没有一丁点儿灰屑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仁慈最起码的保证,便是清苦。这一定就是迪涅主教先生的见解了。
我们还不应该认为他在某些棘手问题上,会愿意去迎合那种所谓的“时代的思潮”。他很少参加当时的神学争辩,对政教的纠纷问题,他也不发表意见;但是,如果有人向他紧紧追问,他就好象是偏向罗马派方面而并不属于法国派1。我们既然是在描写一个人,并且不愿有所避讳。我们就该补充说明,他对那位气势渐哀的拿破仑,可以说是冷漠的。一八一三年2以后,他曾经参与,或鼓掌赞同过各种反抗活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3回来时,他拒绝到路旁去欢迎他,“在百日帝政”4期间,也不曾替皇上布置公祭。
除了他的妹妹巴狄斯丁姑娘以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当过将军,一个当过省长。他和他们通信频繁。有个时期,他对于第一个兄弟很冷淡,因为那个兄弟原来镇守普罗旺斯5。戛纳登陆时那位将军统率一 千二百人去截击皇上,却又有意放他走过。另外那个兄弟,当过省长,为人忠厚自持,隐居在巴黎卡塞特街,他给这个兄弟的信就有比较多的手足之情。
由此可见,卞福汝主教也偶尔有过他的政见、他的苦闷、他的隐情。当年爱憎的暗影也曾穿过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当然,象他那样的人最好是不带政治见解。请不要把我们的意思歪曲了,我们所说的“政治见解”并非是指那种对进步所抱的热望,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构成各方面真诚团结的内在力量的那种卓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这些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必深究那些只间接涉及本书的内容的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假使卞福汝不是保王党,假使他的目光从来一刻也未离开过他那种宁静的信仰,并能超然于人世的风云变幻之外,能在信仰中看清真理、公正、慈善等三道纯洁光辉的放射,那就更加美满了。
尽管我们承认上帝之所以创造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为了一种政治作用,也仍然能够了解和钦佩他为人权和自由所提出的抗议,即他对那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抱的高傲的对立态度和公正而危险的抗拒行为。但藐视一个失势的人究竟不如藐视一个得势的人那样使人快意。我们只爱具有危险性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最初参加斗争的战士才有最后歼灭敌人的权利。谁不曾在全盛时期作过顽强的抗议,等到垮台之时,谁就不该拥有发言权。只有控诉过胜利的人才有权裁判失败。至于我们,在上天不佑、降以大祸时,我们只能听之任之。一八一二年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一八一三年,那个素来缄默不语的立法机构,在国难临头时居然勇气焕发,大放厥词,这样只能令人齿冷,何足鼓掌称快?一八一 四年,元帅们出卖祖国,上院从一个污池掉进另一个污池,始则尊为神人,继乃横加侮渎,从来都崇拜偶像,忽又中途变节,反唾其脸,这些事理应引起我们的反感;一八一五年,最后的灾难步步进逼了,法兰西1从一六八二年起,法国天主教以国内教士代表会议为处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完全接受罗马教皇的命令,为法国派(galli),主张完全依附教皇的称罗马派(ultramontain)。直到一八七 0年,法国天主教才完全依附于罗马教皇。
2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政权已濒于崩溃,英、俄筹七国联军进逼,国内工商业发生危机,由于缺乏劳动力,增加税收,大量征兵,资产阶级开始动摇,人民纷纷逃避兵役,老贵族也乘机阴谋恢复复旧王朝。
3拿破仑在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被迫退位后,即被送往厄尔巴岛。王朝复辟,执行反动政策,人民普遍不满。拿破仑乘机于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在南方港口茹安(在戛纳附近)登陆,进入巴黎。
4拿破仑三月一日在茹安登陆,六月二十二日第二次退位,那一时期叫“百日帝政”。
5普罗旺斯(provence),法国南部一剩因大祸临头而危险了,滑铁卢似乎也展开在拿破仑眼前隐约可辨了;那时,军士和人民对那个祚运已尽的人的壮烈欢呼绝无什么令人发叹的,并且,先不论那个专制魔王是个怎样的人,值此千钧一发之际,这伟大的民族和这伟大的人杰间的紧密团结总还是庄严动人的,象迪涅主教那样一个人的心,好象不应该熟视无睹。
除此而外,无论对什么事,他从来总是正直、诚实、公平、聪明、谦虚、持重的,好行善事,关心别人,这也是一种品德。他是一个神甫,一个贤达之士,也是一个伟丈夫。他的政治见解,我们刚才已经批评过了,我们也差不多还可以严厉地指责他,可是应当指出,他尽管抱有那种见解,和我们这些现在在此地谈话的人相比,也许还更加厚道,更加平易近人。市政府的那个门房,当初是皇上安派在那里的。他原是御林军里的一名下级军官,奥斯特里茨1战役勋章的获得者,一个象鹰那样精悍的拿破仑信徒。那个倒霉鬼会时常于随意中吐出一些牢骚话,那是被当时的法律视为“叛逆言论”的。自从勋章上的皇帝侧面像被取消之后,为了避免佩带他那十字勋章,他的衣着就从此不再“遵照规定”(照他的说法)。他亲自把皇上的御影从拿破仑给他的那个十字勋章上虔诚地摘下来,那样就留下了一个洞,他却绝不愿以其他的饰物来代替。他常说:“我宁死也不愿在我的胸前挂上三个癞蛤蟆!”他故意大声挖苦路易十八2。他又常说:“扎英国绑腿的烂脚鬼!快带着他的辫子到普鲁士去吧!”他以能够那样把他最恨的两个东西,即普鲁士和英格兰,连缀在一句骂人的话里而感到得意洋洋。他骂得太起劲了,以致丢了差事。他带着妻子儿女,无衣无食,流落街头。主教却把他招来,轻微责备了几句,派他去当了天主堂里的持戟士。
米里哀先生在他的教区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甫,是公众的朋友。
由于他行为圣洁,作风和蔼,九年以来,卞福汝主教使迪涅城里充满一种柔顺的推崇。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被人民接受,默默宽宥了,人民原本是一群善良柔弱的牛羊,他们崇拜他们的皇上,同时也爱戴他们的主教。
1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在捷克境内,一八 0五年,拿破仑在此战胜奥、俄联军。
2路易十八是路易十六的兄弟,拿破仑失败后,他在英普联军护送下回到巴黎,恢复了波旁王室的统治。
十二 卞福汝主教门可罗雀
常有成群的青年军官在将军的周围,在主教的周围,几乎也常有成批的小教士。这种人正是可爱的圣方济各?撒肋1在某处所说的那些“白口教士”。任何事情都有追求者,追随着此中的成功者,世间不存在一 种无喽罗的势力,也不存在一种无臣仆的尊荣。指望前程远大的人,都围绕着目前的显贵奔走钻营。每个主教衙门都有它的幕僚。每个稍有势力的主教,都有他那群天使般的小修士在主教院里巡逻,照顾,守卫,以图博得主教大人的欢心。获取了主教的赏识,也就等于福星高照,有充当五品修士的希望了。求上进是人之常情,上帝的门徒是不会亏待他的下属的。
在别的地方有高大的帽子,在教堂里也同样有峨的法冠。这种人也就是那些主教,他们有钱有势,坐收年息,手腕灵活,受到上层社会宠信,善于求人,当然也善于使唤人,他们指使整个主教区的教民亲自登门拜谒,他们充当教会与外交界之间的桥梁,他们足够做教士而不足以当神甫,足够做教廷执事而不足以当主教。接近他们的人都皆大欢喜!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把肥的教区、在家修行人的赡养费、教区督察官职位、随军教士职位、天主堂里的差事,雨点般撒在他们周围那些殷勤献媚,博得他们欢心,长于讨好他们的青年们的头上,以待将来加上主教的尊贵。他们自己高升,同时也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他们的光辉把追随他们的人都照得发紫。他们一人得志,众人也托福高升。老板的教区越广,宠幸的地盘也越大,并且还有罗马在。由主教而总主教而红衣主教的人可以提拔你为红衣主教的随员,你进入宗教裁判所,你会得到绣黑十字的白呢飘带,你就做起陪审官来了,再进而为内廷机要秘书,再进而为主教,并且只须再走一步就由主教升为红衣主教了,红衣主教与教皇之间也不过只有一点选举的过常凡是头戴教士小帽的人都可以梦想教皇的三重冕。神甫是今天唯一能按部就班升上王位的人,并且那是何等的王位!至高无上的王位。同时,教士培养所又是怎样一种培植野心的温床!多少腼腆的唱诗童子,多少年轻的教士都顶上了贝莱特1的奶罐!包藏野心的人自吹能虔诚奉教,自以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也许他确有那样一片诚心,谁知道?沉溺日久,自己也变得莫名其妙。
卞福汝主教没有被人列入那些高贵的主教里面,他谦卑、清寒、淡泊。那可以从在他周围完全没有青年教士这一点上看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巴黎“毫无成就”。没有一个青年愿把自己的前程托付给那样一个孤独老人。没有一株有野心的嫩苗动过靠他发迹的傻念头。他的那些教士和助理主教全是一些安分守己的老头儿,和他一样的一些老百姓,和他一同呆在那个无福产生红衣主教的教区里,他们就象他们的那位主教,不同的地方只是:他们是完了事的,而他是成了事的。大家都1方济各?撒肋(francoisdesales,1567—1622),日内瓦主教,他重振了天主教势力。
1拉封丹(lafontaine)的寓言谈到一个送奶的姑娘,叫贝莱特,她头上顶一罐奶进城,一路梦想把奶卖了,可以买一百个鸡蛋,孵出小鸡养大,卖了买猪,猪卖了又买牛,牛又生了小牛,她看见小牛在草地上跳,乐到自己也跳起来,把奶罐掉在地上,结果是一场空欢喜。
觉得在卞福汝主教跟前没有发迹的可能,以致那些刚从教士培养所里出来的青年人,经他任命为神甫之后,便都转向艾克斯总主教或欧什总主教那里去活动,迫不及待避开了他。我们再说一次,因为凡人都愿意有人提拔。一个过于克己的圣人便是一个可以误事的伙伴,他可以连累你陷入一条无可救药的绝路,害你关节僵硬,行动不得,总之他会要你奉行你不愿接受的那种谦让之道。因此大家都逃避那种癞疥似的德行。这就是卞福汝主教门庭冷落的原因。我们生活在阴暗的社会里,向上爬,正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慢性腐蚀教育。
顺便提一句,成功是件相当丑恶的事。它貌似真才实学,而实际是以假乱真。一般人常以为成功和优越性几乎是同一回事。成功是才能的假相,受它愚弄的是历史。只有尤维纳利斯1和塔西佗2在这方面表示过愤慨。在我们这时代有种差不多被人公认为哲学正宗的理论,它成了成功的仆从,它标榜成功,并不惜为成功做苦差事。你设法成功吧,这就是原理。富贵就等于才能。中得头彩,你便是一个出色的人才。谁得势,谁就受人尊崇。只要你的八字好,一切都大有可为。只要你运气好,其余的东西也就全在你的掌握中了。只要你事